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根源、难民潮引发焦虑！德军极右思想滋长的两大缘由（图）

军内极右主义的历史土壤

从历史上看，德军本在二战战败后被强制解散，而西德也被剥夺组建武装部队的权利，但其军事禁令却在美苏交恶、冷战开始后的1955年被解除。而此时组成队伍的人员，大多数都是曾在二战期间的德意志国防军参与战争的官兵。

从军队创建之初至今，政府和军方就建立并不断完善防止军内极端主义的机制，但其效果却是有限的。军方在1950年代创立之时便规定，任何人在加入军队后，无论兵种，维护德国基本法所规定的民主原则都是军人的一项核心职责，以避免有纳粹主张，甚至被认为并曾在战争参与过刑事活动的人加入军队。在1955年至1957年间，军中负责审核参军申请的委员会就进行了大约　600宗审查，拒绝了其中51个申请，而另外也有32人收回参与的决定。

此后不断完善的军纪，亦有详细条文规定了军队内不能容忍的与纳粹主义有关的行为。任何做出此类行动的官兵都会受到惩罚，而任何发现此类行为的士兵，亦有责任向军事保安局（德国情报机构）或联邦议会举报。

但另一方面，在部队中，向任何人举报自己的战友都是一大禁忌，即便是在极端右翼倾向的问题上，举报者依然会在军旅内被视为在背后捅刀子的人。

加上军方历来的传统主义倾向，时至今日，德国军营内仍然保留着纳粹时期的象征。许多兵舍至今仍然以二战期间一些军事将领的名字命名，而军营的陈列柜里也依然留有纳粹时期军士的头盔、照片和装饰品。尽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军内存有纳粹标志，但军官却又被赋予“维护传统”的权力，使得这类事件实际上仍然由部队内的军官自行处置。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政府不断想要抹去的纳粹历史，依然在笼罩着德国的军队。

难民潮下极端右翼的崛起

然而，当德国社会普遍视任何可与纳粹扯上关系的事情为禁忌时，军中的纳粹影子也甚少为外人所见：一位为退伍军人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主席就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联邦国防军依然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近年军中极右主义事件频生，固然有军内自有的历史因素在，但2015年开始的欧洲难民危机，在德国社会酝酿着变化的同时，也在同样受军外民情触动的官兵间掀起了波澜。

2015年难民潮开始后的两年间，德国为超过130万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国的难民打开了国门。截止2018年，德国接受的难民数量居欧盟国家首位、且比排在第二位的法国多出足70万。与此同时，民众对于难民问题的看法也在发生改变，民调显示，对难民持有负面看法的比例，在2014至2019年间增长了10%。无论在军队内还是社会上，焦虑感、威胁感都在增强。

立场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迅速崛起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2015年起，AfD将难民潮作为自己的政治平台，抨击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难民政策，提议调查默克尔的决定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并与欧洲的反移民运动PEGIDA（意为：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合作。每周，喊着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口号的游行都在德国城市内展开。而游行活动最旺盛的德累斯顿（Dresden）等德国东部城市，也恰恰是AfD获得最多支持者的地区。

几年间，AfD在德国迅速崛起，从2013年创立时选票不足5%的最低门坎因而无法取得任何联邦议会议席，到四年以后，在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一跃成为占据了议会709席中94个席位的德国第三大党。

本来，与AfD这类极端右翼政党合作被德国主流政党视为禁忌，但这一禁忌却在今年2月图林根邦（Thuringia，位于德国中部的联邦州）的选举中被打破了。德国最大党、亦即默克尔所属党派基民盟（CDU）在投票选举邦总理时与AfD合作，将属于中间派的自民党成员推上总理之位，而原本外界预期会胜出的左翼党则以一票之差落选，引发了德国政坛的一场地震。

事件发生后，作为基民盟的党主席，卡伦鲍尔被批党内领导力不足、未能团结党内异见。此事随后以当选的自民党总理辞职、重选出的左翼党成员出任总理作结，但违背了基民盟的一贯政策、与AfD合作并造成这场震动的莫林——基民盟在图林根邦的党主席，最终辞职。几天后，卡伦鲍尔也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并退出来年的总理选举。在德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作为德国最大党的基民盟未能团结党内意见、避免与极右政党合作的局面，无疑被视为极右主义崛起的危险信号。

尽管在今年2月的哈瑙枪机案后，AfD在德国的民望下跌，但此次政坛动荡以及过去几年来AfD在国内鼓吹极端右翼思想所造成的伤害已成事实。在这样的社会趋势之下，要铲除军队内部的极右主义，岂止是军方的问题。面对军队内部的新纳粹主义势力的发展，以及难民潮后社会整体的的右翼民粹倾向，若德国政府及主流政党无法发挥领导力、安抚社会情绪、解决由难民危机引发的社会内部危机，未来德国也许会又一次在与极端右翼的对抗上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