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春父亲曾劝她退出娱乐圈 心疼女儿拄拐杖上台（组图）

“我其实是对人群有恐惧的。你觉得这个东西并没有对你造成伤害，但突然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你自己意识到原来我是受过伤的。”

几年前在台北夜市，突然一种失控感降临，李宇春一直往前走，不敢停步，害怕别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但并没有人认出她。“我其实是对人群有恐惧的。你觉得这个东西并没有对你造成伤害，但突然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你自己意识到，原来我是受过伤害的。”

但没有别的选择了。李宇春深知这一点。

一汪湖水

吴彤觉得自己必须去见李宇春，否则他将失去这张流量王牌。此时是9月24日，浙江卫视演技竞赛类综艺《我就是演员》开录一周前，游说李宇春加入的工作已经进行了4个月，就在作为总导演的吴彤以为大功告成时，他收到消息，李宇春团队萌生退意。

第一时间即行动，从杭州赶至北京，已是凌晨。吴彤感到李宇春崩溃了，“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都到极限了”。他见到的她，“面无表情，丝毫没有笑意，非常严肃”。

如果总导演的描述成立，这将是李宇春演艺生涯里难得出现的崩溃时刻。就像一汪湖水，在大众印象中，这位35岁的女星从出道以来，总是保持着一种异于常人的镇定。

2013年，李宇春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参加MTV欧洲音乐大奖的颁奖礼。与国内颁奖不同，那个结果是未知的，她将与EXO、贾斯汀 · 比伯等人竞逐全球最佳艺人奖。奖项揭晓一刻，李宇春的名字被念出。在那样一个场景下，击败那样的对手，再怎么激动都是可以理解的。刚加入团队的宣传总监以为，李宇春下台后一定会非常兴奋，但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看到的是一张淡定的脸，他只有压下与她击掌的冲动。

这种处事风格大概可以追溯到李宇春的少年时期。她的父亲向《人物》回忆，当年她报考四川音乐学院，公布结果时父女俩去看榜，一堵墙看下来，名字没在榜上。李宇春坐在街边发呆。父亲不甘心，撇下女儿折回去又看了一遍，发现拐角的墙上还贴着一批名单，这次，找到女儿的名字。他兴奋极了，喊女儿回头来看。女儿松了一口气，比父亲还要镇定，并没有“当时就跳起来那个感觉”。

“在我的印象里，基本上没有那种很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父亲说。

“挺淡的。”这是周边采访中描述李宇春常常出现的一句话。不要期待她能够眉飞色舞地说“太棒了”。“她很少表达出很明确的确定性的兴奋。她始终有一个距离感，我并没有在任何人身上体会到那种感觉。”常年与李宇春合作的摄影师许闯对《人物》说，她很少当面肯定别人。

李宇春是网络暴力第一代的受害者。自她出道以来，因为干练、短发的中性形象，她遭受过铺天盖地的调侃、抹黑与侮辱。她没有公开反抗过，甚至鲜有解释与自辩。从表面上看，她好像与狂热、仇恨情绪生活在一个平行空间里，完全不为所动。2016年，QQ音乐颁奖典礼，当晚在公布最大奖项，最具影响力女歌手时，大屏幕播放出李宇春的获奖资料，视频配音念出的却是：最具影响力男歌手李宇春。那个直播在后来变成一场腾讯的全面危机，愤怒的李宇春粉丝“玉米”们发动了反攻，腾讯旗下多个App的评分一度被拉低到一星半。腾讯当时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人物》，危机最终化解前，那几天过得极其漫长，就连马化腾也亲自参与了处理，腾讯音乐高层年终奖取消。

但这一切和李宇春本人没有直接关系。

事情发生的那一刻，经纪人杨柳从震惊到愤怒，她根本无法说服自己，那个是无心之过。台下“玉米”一片沉默，“大家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李宇春似乎置身事外。杨柳看着她，站起来，走上台领奖，道谢，一切非常得体。

宣传问她是否取消之后的群访，李宇春淡淡地说：“不取消。”果然，她被问到如何看待这个现场乌龙。她平静地讲出对整场典礼的感受，指出那些令人遗憾的疏漏，她更多在谈论别人而不是自己。“李宇春式优雅”随后登上了热搜。

所有这些故事都在论证她的波澜不惊。那么9月24日，吴彤眼中那个“崩溃”的李宇春是怎么回事？

“那他太不了解我了。”《人物》向她求证时，她笑了，“我没有（崩溃），完全没有。”

为什么面无表情，丝毫没有笑意？“我可能时常就是这样的表情。”

湖水依然未见波澜。只不过那一天，团队反对声音达到了顶点。十几人，没有一个支持她。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想保护她。李宇春不是专业演员，要她加入到与一群老戏骨的演技对决之中，风险太大了。如果演砸了怎么办？如果沦为笑柄怎么办？她是经历过漫长网络暴力的人，如果引发新一轮怎么办？

