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占领立法会 反修例运动的日常转向（图）

7月1日暴力占领立法会，成为颇具“港版太阳花学运”象征意义的反修例运动的巅峰标志，也是其合法性自我消解的决定性起点，运动由盛转衰，进入面向日常法治的责任追究及反责任追究的新周期。占领立法会是香港反修例运动异化变质的体现。香港是法治社会，在占中运动中已突破“违法性禁忌”，此次升级突破“暴力性禁忌”，造成对法治权威与根基的进一步动摇及侵蚀，应当引起香港社会尤其是法律界严肃反思和应对。陈弘毅教授在7月1日的个人独立声明中谴责暴力及公民党（法律大状党）声明的有关立场，折射出香港法律界已出现反思和忧虑取向。

要求取消对施暴者的法律追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非分要求，不仅是反法治的，也违背了“公民抗命”传统下对违法有责的认知，是一种公然违法又公然要求免于处罚的极端政治挑衅行为。如果放弃检控，则香港法治权威扫地，以后任何社运人士无所顾忌，皆可以动机高尚为暴力行为免责，催生一种误导青年及社会的“抗争无罪，造反有理”的非理性法律文化，贻害无穷。

香港反对派对暴力的美化就是对法治、理性、良知与正义的践踏。而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如果完全牺牲警察权威与执法合法性，屈服于异化的社运压力，就距离“无政府状态”这样的政治上极端形态不远了。特区政府负有宪法及基本法上维护香港法治及保护公民权利的宪制性责任，没有权利放弃检控，委曲求全，否则构成严重失职甚至违法，需要被追究政治及法律责任。中央政府是香港管治与法治的最终责任人，这一宪制角色来源于宪法及基本法，因而中央政府有责任及义务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检控及恢复香港社会基本秩序。

从比较法及国际通行惯例来看，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或地区会对这样的社运暴力行为予以免责。如果同样行为发生在英国或美国，相信肇事者会遭遇到更为严厉的执法及检控定罪。香港法治应当保持与国际法治的类似认知及水准，坚决维护自身的权威与效力。

客观而论，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的人权与自由提供了非常充分的保障，香港法治与自由指数历来在国际排名中名列前茅。但人权保障不是无界限的：其一，人权首先应当与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相协调，不得危害国家相关法益，这是“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法秩序要求；其二，人权应当与香港本地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相协调，应当符合香港本地法例上有关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保护性规定，不得凌驾公共法益之上；其三，人权的行使与保护不应当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需要符合密尔的“禁止伤害”原则，这也是香港法院及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共识性理解。

香港反修例运动出现大规模群体违法及部分人士涉嫌暴力犯罪的情形，法治权威已经实际受损，社会秩序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其他公民的安全、自由与财产受到威胁。在这种条件下，香港的司法机构应当在法益衡量时适当偏向维护法治权威性，根据基本法及有关普通法判例合理确定抗争权利与公共秩序的法律边界，在保障和修复公共秩序的条件下兼容思考对抗争者权利的保护。

关于国际社会的干预，我们需要再次检视。英美的频繁干预显示出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及国际化背景，也折射出此次反修例运动与国际反华势力的渗透操纵有关。香港回归以来，干预香港问题的主要责任已由英国转向美国，但英国基于殖民主义残余思维及利益思考方式仍在持续其干预行为，比如此次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的香港问题言论就是较为典型及更为彻底的一种干预形式。亨特的言论与立场缺乏最基本的外交与国际法常识，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性质与效力也做了错误的理解和解释，对英国干预行为的法理基础做出了错误的认定。这些干预行为及其法理错误已得到刘晓明大使及中国有关部门的严正驳斥及否定。

客观而言，香港反对派“挟洋自重”与国际势力公开干预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一种重要的威胁，而且可能造成香港民主运动及其前途的损害。香港民主发展，在基本法下应当兼顾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香港反对派及国际势力联合施压及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必然造成香港民主发展的“国家安全困境”。香港反对派只有转变为基本法下的“忠诚反对派”，只有在国家基本利益问题上与国家站在一起，才能取得中央基本的政治信任，也才具备基本法上民主进一步发展的安全条件。

在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及实力型大国之后，所谓的“挟洋自重”及外部干预只能是一种政治幻想及口炮式的外交口水仗，根本无益于香港任何主要问题的解决。期望国际势力保护香港人权及民主，是一种落后世界观下的政治浪漫主义幻想，不符合当代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基本现实，也不符合宪法与基本法的秩序框架。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