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起火 吉尔吉斯斯坦动荡会是美国下的一枚棋吗？（组图）

自从2020年10月4日吉尔吉斯斯坦国会选举结果公布以来，多个败选政党发起的抗议骚乱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686人受伤，互不统属的反对派还争相推举不同人选试图抢夺总理一职。而身处风暴核心的总统热恩别科夫（Asylbek Jeenbekov）则呼吁尽快恢复秩序与和平，并于10月9日宣布首都比什凯克进入紧急状态。面对这场动荡，不免让舆论怀疑是否这又是一场欧美推动的“颜色革命”。

其实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沉痾既有贪腐横行、部族主义、经济滞后等内因，亦有美俄角力的外因，故不易断定这次波折是否直接源自境外国家的干涉。不过打从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降，美国的影响的确让该国政治进程更形混乱。由于美国决策者延续着“世界岛”的地缘思维，认定中亚与东欧俱是钳制苏联的心脏地带，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年）亦极力呼吁不能让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中亚，因此当苏联解体后，美国便迅速欲填补当地的权力真空。从主张建立没有俄罗斯参与的中亚经济共同体、推动中亚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Peace）计划、以阿富汗斯坦为中心贯通南亚与中亚的“新丝绸之路”战略等等，俱是美国用以防堵俄罗斯、中国、伊朗的中亚政策展现。

其中，针对急于融入西方、想成为“中亚瑞士”的吉尔吉斯斯坦，美国格外看重之，因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势恰好能居高临下地控扼中俄，贫弱的资源又注定其较易受外援掌控，故加大力度促进其“民主转型”，借以建立一个政治与经济附庸，同时又于1993年在当地建立美国中亚大学，好培育下一代亲美菁英。因此在苏联濒临崩溃前，美国便已迅速邀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访美，并于1992年通过《支持自由法》（FSA）支持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与经济变革。

阿卡耶夫为此赞扬美国道：“美国是我们的民主化和向市场过渡纲领的最主要的供血者。美国帮助我们筹集了5.5 亿美元，而我们原指望的只是3.5亿美元。美国还在国际组织中捍卫我们的利益”，并听从美国意见加速迈向市场经济机制，欧美国家亦因渠激进地私有化与形式上的民主化，称誉吉尔吉斯斯坦为中亚“民主岛”。不过残酷的现实是，尽管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了西方式民主外衣，但从前来自苏联的资源被切断、“休克疗法”又重挫经济，使得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通胀率便高达202％，国内生产总值（GDP）亦下降7.8％，1994年更重跌20.1％。如此的“民主”社会，吉尔吉斯人民可一点也消受不起。

且糟糕的是，连苏联都无力彻底消灭的部族主义，又在西式民主的政党政治机制下被大大激化，这点连阿卡耶夫都有所警觉，渠于1994年说道“尽管吉尔吉斯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传统，但现在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开始抬头，要知道在民族团结薄弱的情况下，分离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扎根”。但亟欲移植西方制度的吉尔吉斯斯坦未能扭转此困局，数百个政党接连成立与消亡，竞逐有限的政治资源，同时外国非政府组织（NGO）也大举进入以“教导”当地人学习“民主”，这都更碎片化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版图。根据统计，2005年时吉尔吉斯斯坦便有1,010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2014年本土与国际的NGO合计更高达10,414个！但注册的合法NGO仅有数百家。但吉尔吉斯斯坦人口迄今不过才约654.2万人，政党与NGO密度如此之高，客观上委实不利凝聚民族与政治认同。

此外，由于天山山脉横亘，导致南北经济与习俗差异，又激发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矛盾。本以游牧为主、但工业化较早因而掌握政经优势的北部，长期受以农业为主、在私有化变革里损失惨重的南部嫉视，被形容为“冷血恶棍”，且南部又杂居较多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人，使得地域矛盾又混杂着民族仇视。故在苏联时期，苏共便任命南北方的实力派人物轮流掌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以平衡双方的摩擦，但仍于1990年爆发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在南方大城奥什（O'sh）的冲突，显见双方的对立之深。

接着在独立之后，出身自北方萨雷巴噶什部族的阿卡耶夫长期把持大位，又激起南方的不满，遂酿成2005年“郁金香革命”迫其出亡，改换南方的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执政。结果在2010年，对巴基耶夫不满的北方反对派又鼓动群众推翻巴基耶夫。因此部分西方学者也看出所谓的“颜色革命”，在吉尔吉斯斯坦其实不过是一群人攘斥另一群人的政变，根本无关乎民主。

不过可叹的是，这种地域与民族龃龉同样躲不过美国的操弄，怂恿“革命”的反对派成员与媒体，被发现往往都有来自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OSF）、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财力支持，美国中亚大学的学生亦常成为抗议主力，这无形中令国家意识脆弱的吉尔吉斯斯坦局势更雪上加霜。

吉尔吉斯斯坦并非未注意到过度依赖美国的问题，其曾试着在俄美之间施展平衡外交。但围绕着美军玛纳斯（Manas）空军基地的设置与关闭、以及俄罗斯也自2003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建造坎特（Kant）空军基地的对峙之势，吉尔吉斯斯坦想以此同时向俄美争取外援的机心似乎不甚成功。2009年巴基耶夫曾以关闭美军基地为回报，从俄罗斯获得20亿美元贷款与1.5亿美元无偿援助，接着再转手以此要挟美国，要求将原本的基地租金从每年1,700万美元骤升至6,600万美元。消息传出后气得俄罗斯直跳脚，且巴基耶夫又同意美国新建一个反恐中心，逼使俄罗斯宣布停止援助与取消石油出口优惠，从而成为致使吉尔吉斯斯坦于翌年经济恶化与爆发政变的原因之一。因此吉尔吉斯斯坦要想摆脱大国宰制，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这回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危机，仍有部分成因源于外力的长期渗透，不全然是内部问题使然。加上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在今（2020）年2月又公布了新的《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加强主权和促进经济繁荣》（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 -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强调“无论美国在阿富汗的参与程度如何，中亚都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地缘战略地区”，以及暗指俄罗斯与中国为“有害行为者”（malign actors），宣称要“加强他们（中亚）相对于有害行为者的独立性；与美国发展政治、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故对吉尔吉斯斯坦乃至整个中亚的地缘图谋终将不会消退。至于吉尔吉斯斯坦这枚棋子，在美国的棋局中将会如何影响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则尚有待缜密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