她被称照妖镜 这位美女公知如何与中国老男人公开对弈(组图)
“俞飞鸿真是老男人的照妖镜,谁照谁露丑。许知远冯唐窦文涛现已挑战失败”,中国大陆影评人沈嘉柯在微博里如是写道。 近期围绕中国大陆女演员俞飞鸿的讨论颇多,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从现有的评论文章来看,男性的讨论主要关注于大龄单身女性的精神问题、如何看待性的问题等;而女性则更多地关注于俞飞鸿身上散发的独立女性的气质,以及坚守自己不使自身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是女性在时代中不断进步的优秀样本之一。
其实,就俞飞鸿本人来讲,从此前的报道来看,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光环和炒作的人。
这次再进入公众舆论源自此前的两个视频:分别是去年许知远在节目《十三邀》里访问俞飞鸿;以及俞飞鸿在几年前跟冯唐、窦文涛对话节目《锵锵三人行》中的表现。在《十三邀》里,许知远抛给俞飞鸿的问题,基本离不开性、情爱、潜规则。而俞飞鸿在节目中不动声色予以温柔又坚定的反击;与冯唐、窦文涛对话的这期《锵锵三人行》,拍摄于2016年。两年后,被翻出来重新审视。
俞飞鸿因为此前的两则视频再度进入中国公众舆论空间被热议(图源:VCG)
节目中主持人问,“你觉得老一个人待着,精神正常吗?”,同时,念了一份报告,报告内容说的是:单身或导致蔡英文政治风格偏向极端化。俞飞鸿没有正面给予回击,而是举了她和窦文涛共同的单身朋友的例子,这些单身朋友活得很好,精神世界很丰富,当然他们是男性。最后一句反问:(男性单身正常),女性单身就会不正常吗? 在讨论这期节目时,舆论大多指向冯唐与窦文涛的油腻。
但是也有文章指出说,对他们节目中对话的片面截取,使表达的意思发生歪曲,是在断章取义。就比如说上面提到的“你觉得老一个人呆着精神世界正常吗?”,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可以发现,窦文涛先是念了一段王卫星的文章《单身或导致蔡英文政治风格偏向极端化》,该文提出一个观点:“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作为单身女政客,她没有爱的情感拖累,没有“家”的掣肘,没有子女的牵挂,在政治上的行事风格与行事策略,往往偏向情感化、个性化、极端化发展。”继而窦文涛才将问题抛向俞飞鸿。而网络的视频截图,使得部分网友并未了解到这句话之前的铺垫,只见一句“精神正常吗?”,从而达到了舆论哗然和夺人眼球哗众取宠的效果。
公允地讲,节目中对女性单身、性、潜规则等的问题,在经过这样的“重点突出”后,更进一步强化了所谓直男癌、油腻中年男和大龄单声女性思想上的冲突。如果说,长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是对一些单身女性不友好的社会土壤,那么这些人为制造的冲突则戏剧性地加强了这种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在各自拥趸,在拥护与反拥护的阵营中,俞飞鸿被动地成为一个工具化的样本,被不少人用来作为反对男权、甚至攻击油腻中年男的一个盾牌。
而这期《锵锵三人行》之所以邀请俞飞鸿,当然也是因为她的单身是具有代表性的,她的思考观点大多是超前于主流观点的,是女性思想进步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而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定义以及观察的眼光依然停留在传统中不能与时俱进的时候,这种冲突以及“俞飞鸿现象”也便变得自然而然。
对俞飞鸿的“消费”,有观点认为这是节目组刻意营造的效果,因为窦文涛与俞飞鸿私下是好朋友,依窦文涛对俞飞鸿的了解,很多问题显然多此一举。但不妨冷静地思考一下,窦文涛在节目中的角色是主持人,他的发问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代表着社会普遍意义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与疑惑。比如说,单身女性对性如何看待,多数人怀着好奇的心态想一探究竟。
俞飞鸿现象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土壤(图源:VCG)
其实,早在2005年,俞飞鸿上《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时候,窦文涛就抛出过更刺耳的问题:作为一个花容月貌的女人,没有成家也没有生子,有没有觉得浪费?从中可以看出,对女性角色的主要定位在于生育。而这样的问题,放在当下,对一些精神上已经独立的女性来讲,可能反感的并不是在于生育这个问题,而是这样的问题容易把对女性的标靶定位于单一的生育,而忽略个体在社会中自我价值的实现。
也鉴于此,通过节目中主持人的提问,以及后续舆论的种种反应,众人将自身对于女权、单身和婚姻的认知强加到“俞飞鸿们”的身上,以她们的言论作为工具来攻击社会中的男权压迫。
这场“老男人照妖镜”的风波中,俞飞鸿的回答,其实是拎出来了男女被差异化对待的现象,这样的现象显然不仅仅发生在婚姻选择的层面,单身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最直接、最赤裸的出口。
俞飞鸿,可以被定义为是女性在社会进步中的一个范本,或者说范本之一,之所以成为不少女性的偶像,是女性自我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投射。就像王菊在《创造101》中爆红一样,背后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很多拥趸在她们身上看到自我的影子,借助这个客体来实现自我。
俞飞鸿,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当代女性的偶像,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俗世对女性的偏见、歧视,以及愚蠢。但同样,在俞飞鸿身上需要警惕一种现象,大众在给予公众人物一个足够完美的人设后,往往希望这个人设能够按照大众既定的规划去走,一旦稍有偏离,也不乏被残忍棒喝的状况发生。 俞飞鸿,不管是成为用来攻击男权的工具,还是对追求精神世界的女性作为标杆一样的存在,首先,她是一个多元的、成熟的女性。
工具的功用是否应建基于理性的成熟之上? 美国作家特雷斯特在《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中曾提出,“既然女性跨入成年不再由早早地结婚嫁人来界定,那么理应有一整套新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是否成熟。这是亟需认真讨论的问题”。作者长期聚焦于对女性单身群体的观察,这也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一种现象。
的确,如何确定一套新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是否成熟,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这不是男权女权的对弈,背后是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的良性互动,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