反天娱式存在

对经纪人杨柳来说，李宇春愿意参与《我就是演员》实属蹊跷。她的志向不是成为演员，拒绝过许多知名导演的邀约。她从小喜欢周星驰的电影，但即便是面对周星驰本人的许诺，他可以亲自下场和她一起演，她还是腼腆摇头。她也不爱上综艺，一些美食或旅行类节目，录起来很轻松，她也都推了。

在娱乐工业里，艺人某种程度上是经纪公司的产品，塑造与改变难以避免。作为内地最大造星工厂流水线上产出的第一代艺人李宇春，2015年自己成立公司前，在天娱度过了10年。

天娱原始团队来自湖南广电体系，擅长通过电视节目打造粉丝文化，但李宇春抗拒这一切。她从不叫她的支持者为“粉丝”，称她们（考虑到女性占据压倒性比例，故用“她们”）为“歌迷”。歌是她与她们唯一的连接。“李宇春跟粉丝有联系吗，这么多年，几乎没有。”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精力，我觉得它其实是件挺累的事情，而且我本来就不善于跟人打交道。”李宇春说。“玉米”没有官方组织，靠着贴吧、QQ群动员。李宇春不运营粉丝经济。围巾、手机、图册，卖各种周边产品的机会太多，除了为配合演唱会和专辑的形象概念，曾限量发售过一次T恤和旅行箱，15年来她售卖的只是专辑。

每次搭飞机，都有粉丝接送。她不会融入人群，不停步与她们合影，只埋头向前走。但有一件事情她认为理所当然，不走机场的VIP通道。“我本来就是被大家选出来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身份。”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青岛办完演唱会去机场，车刚下高速路，就被警车拦下了，指示李宇春避开人群。几天前，一位好莱坞影星在机场出现引发了混乱，相关部门因此很紧张。前方已经有几百个“玉米”等着了。

在警方坚持下，李宇春走了VIP通道。她为此破了另外一个例， 为了不让徒等的“玉米”失望，她请她们到室外空旷处一起合影。

在微博诞生后的8年，李宇春的手机里没有这个App。从外界看来，她确实一早就有个微博账号，但那是唱片约还在太合麦田时，公司为她注册的。她甚至不知道密码，都是公司在发。离开太合麦田后，微博就停了。这让团队非常头疼，一般来说，明星只有持续地更新消息、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的时间线里，才能保持影响力。

直到2017年底为宣传新歌《一趟》，她才正式启用微博，密码靠重置才找回。杨柳回忆，那天就像火箭发射，整个团队严阵以待，看着她在手机里按下了发送键。在此之前她先做了一件事，把非本人发的信息一条条删掉了。

现在，她手机的社交软件也没几个。即便装了微博，她几乎不刷，‘不太会使用’，一次操作失误，一键关注了80多个人。所以与其他明星场面上的往来亦不存在。不是抗拒什么，而是没有需求。她的表达欲极其寡淡，并不关注别人评价，不会搜自己名字玩。碎片时间，她主要在听歌。

无论她签下什么样的代言，她不会按照行业惯例发微博广告。这给团队在商务谈判上带来了麻烦，对方递上的是标准合同，总需要解释一番，“微博是她自己管理，我们都无权决定”，然后把相应条款剔除掉。

做自己，对李宇春至关重要。很少上综艺节目的一个原因是，她抗拒真人秀里的剧情设计，不愿配合去演。“我知道他们是有本子的，我内心确实会很排斥这种东西。”她说。

一切顺其自然，别人心心念念的奢求却在她这里实现了。2012年，她演唱会做的是一个音乐剧的概念，服装风格偏宫廷式。她恰好认识了法国殿堂级设计师高缇耶，于是请他合作。完全颠覆式地，1米75的她穿上了一件白纱裙。不是为了走秀，一切为了舞台服务。那是她被时尚圈关注的开始。势头很快起来，王大仁、Gareth Pugh、Jeremy Scott，越来越多的大牌设计师参与到合作中，她代言起古驰、纪梵希、欧莱雅等品牌。

设计师们喜欢她，辨识度是她的王牌，面对那些时尚大咖时，她依然保持着真实的自我。与当时担任纪梵希创意总监的Riccardo Tisci在巴黎见面时，对方问她，如果穿高跟鞋的话，可以吗？她直接回答，no。“很酷，我就喜欢这样。”Riccardo Tisci说。

不要把李宇春想象成一个破坏者。与西方走中性路线的明星大多所呈现的叛逆模样不同，粉丝用“乖”来形容她，她谦卑低调，没有绯闻，未见失言。“我讲明白了吗？”她习惯在每说完一段后对《人物》记者这么问，这是属于她的语言方式。是“我讲明白了吗”，不是“你听懂了吗”，她像在问自己。

与她这个级别的其他艺人不同，她很长时间都没有随行安保。考虑到她出道即是顶级“流量”——那时候这个词还没出现，这当然不是一项寻常安排。身边人多次提议，“不是说装，尽可能避免伤害”，总说服不了她。“我其实特别喜欢就是独来独往，可以自由自在的。”她说。

