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例风波到第五波疫情 内地对港心理结构如何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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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去年年底来到香港工作的内地人,笔者亲历了香港第五波疫情如何从平静到现如今爆发的全过程,每一天也通过不同渠道切实感受着香港社会的情绪变化。同时,也会不断被内地亲友询问情况,最终的结论不外乎“香港不行了,能回来赶紧回来”之类的劝诫。而当越来越多人在疫情爆发后“逃港”回内地,尤其是发生15人集体偷渡至珠海后确诊的事件,内地舆论场更是不乏看热闹者,并带着嘲讽的口气感慨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今次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发后内地网络舆论场涌现出不少嘲讽,并不意外,因为这是2019年修例风波已经种下的“果”,这一次疫情爆发并濒临失控,只不过更加夯实了人们对香港的既定认知。这样的认知里,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幻象的一面。放在更长时间周期来看,内地人眼中的香港,实际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回归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一直都是内地仰望的对象,不少内地人想象中的香港,不仅多元自由、民主文明,而且法治完善、经济繁荣,虽然期间因为内地人港铁进食、小孩随意大小便等社会事件发生冲突,甚至一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蝗运动”,但内地社会对香港的总体印象依然是积极的、正面的。2014年占中运动乃至2016年旺角骚乱,虽然对香港影响深远,但因为很快偃旗息鼓,所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内地人认知香港的心理结构。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2014年在“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时过境迁,还有多少大陆民众关心香港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法律、学术与文化,以及香港人的前世今生、喜怒哀乐?说起来,不外是国际金融中心、购物天堂、美食圣地;电影业曾经很辉煌,流行音乐也不错;至于人物嘛,商业有李嘉诚,学术有饶宗颐,作家有金庸;演艺明星可就多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比如死去的张国荣、梅艳芳,活着的周润发、梁朝伟,还有那擅长搞笑的喜剧天才周星驰……如果我没记错,这就是一般大陆民众心目中的香港。”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VCG)
可这就是香港吗?陈平原接着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回过头来看大陆民众,依旧按照自己的趣味,讲述他们所理解的‘香港故事’;就连学者也都不觉得有调整自己立场、认真聆听港人声音的必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视觉上的‘错位’,变得越来越严重。”
2019年修例风波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内地人眼中的香港随即沦为“臭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其中固然有中美新冷战的大背景,以及内地民众在新时代的感召下更加自信地“平视世界”,但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激进示威者在修例风波期间的行为直接刺激了内地广大民众,比如冲击立法会当晚将港英旗铺在主席台上、殴打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的内地记者、烧毁国旗涂抹国徽甚至将国旗扯下抛入水中等等,这些画面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几分钟之内就能传遍互联网,再加上修例风波本身持续时间长,这样的认知日积月累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样的心理结构之变,不仅深刻影响着内地不少人对香港接下来各类大小事的看法,比如第五波疫情爆发后的看热闹和嘲讽,也让一些人开始“翻旧账”,比如1998年金融风波之际,彼时香港金融体制受到国际炒家的攻击,中央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要求香港的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波的后盾,此一帮扶,当时被认为是对未来政治市场最新且最有效的投资,但修例风波之后,连带着金融风波之后SARS期间的物资援助,都成了内地人判定港人“忘恩负义”的有力证据。以至于修例风波期间有人不经意说出给香港“断水断电”,亦有不少人跟风鼓与呼。
在武汉投资多年的港商胡越高在疫情一周年之际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也谈到了内地对香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不仅香港对内地存在严重误解,内地许多人对香港的了解也不完整。以前有些官员对香港的印象都非常正面,以‘我们都要向香港学习’的态度来看香港,但从占中事件以来的这几年,他们对香港的观感变化很大,甚至负面了。2019年修例风波,内地从网络、电视等传媒渠道看到了很多香港的混乱场面,某种程度加重了内地对香港的隔阂,甚至我身边好多武汉人都会说香港不行了。其实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爱国爱港的,混乱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所作所为。”
东方神马集团主席、武汉赛区赛马俱乐部董事长胡越高。(周晓萌供图)
没有无缘无故的“仰望”,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贬低”,香港与内地的双向误解正是在不断的想象与现实中形成的,这样的双向误解,也凸显了“两制”融合之难。
今天回头看,修例风波必然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包括那句极具煽动性的“反送中”口号,但在汹涌而来的第五波疫情面前,却没那么多意识形态可讲,需要的只是团结一致全力抗疫,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习近平对香港疫情所做的指示来说,“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不过就像香港对内地的认知很难短期内改变一样,被修例风波彻底改变的内地对港心理结构,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但没有多少意识形态可讲的疫情,理应成为做出改变的契机,哪怕是些微的改变。虽然内地与香港有着不同的制度、文化,但在疫情面前,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人权,这一点是互通的。如果在疫情这样的共同危机面前,在不少老人露天等待入院、孩童因未接种疫苗面临巨大感染乃至死亡风险面前,在越来越多的确诊者只能蜷缩在逼仄的居住空间焦急求援的人道主义灾难面前,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高墙和坚冰还是没办法跨越、消融,人们还是继续抱持着既定的意识形态做着无谓的争论,“人心回归”将更加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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