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尺度涉敏感题材 《我不是药神》或成中国电影新起点（组图）

中国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在点映之后被预测票房或要卖到3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口碑也被称炸裂，几乎是零差评。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同时该影片也被认为或将成为中国电影的新起点。 

最早，这部在上海电影节千人首映后收获赞誉的影片，大家对其预测票房在10亿元人民币左右，大规模的点映、首映礼后，预测票房则是提升到20亿元人民币。但最终通过各方的反响与数据支撑，这部影片的票房卖到30亿元人民币被观察人士认为已经毫无悬念，并具备冲击今年暑期档甚至是年度票房冠军的潜力。 

这部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影片中的人物原型是一名叫陆勇的男子。陆勇34岁那年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元人民币。由此，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便和药联系在一起。他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他也因此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他登上过中国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我不是药神》这一部电影的原型。 

他能够成为影片主人公的原型，在于其本身的行为以及背后的这一群体在中国具有的代表性意义，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当下的生活现实在影片中的直观的反应。虽然根据影片的需要，对陆勇的形象进行了改动，但背后的进口药品价格问题、专利问题、法律问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刻画。故该影片也被认为是突破了尺度的限制，敢于触碰医疗等敏感话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也被承载了新的希望。 

中国大陆新媒体《虎嗅网》在评论文章中指出：在《我不是药神》出现之前，让中国电影人最烦恼也最常提起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题材不让拍”。那么到底是不让拍，还是不敢拍，又或者是不去拍？ 

其实，我们真正去有勇气去触碰的题材还是少数，红线自然不会松动，真正有悖于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也注定是没有市场的。这两天《我不是药神》各种的刷屏，让电影从业者、媒体和影迷都惊叹影片的尺度突破，毕竟敢于去谈论医疗、医药等敏感话题，在以往的中国电影中是很罕见的。 

而被拿来对比最多的影片是美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不少媒体也指出《我不是药神》整体风格、宣传物料、海报等很贴近韩日的电影风格，更像韩国电影《熔炉》和《素媛》等。 

韩国电影在审查制度调整之后，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不仅推动了电影产业的发展，还在现实层面对本国的政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韩国近年广为称道并为中国所艳羡的几部电影主要集中于《辩护人》、《出租车司机》、《熔炉》、《1987》和《检察官外传》等。《辩护人》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以20世纪80年代的釜山为背景，影片聚焦在主人公担任律师时，负责釜林事件辩护的事件。因电影《辩护人》的上映，“釜林事件”再次成为韩国社会话题，案件于2014年进行复审，33年前曾被定罪的5名被告被法院认定无罪，终于洗刷了多年的冤屈。 

而中国总感叹韩国和印度电影不断用现实主义题材来试图讲述社会的弊端，也总说近些年内地电影市场一直不太景气，而且缺乏对人、对己的关怀。去年在影视方面，中国谍战电视剧《风筝》的上映、电影《芳华》的上映，被认为是或可触碰敏感题材的一个信号。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一些电影人普遍认为能够言说的空间太窄，像《风筝》和《芳华》等时历史主义题材，也并不是反应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 

拍摄现实主义题材，对于当下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但正如他们感叹或感受到的，在中国较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找到表达的平衡点极为困难的。但客观地讲，这种创作难度，其他国家地区的电影人也同样需要面对。 

去年上映的《嘉年华》，在反应性侵问题上，也是结合了当下的社会痛点，但并没有引起太强烈的反响。而《我不是药神》，从上文描述的种种迹象来看，已经被不少电影人认为或将成为中国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一个典范，中国电影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至于，这类切实反应社会政治文化还有民生热点的现实电影是否能够呈现井喷的态势，或许目前来看，并不能太乐观。但，至少已经看到燃起的希望。 

在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宏大叙事之外，《我不是药神》的出现以贴近生活化的视角，唤起了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在观看该影片的意愿上，性别比例也没有明显差异，也就是说，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话题的普遍性，这也许是《嘉年华》所欠缺的。 

如果《我不是药神》能够敲开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大门，那么，如果在此基础上，也能够借着电影的影响力推动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改善，对中国的民众而言，则又是一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