这种情况在2013年底结束了。她去长沙参加跨年演唱会，机场扶手电梯上，前面拥挤的人群边向上走边拍照，一下像多米诺骨牌般滚落下来，迎面将李宇春压倒，她动弹不得，被上行运到台阶口。她的小腿肿了起来，上面硌得全是血痕。

所有粉丝似乎吓坏了，鸦雀无声，竟然没有人敢上前询问刚被她们压在身下的偶像。李宇春被扶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去了医院，没有错过第二天的演唱会。从那以后，她听从了团队的安保安排。

虽然普通人的自由对她来说是难得的，她依然像个名利场里的普通人，派对、豪车和名人朋友，都不是她的兴趣所在。“谁的生日party，我可能就来来回回就去过那么一两次。我宁愿孤独点，我可以干一点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她说。

所有这些都变成了一个反反复复的问题：如果天娱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那么李宇春是如何变成偶像产业链上的一个异类的？

少年倔强

成都铁路公安老李几乎在纪律部队干了一辈子。服完兵役后，他短暂地在工厂干了3个月，就穿上警察的制服，直到今天。他有军人情结，按照他的设想，女儿高中毕业后要考军医大，走他的路。让他意外的是，女儿报了四川音乐学院。

一些日后的行事习惯在少年时已有预兆。李家的家教很严，吃饭要端坐，“筷子不能敲碗”。父亲生气就瞪大眼，女儿给他起外号，“大眼睛”。她初中就住校了，非常独立。她喜欢一个人呆着，放假不爱出门，在家里打《魂斗罗》和《超级玛丽》。住校第一周结束，老李去接女儿，女儿远远看见父亲很激动，张开双臂扑过来。但内敛的父亲迟疑了，他没有做出拥抱的回应。他看到，女儿一下子就平静了。那个画面一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父亲很后悔。“当时应该把她抱起来。”他回忆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带给她的是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她没有这种爆发出来的情绪。”

她性子里有倔强的部分。文理分科，所有人都觉得她作文好，该选文科。她对父母先斩后奏，直接选了理科。“我不想按照大家的意愿。”高三时，她突然剪了个短发回家。母亲喜欢她以前留长发扎马尾辫的样子，骂了她。她不说话。她从小就不和父母顶嘴。下次，照旧剪短发。再下次，还剪。

选择音乐，并非毫无迹象。她很小时候就有一个随身听，从来不离身。中学里她连拿了几届校园歌手比赛冠军。临毕业前，应同学要求，她想在学校开个演唱会。父母不同意，她就死缠烂打。演唱会在校礼堂里开成了，同学们排着队签名。

在音乐学院的第一年，她经历过巨大的自我怀疑。母亲音域极高，她继承的却是父亲的中音，班上别的女孩能唱上去的歌，她完成不了。再加上，她来自普高，没有系统学习过乐理，很多地方跟不上。有一次在家和母亲谈话，她说出这些困扰，哭了起来。这很鲜见，父母印象中，她自幼承受能力很强，不会轻易承认挫败。失落之下，她缺席了一门考试。

从那时候起，她就找到了一种方式，强烈不适的时候，把感受压抑下去，对外状态是‘石化的镇定’。‘很多的同学就说你很酷，我就觉得那酷就酷呗，也不是什么不好的词儿。’她回忆说。

自卑的沼泽是慢慢走出来的。老师给了她鼓励，“你这个嗓音是你的宝，是辨识度最好的。”她的成绩追了回来。大三那年，她报名了超级女声。2005年夏天结束的时候，人人都在谈论李宇春这个名字。

回到当初，父亲尊重了女儿的报考选择。日后，李宇春成了大明星，在家里聊起来老李提前退休的事情，他不同意，“她走这条路的时候，是她的选择。她也尊重我的意愿，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单位人对他的称呼，逐渐从“老李”过渡到“春爸”。春爸喜欢他的工作，收入和女儿没法比，“这个收入是我的收入，我们应该用自己的钱”。

他的岗位需要轮流熬夜值班。女儿很忙，一年难得回一两次家，有个大年三十，她回来了，父亲去值夜班了。“向战斗在一线的公安干警表示慰问。”女儿跟父亲开玩笑。他们很像，她继承了他的内敛与冷幽默。她和母亲电话聊过，夜班吃不消了以后可以换一换，但从未当面和父亲谈起。直到近5年，单位考虑到春爸年纪大了，才做出调整。

警察父亲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过女儿演艺工作的全部。他心里划着一道线，这一边是歌手，另一边是除歌手以外的其他艺人。他本能地对演艺圈抱有戒心，觉得那里更累，不可控的状态更多。“我感觉唱歌的歌手，单纯多了。”女儿是歌手，他不希望她跨去另一边。

他更多看到的是这个行业的负面。拍《龙门飞甲》，为了营造沙尘滚滚的氛围，片场扬起很多石灰，吸进肺里在所难免。李宇春倒没怎么抱怨，当时担任她助理的嫂子，肺部落下了病根，每年需复查。父亲对此耿耿于怀。

