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计划如何避免恒大引发金融危机？（组图）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表示，政府“仍将为恒大的大部分活动提供担保”，“但投资者将要紧张一番。”

当局还有其他方法来平息公众对恒大的不安。几个月来，地方政府一直在发布通知，敦促共产党官员和企业注意与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有关的抗议苗头。一些通知警告，官员要密切留意愤愤不平的购房者、未拿到钱的承包商，甚至是下岗的房地产销售人员。

“按照早发现、早化解、早控制、早处理的要求”，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南方灵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关于维稳的通知中说，“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好信访维稳工作。”

新闻和社交媒体的审查使公众难以了解恒大陷入困境的程度，也使恒大的购房者和投资者难以组织起来。

正在撰写有关中国国内安全机构的研究报告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政府可以对他们进行监视，并通过他们的雇主或亲属向他们施压，让他们不要惹事。”

中国能否遏制恒大倒闭的影响，关系重大。中国近几十年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开始第二个任期后，将控制金融风险视为政府的“攻坚战”之一。他可能在明年开始第三个任期，如果他的政府对恒大管理不善，可能会在政治上造成不利影响。

但中国的问题可能在于，它对金融恐慌的控制得太好。国内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保障措施让投资者过于骄纵，让他们过于愿意将钱借给偿付能力不佳的大企业。不过，从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的更大的风险可能是步日本的后尘——在巨额债务和缓慢、低效的公司的重压下，经济多年停滞不前。

中国政府没有大力发出纾困恒大的信号，实际上是在试图迫使投资者和中国公司停止向高风险、负债累累的公司提供资金。然而，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尤其是如果一场混乱的崩盘刺激到中国的购房大军，或者让房地产市场的潜在投资者感到不安的话。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恒大在一系列债务上突然违约，“将成为市场纪律的有用催化剂，但也可能使国内外投资者的情绪变坏”。

一些全球投资者担心，恒大的问题代表着一个“雷曼时刻”，这是指2008年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它预示了全球金融危机。他们警告，恒大的破产可能会暴露中国的其他债务问题，并打击持有大量恒大债务的外国投资者，以及中国的其他房地产开发商。

中国官员认为，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势。

首先，中国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程度远远超出西方的银行监管。主要的贷款机构是国有企业，它们把政府的经济政策置于自己的盈亏更重要的位置上。中国的银行并没有要求恒大偿还债务，而是与恒大进行了数月谈判，达成了不透明的交易。

对银行的控制还使中国政府能够从存款中获得大量资金，提供了强大的财政缓冲。

中国还严格控制跨境资金流动。如果中国和全球投资者感到担忧，也不能突然退出。这些控制措施帮助中国免受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那场危机严重损害了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

最后，共产党牢牢控制着法院，因此任何迫使恒大破产和拆分的努力都需要得到高层领导人的批准。因此，当局可以避免2008年雷曼兄弟那样的仓促抛售，这样的出售可能导致恒大地产的土地、公寓和其他抵押品被低价出售，同时出现大规模裁员。

据熟悉中国经济决策的人士说，中国政府相信，经过妥善管理的重组，恒大有足够的资产来偿还公司相当大一部分债务。官员们已经冷静地监督了安邦和海航这两个负债累累的帝国的解体，并迫使第三家企业大连万达缩小规模。

国家对大企业的影响力有助于这一过程。中国最大的国有房地产和建筑公司可能会介入，完成恒大约800个未完工的楼盘，并向承包商付款。官员们认为这是习近平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扩张的好处之一，该党一直在推动这一努力，以确保中国增长的经济利益得到广泛分享。

“国有企业将确保公寓交付，以避免社会不稳定，”朱宁说。

熟悉中国经济决策的人士说，中国政府对外国和国内大型投资者的同情要少得多，他们经验丰富，应该知道风险。

中国领导人还可以通过管理公众的看法和反应来补充他们的金融工具。自从房地产行业在1990年代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以来，购房者和开发商之间的纠纷一直在引发抗议活动。购房者往往在公寓建成之前就已经购买，他们试图团结起来，抱怨开发商偷工减料和未履行承诺。

例如，本月，在中国南部陶瓷制造城市景德镇，数百名购房者组织了抗议活动，他们担心恒大在交房之前倒闭。

当局迅速作出反应。景德镇发生抗议活动后，附近县政府运营的一个社交媒体上发布警告，称购房者可能会因示威被捕。它暗示，恒大将生存下来，但其管理层将承担责任。该网页的一篇文章写道：“失信的人和企业肯定会得到应有的处罚。”

这些措施可以平息动荡。但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的裴敏欣表示，要恢复因恒大违约而受损的信心，可能会更加困难。

 “经济影响不可能仅靠武力来遏制，因为影响将通过消费者信心和数百万企业的微观决策发挥作用，”他说。“这是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需要灵活的经济政策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