那次在长沙机场电梯被压倒后，李宇春过一个月回到成都，父母注意到她的腿，肿胀严重，里面有硬疖子。他们马上拉着她去看医生。“她回去以后没有好好处理这个事儿。”春爸想。那时，他就萌生了让女儿退出一线的想法。

这个念想在2018年李宇春巡回演唱会中途付诸实践。她滑膜炎发作，但成都站演唱会在即，她没有取消，选择打封闭后拄着拐杖上台。回到酒店，春爸找到了经纪人杨柳。“你有没有考虑过，不要让她再当艺人了。身体扛不住了，不能再这么耗了。”他认真地说。

该回归家庭了，他想着。夫妻俩好多年前就聊过，女儿“好像无暇顾及个人感情生活”，等她30岁要催婚。结果时间过了，只是当面提过两次而已，女儿简单几句就转移了话题，谁也不好意思咬住不放。老两口一参加同事孩子的婚礼，就难免生出感慨，“有时候觉得做一个平凡人挺好的。”

当你知道春爸是这样一个人，你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当年超级女声比赛，他一次也没有出现在现场。春妈去长沙陪女儿了，他一直在成都上班，没想过要请假。那只是一个唱歌比赛。他和女儿都是那么认为的。他不喜欢女儿在节目里的造型。“哎呀，比赛也差不多了，这场淘汰了就行了，就回来了。”10进8那场他对妻子说。

李宇春被352万张短信投票送上冠军宝座的那个夜晚，春爸去成都街头喝啤酒庆祝。女儿打来电话，他对她说：“你抓紧时间收拾一下，回来报到嘛。”

冰山

2008年，杨柳加入天娱成为副总裁，主管艺人经纪。很快，她就发现天娱最重要的艺人李宇春，是她将要面对的一座冰山。在签约以后的数年，天娱在北京的办公室，李宇春仅去过一两次。天娱曾为李宇春指定过几个经纪人，但也只是名义上的，李宇春根本不承认，她基本不回对方的短信。

作为负责公司60多组艺人的天娱副总裁，杨柳认为她本人必须与李宇春建立直接沟通。可是每次对接工作，说了一大堆话，李宇春简单一句话就打发了，“不去。”中秋节她硬着头皮给她发短信，邀请她一起吃饭。冰山纹丝不动。一个月后，短信回了，就两个字，“不吃。”

即便是天娱总裁龙丹妮叫她出来玩，也会碰钉子。春春，给你介绍一个人。不去。春春，出来喝酒。不去。春春，赵本山在这里。不去。“打几次电话都不去。”曾来北京陪伴过她一阵的母亲回忆。

冰山不是一天形成的。

生活在她成为选秀冠军的第二天就彻底改变了。她早上7点飞机就去了北京。粉丝送的礼物来不及处理，母亲留下来打包，二三十个大箱子。

她在四川长大，初来乍到，不适应北京的气候。不适应的远远不止于此，她期待成为一个歌手，但是她对新环境和这里的运行规则完全陌生。“你带着很多的问号，没有任何人培训你。”她回忆。唱片约她选择了张亚东所在的太合麦田——从学生时代她就喜欢张亚东的作品，后来才知道真是什么都不懂，并不是要签在同一家才能合作。

那一年下来，整个人完全是懵的，像个高速旋转的乒乓球，去了太多地方，见了太多人。“每天早班飞机，每天早班飞机，站着都打瞌睡，她不知道做艺人要跑这么多通告。”春妈说。夫妻夜里两点才敢睡觉，“因为到那个时候感觉才能给她通一下电话”。

大部分时间在路途中。抵达一座新的城市已是夜幕降临。当然会寂寞，她坐在商务车里，盯着窗玻璃上自己的投影，和自己对话。“你变了，你一点都不够自我。”玻璃上映出的那个人说道。

太多与音乐无关的活动了。她被天娱安排客串一个角色，觉得特别蠢，根本搞不清在干嘛。还有一次她站在台上，一波波的经销商轮流站在她身边拍照。“你就是一个白痴。”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又响起来。周围混乱嘈杂，她一直站在那里，但收起了微笑。

那一年，她反复看一部叫做《海上钢琴师》的电影。在那个主角身上，她找到了一些相似的东西，“他也是那种极其孤独的一个人”。她意识到，人生注定孤独才是生活的真相。

母亲感到，女儿变了。以前她们无话不聊，她记得中学住校时，女儿连每个礼拜50块的生活费怎么花，都会主动写在一个小纸条上汇报给她。但现在，交流的门关上了。她像望不见底的深渊。“哎呀，这个比赛真不该去参加，怎么把我娃娃变成这种性格了。”春妈对丈夫说。

父母去北京看她。到的时候天黑了。父母站在门口，屋里灯光昏暗，她坐在矿泉水箱上，留给父母一个清瘦、孤独的背影。那是让父母难以释怀的一幕。那不是他们所以为的明星生活，她一定是遭遇到某种困境。她住的那个两居室空得像个仓库，乱糟糟的，连椅子都没有，只有房东留下的两个小凳子。

母亲害怕将要失去这个女儿了。去质问她，她并不走开，只是低头沉默。哪怕像更年轻时候那样，在父母面前哭一场也好，没有，什么都没有。

父亲感到必须做点什么。他手写了一封信，表达对现状的担忧和对女儿的鼓励，满满六七页纸，当面交给她。她看了后，什么话都没有说。

她对天娱的公开反抗发生在录制第一张专辑《皇后与梦想》的时候。频繁商演让她无力专注于音乐，这触碰了她的底线。她直接去找天娱董事长王鹏。她不知道还有谁曾这样挑战过老板，在此之前她跟王鹏也没有任何交集。她赢了。

“相当于第一次跟老板说不吧，”她回忆，“当你发现这招有用的时候，你就随时会拿起这个武器。”

她在天娱变成一个特殊存在。其他艺人是求着演出部负责人，安排更多的商演，李宇春是反过来的，演出部负责人要求着她。她好像完全不着急挣钱。没有人给予她话语权，她的话语权是通过对抗争取来的。

刚签约天娱的时候，公司指派的经纪人大李宇春几岁，把她当成一个小孩，说话有时是命令式。“我会比她更强势，因为我会说，我根本不在意你们这个东西，我要回去读书，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是激怒的。”李宇春说。

两人矛盾彻底激化却是因为一件小事。有一次过机场安检，那位经纪人没打招呼就将自己的东西塞进了李宇春的行李箱。她知道后，非常生气，“你为什么可以随便地放在我的箱子里面，万一是毒品呢？”

很多年后，李宇春对《人物》承认，她刚进入行业时过于敏感了。“除了对那个经纪人的不信任，对娱乐圈也是不信任的。为什么你会说到毒品呢，肯定因为对这个圈子有一些之前的固定印象吧。”

《超级女声》当年的狂热，被外界赋予了很多意义，史无前例，中国观众有机会用投票来决定明星的诞生。李宇春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媒体的提问难免带着既定框架，她感到她被当作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因此对采访变得抵触。“我只记得反正问我的问题，是我能回答‘是’结束的，我绝不会回答为什么。”

她听得到那些质疑的声音，冠军为什么是李宇春？为此，她将2006年启动的系列演唱会起名为“why me”。“为什么是我，why me。但是同时你又有一个属于21岁的倔强，why me，因为我会要告诉你为什么是我，所以它既是一个疑问，它也是一个感叹号，它会促进你自己去拼命地往前嘛。”

她的中性风格也时常成为被讨论的话题。这为她带来了困扰。“你也会想说究竟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那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应该是要坚持去做我自己，还是我应该放弃做我自己，别人无法去帮助你消化或者是去做引导的。”

更复杂的困境将要来了。

伤害

作为中国第一代流量明星，有李宇春的地方就有着应援灯牌与呐喊。对于某些行业前辈来说，这构成了一种破坏力。有人曾表示不愿与她同台，或者公开表达对她的轻视。

草根选秀出身某种程度上成了她的原罪。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曾将矛头指向湖南卫视，称‘超级女声’低俗。“降温处理”确实发生了。她与其他几位超女参加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群星合唱，全部没有得到特写镜头。广州邀请她与林俊杰、莫文蔚等4人录制亚运会的主题曲，现场开幕时，却被临时决定不让她上台。参加公安部文艺晚会，她的节目被剪辑掉了。她的每张专辑都是年度销量名列前茅，但在2013年以前，她从未得到春晚邀请。

早年那种局面是选秀歌手们都要面对的，并不针对她一人。落在她个人身上的，是另外一个状况。

也许是她后知后觉，李宇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互联网的恶意，是2008年。汶川地震次日她去献血，被人拍到，网上有人发现照片中扎针的位置不同，指称她造假炒作。

她一贯身体虚弱，献血是她瞒着母亲去的。按流程，要先在一支胳膊抽血化验，合格再换另一只胳膊进行捐血。她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发展，确实很多人相信了。她本可以公开向媒体解释，但她决定遵守自己的内心选择，不辩护，也不再去看那些指责。

不说不看，却停不下来自己想。“这件事情是会让我对人性有怀疑的。”她掉进了一张网里，那些想法总会冒出来。有一天，她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她献出的血会流向一个骂她最狠的人的身上。她很惊讶自己会这样想问题，感到荒谬，又觉得有一种魔幻现实般的黑色幽默。

然后是那场席卷互联网的狂欢。从2009年开始，“信春哥，得永生”，“信春哥，不挂科”，到处涌现出这样的声音。后来回头看，人们会承认，不同于某些自我营销式标签，“春哥”是对女性的刻板偏见与侮辱。也许，伤人的不仅仅是一个词本身，而是伴随而生的那种欺凌文化。她的头像被PS，各种移花接木的恶搞图片流传于网络，甚至出现在乡镇“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海报里……

2009年7月内蒙古音乐节，场面失控了，台下的摇滚迷喊着“春哥”，向台上扔矿泉水瓶。有报道说她回到酒店就哭了，那是误传。她坚持在台上唱完3首歌，还一脚将一个矿泉水瓶踢了下去。“我当下的第一反应我自己还会吓了一跳。”她说。

“黑的最惨的时候吧，我也不会要求公司去删那些东西或者干吗，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反正那个人又不是我。”包括她本人，都曾以为自己是不在乎的。

后来她想清楚了，所谓的不在乎，是个假象。

　表面状态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我觉得内心还是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李宇春对《人物》说。那时她特别害怕和父母在一起时，突然有人冲上来对她喊那个词，“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应对。”为此，她刻意减少与父母相处的时间，经常自己待着。

她认定了，反击是无效的。“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因为我自己太清高了，我太倔强了。我觉得他们有问题，那我为什么要去跟他们去讲。”她认为时间可以去帮她洗刷掉这种攻击和伤害，她近乎盲目地相信这一点，虽然她不知道这之前需要熬多久。

再然后是那些层出不穷的假新闻：和煤老板结婚，自杀，整容死亡。无数屏幕后面有着无数ID。“天天发律师函，删帖。”杨柳回忆。

　　所有伤害累加起来，构成因果。“我完全就是用了一个硬壳把自己给包裹起来，身边的人也走不近我，我也不愿意走近他们。”她说。也正是2009年，她完成了第一张创作专辑。她开始学习打鼓，那变成她的一种宣泄方式。她对众声喧哗的微博不感冒是必然的。她越来越让自己沉溺在封闭的世界里。那里只有音乐。

2009年结束时，天娱在一个酒吧开年会。杨柳记得那一幕，别人都在唱歌、喝酒，李宇春一个人坐在很远的角落里打鼓，“没有一个人敢去靠近她”。她就那样奋力敲打了几个小时。最后，鼓被打坏了，公司赔了钱。

随后的why me演唱会，李宇春插入一个自导自演的短片，将遭受的网络暴力以意象方式呈现——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片中她走过充满敌意的人群，脸被飞来的玻璃碎片划伤。随着她继续走着，伤痕不再可见。她翻唱了《流言》。唱着唱着，眼泪掉落下来，那是至今仅有的一次她当众哭泣。

台下的春爸春妈哭了。他们这时才体会到女儿内心的压抑。他们理解到女儿对他们的隔离，恰恰是在保护。“那个时候我们才感受到了她当年那种孤独，那些网络暴力给她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春爸说。

她连心理医生都没有看过。后来，她将原因归于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中学她住宿，父母每周三开车去给她送汤补身体。大些时，她感到不好意思了，就利用课间出来，坐在车上喝完再回教室。一次媒体采访问及父亲对她的影响，她没有长篇大论，给了一个简单到令人意外的回答是：“爱我妈妈。”

少时埋下的根基，父亲那封没有得到她回应的六七页纸的亲笔信，母亲关切的嗔怪，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作用，她后来想，这才是导致她没有滑向黑暗的原因。

破冰

杨柳感觉她必须做点什么了，李宇春太封闭了。她难以找到途径接近她。有个观念在李宇春脑中根深蒂固，她是个歌手，所以她和唱片公司太合麦田那边的人走得更近。杨柳向那边人打听，得知李宇春上开心网，“有一个加菲猫头像的是她”。

她一天到晚盯着那个加菲猫，发现她经常在半夜3点钟上去偷菜。她就在那时候逮住她，和她说话。她也偷加菲猫的菜。“你必须要接近她，所以你就只能够看有什么机会能够跟她建立一个交流。”下次见面，话题有了，“哎呦，昨天你偷了我的菜。”

当时，陈可辛导演的电影《十月围城》希望李宇春参演，杨柳加入到游说工作中。持续几个月，隔几天就给她发长篇大论的短信，多半是不回信息的。每次被挡回来，她就会对自己说，要不再坚持一下。她推着她往前走。春春，导演来了，见个面吧，要不不礼貌。春春，要不先看看剧本吧，演不演再说。

让李宇春成为演员，并不是杨柳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想帮助李宇春打开自己。音乐就像一个避难所，她长期躲在里面，不和外界交流。而剧组就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她要与其他明星打交道，与导演打交道，与服装、道具、造型师打交道……

李宇春最终答应了，那是她的第一部电影。“能感受到大家的真诚。看到导演和剧组那么执着地找她，她其实也有点不好意思。”杨柳说。

其实李宇春心里也有另外一种打算。她想着，若是演砸了，就再也不会有导演来找了。那时她内心很烦杨柳，见面就吵架。

事后看来，建立认可的过程非常漫长。一个关键节点可能是拍最后一场戏时，杨柳在睡梦中被李宇春的电话吵醒。时间是凌晨3点。她想一定是十万火急之事，因为以前李宇春从不会主动联系她。电话那头说：“你骗我，不是不摘帽子吗？”

进组时，李宇春的角色造型是梳着长长的辫子，戴着一顶棉帽子。她不适应角色的长辫子，与杨柳约法三章，任何时候帽子在头上都不能动，眼下正在拍爆破戏，帽子被导演要求摘掉。

为什么对戴帽子这么坚持？她将其归于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好像帽子在，就在电影这个陌生的冒险岛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她无法自己与剧组沟通，“我完全是自闭儿童，我都不跟别人讲话的。”

杨柳赶紧找导演身边的人。“真的不能摘帽子。摘了帽子，建立的信任就毁了。”导演很为难，剧情是尸横遍野，旁边人胳膊都没了，怎么能有一个帽子戴在头上不被炸飞呢？

杨柳保住了那顶帽子。电影里那是个不合理的镜头，帽子安安稳稳地戴在死去的角色头上。为了保护她的安全感，导演妥协了。后来，剧组的造型师还开玩笑地送了李宇春一个戴着帽子的玩偶，“你的帽子永远别摘”。

2013年李宇春去演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如梦之梦》，是又一个大跨步。听说赖声川导演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戏剧在筹备，杨柳决定先不问李宇春的意见，自己去联系赖声川的剧组。她相信话剧表演能够继续打开李宇春的自我封闭。起初，李宇春和赖声川都对这个事保持怀疑，结果见面只聊了半个小时，两个人就都改变了态度。这可能有一种奇妙的机缘，赖声川喜欢李宇春的纯真、干净，而李宇春看的第一部话剧就是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他们很投缘。

“她如果遇见好的老师，会成长得很快。”杨柳说，“我觉得赖老师是那个能够帮助她丰盛和变得更开阔的人。”

话剧在那一年成了李宇春的主线。与拍电影不同，她与话剧演员们朝夕相处。每天去排练，下午两点到晚上十一二点，连续一个多月，然后是5个月的巡演。她主动放弃了明星待遇。那是学生时代之后她再也没有过的体验，坐着大巴往返，所有人一起吃盒饭。

最初和大家相处时，她是扮演一个观察者，看着大家吃东西、聊天、踢毽子，后来，她也加入了踢毽子。有的演员买了麻辣烫，喊她一起吃。她感动了许久。“当时为什么特别想哭呢？”她对杨柳说。

演出谢幕，给她的呼喊声总是全场最大的。她为此惶恐，她只是个配角。她问赖声川，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你一点都不应该困扰，你带了多少年轻的观众走进话剧。”赖声川回答她。她有所释然。

另一边，杨柳需要顶住压力。“公司那边不好交待。”商演都停了，一场话剧的酬劳是5000元。

她依然是个敏感的人。有一次，搭对手戏的演员对李宇春说，他所在的小剧场要有演出，邀请她来看。她很开心地答应了。但那人马上说：“还是不要了，那个地方人太多了，你很不方便，你要不是李宇春就好了。”

如果对话在这里停止，对她情绪也不构成影响。那个演员又喃喃地说了一句，“不对，应该说你要是李宇春就好了。”她感觉就像被“猛插了一刀。”

“你是一个躯壳，你是个符号。”她在这话里体会到另外的意思，“你现在活着的这个人不是真正的李宇春。”

解锁

开拓疆域是在那一年前后启动的。她觉得她离生活太远了，她要寻找工作之外的爱好。于是，她自己装修房子，学着做菜。腿受伤后，行动不便，她捡起了多年没碰的吉他。每解锁一个新技能，她就离过去那个封闭的人更远了一点。

她研究起摄影，上网自学。她计划拍一组肖像，人选是朴树、周迅、张亚东。同签过太合麦田，李宇春与朴树都是内向的人。拍他那次，朴树正处于闭关阶段，她去他家里。半天下来，两人都不怎么说话，就是坐在房间里一首一首地听歌。

她对艺术产生了兴趣。不只是对纯粹的美的欣赏，她在里面看到了旺盛的生命力，看到奔涌鲜活的感受。她认为那正是她所缺少的。她需要一种新的刺激。

艺术顾问邓理承认他刚认识李宇春是带着偏见的，觉得她不过是想“贴标签”，但接触下来有了很大改观。他感觉她确实大量看展，有自己对艺术的审美。

去威尼斯双年展时，她被关小的影像作品《大卫》吸引。“每个人都去看大卫，有的时候远，有的时候近，有的时候他被印在T恤上面，有的时候被印在什么卡片，我们每个人都在消费他，吃掉他，有的时候我们破坏他，然后又仰望他，然而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大卫是谁。”后来接受许知远采访时，她说。

坐在那个小小的展厅里，她独自把那个视频看了3遍，又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她想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网络暴力。“那种平庸之恶，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李宇春是谁，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她好像跳脱了出来，俯视过往。

艺术也反哺了她的音乐。最新一张专辑《哇》的音乐监制陈伟伦回忆，专辑最后一首歌李宇春写出来以后，始终没想好名字。希罗尼穆斯 · 博斯的画作叫《人间乐园》，李宇春和陈伟伦有一次聊起了这幅天堂、地狱、人间的三联画作，“也许，叫《人间乐园》是最适合的。”

2018年她决定发起艺术公共项目展《流行之菜市场》。邓理知道，这是个有风险的举动，艺术圈一定会有质疑的声音。和李宇春聊，她很坦然。她不认为持古典主义艺术观的那些人错了，她只是与他们扮演着不同角色。她就要从外界打破圈层。

她非常投入，光是和邓理的会就开了至少十几次，每次四五个小时。他叫她“会长”。在这个过程中，邓理明白了她参与艺术的更深层动机。通过更平静的语言、更具象的物质，她多了一层抒发方式。“她内心有很多很热烈、很激烈的部分，她是想要通过艺术去表达内心。”

他们一起去看路易斯 · 布尔乔亚的展。李宇春很喜欢一个作品，两个螺旋状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邓理觉得李宇春有点符合那个作品的意象，“外部的看法和她对自己的看法纠结在一块儿。”布尔乔亚有抑郁症，但没有因为抑郁症而伤害到自己，艺术变成她的纾解之道。邓理想，李宇春与她有些类似，“艺术是有一层这样的功效的，你很多愤怒是会被化解掉的。我觉得她越来越懂得疗伤了。她那一层壳越来越软了，因为她自己懂得了怎么处理伤口。”

这几年，变化确实在李宇春身上发生了。她更松弛了，能够重新看待当年围绕她的种种讨论。“比如说关于草根的问题，关于传统审美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她说。

看着那些新时代的流量小生，迅速得到主流的推崇与业界前辈的呵护，她感慨时代变了，他们是幸运的，无需走她曾走过的路。但是同时她又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反而又少了一些反叛精神，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在呵护着他们，他们也同时在被这些东西所绑架着，没有办法去做到真正的引领和输出自己的价值。不断崛起的新的偶像，分享着新闻头条，可能也分走了她身上的压力与注意力。她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对她而言，比较自在的一点是，会有空间去创造一些东西，“我觉得之所以没有事情做，是因为你并没有创造，不能怪别人。”

那场网络狂欢已经远去了，但时不时，还是会有流言出现。去年她在戛纳，穿着晚礼服参加品牌方的活动，旁边站着位西装革履的老头给她当保镖。网上开始传，李宇春和老头结婚了。春爸春妈都急了，她被逗乐了，完全不在乎。

与父母的关系，重新亲密起来。她经常给他们打视频电话，做了菜会拍图片发给他们看，去年还带着一家人去了非洲。她介绍父母给《人物》采访，这在以前是绝无可能的事。采访结束，她给父亲发了个红包，“老李，这是打给你的出场费。”打开一看，一块钱。

曾经的她尽量避免和别人吃饭，怕因为自己不自在而引起别人的不自在。2012年拍《龙门飞甲》，演员们轮流坐庄请客吃饭，轮到她时，她迈出了这一步，但招呼大家时，还是拘谨得不行。现在她变得更愿意聊天了。和一个外国朋友见面，用英语一聊就是4个小时，语法都顾不上。她惊讶自己怎么能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

接回故事的开头，她最终说服团队，参与到《我就是演员》。“我上一次去所谓的参赛是15年前，我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15年之后要去比赛呢？”不是为了展示演技，真正的挑战是，大众眼中作为符号存在，但不是作为鲜活生命存在的自己。她将其视为一种行为艺术，“是不是除了音乐，还有其他的艺术载体可以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表演是否是其中一种呢？你在不同的角色里面，你把自己藏进她的身体里面，你跟随着她的情绪，你说出了她想说的话。其实，那些喜悦也是你的，那些悲伤也是你的，那些话也是你想说的。”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她想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

她成为了整个节目里的惊喜，作为非专业演员，总体而言她的演技收获了肯定。她演了五幕戏，每个角色身上都能找到曾经的影子，比如孤独，比如舆论伤害。她选择角色，角色也选择她。她期待对内心的挖掘能够更深一些。

人际交往中，她依然是被动、内向的人。但你依然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她的冷幽默。吃饭时若是有人谈起工作，她会抛出口头禅：“雷公不打吃饭人。”参加《我就是演员》时，导演吴彤给了她一个雪糕，下次见面，她就管他叫“雪糕男孩”。

只是某些时刻，以为已经摆脱的感受会在内心深处唤醒她。几年前在台北夜市，突然一种失控感降临，她一直往前走，不敢停步，害怕别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但并没有人认出她。“我其实是对人群有恐惧的。你觉得这个东西并没有对你造成伤害，但突然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你自己意识到，原来我是受过伤害的。”

但没有别的选择了。李宇春深知这一点。

没有变过的，只有她对音乐的爱。她始终专注认真，印在专辑上的歌词，一个整句的空格和断行，都要符合唱的节奏。她亲自参与设计演唱会的每一个环节。在她看来，那是一套完整流程，所以不设返场，“设计完了，就是演完了”。《人间乐园》先后录了19个demo，不断修改。全部都录完了，在去意大利的飞机上，她听到有婴儿哭，得到了启示，决定在那首歌的结尾处再加一段八音盒配乐，为沉重的乐章添加一些希望。 

去年她父亲找杨柳谈到让她退出演艺圈的那个晚上，李宇春加入讨论。

“爸爸，我达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是无数次的跌倒，整个团队磨合、试错。我常常会觉得我都做不到，真的太难了，所以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你太轻率地就讲出这句话了。你还得往前走。”她说。

过往在，人群在。她也会一直在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