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82岁奶奶火了：60岁趴灶台边写作，写尽女性“不被看见”的一生，感动无数年轻人（组图）

最近，有一位素人作家登上了热搜，她就是杨本芬。

2003年，花甲之年的她趴在灶台旁开启了写作之路，80岁后陆续出版了《秋园》《浮木》《我本芬芳》3本畅销书，合称“女性三部曲”。

八字当头的年纪，杨本芬收获纷至沓来的图书奖项。

有读者评价，“《秋园》好像女性视角的《活着》”“一口气读完了。轻轻的一本，沉沉的一生。”

鼓励和赞誉从四面八方涌来，人们称赞杨本芬是“真正的写作者”，也有人感慨“天下文笔，独真诚不破”。

杨本芬今年82岁，见过她的人都说她不像耄耋老人：思维清晰，语速很快，笑声爽朗，一身素雅的连衣裙，白色的玉坠垂在胸前……整个人神采奕奕。

这两年，杨本芬变得忙碌起来，采访、拍摄不断，热心的粉丝还结伴去她的故乡寻找她与家人往日的居所。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高龄的女作家杨本芬和她笔下那些人与事。

01 花甲之年，用笔重走漫漫人生

母亲去世后，杨本芬陷入难以化解的悲伤。她不断回想母亲颠沛流离的一辈子：一个衣食无忧的小姑娘如何变成大家庭的顶梁柱，又如何在风雨飘摇的年月带着儿女奋力生存。如果无人记录，像母亲这样的普通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彻底遗忘，“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

写作的念头从杨本芬脑海里浮现出来。彼时，她已经60多岁，除了年轻时在文化馆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散文，从未正式写过什么。

但这一回，她决心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只要提起笔，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抢着要被诉说出来。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杨本芬自小爱读书，可因为家里穷，直到12岁才念小学。和老师商量后，她直接插班到4年级。她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除了上茅房，总是钉在座位上看书做题。

放学后，她得赶回家做饭，和母亲一起搓麻绳、纳鞋底、绞衣边，每天都要忙到深更半夜。即便饥寒交迫，她依然成绩优异，顺利毕业。

杨本芬的父亲是个彬彬有礼的书呆子，五谷不分，体弱多病，做不了重活儿。母亲白天做民办教师，晚上替人做针线活儿。大哥外出求学，杨本芬平日除了带两个弟弟，还要洗衣、做饭、种菜、捡柴……家里家外就靠母女俩支撑着。

土改时，父亲被划为旧官吏，随后被关了起来，母亲也丢了工作。好在父亲做乡长时清正廉洁，不久就被放了出来。然而，家里依然穷得揭不开锅，杨本芬出门讨过好几次饭。1960年，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母亲不愿耽误女儿的前程，坚持让杨本芬考学。

杨本芬考上了外地一所工业学校，从此，有机会整日在教室和图书馆流连忘返。她尤其喜欢借阅小说，常常沉浸在故事情节里又笑又哭。

求学的时光快乐得犹如做梦。万万没想到，读到第三年，学校突然停办，学生一律回原籍。每学期都考第一的杨本芬不愿回乡下种田，辗转来到江西铜鼓县，在建筑工地搬运沙子。没干多久，她就累散了架，手脚疼痛，双肩渗血。

一位好心的技术员告诉她，附近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招生，她赶去报名，入读一年制师范班，半工半读。毕业前，学校鼓励学生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杨本芬如实填报父亲是旧官吏，结果下放名单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她。

再次失学的杨本芬不得不去乡下耕田。经友人介绍，她结识了在县医院工作的章医生。

没过多久，章医生向她求婚，承诺若有机会就供她继续读书。怀着几分忐忑和一丝期待，杨本芬匆匆踏入婚姻。然而，孩子接二连三地降临，打破了杨本芬的幻想，求学之路被迫中断。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她尽心尽力抚养3个孩子，两度放弃了做教师的机会。直到小儿子学会吃饭，她才放心走出家门。

因为教子有方，杨本芬还被请到家长会上介绍教育经验。她娓娓道来和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自己既是母亲也是朋友，不骂孩子更不打孩子，喜欢夸赞孩子，习惯以身作则。

几年后，3个孩子陆续上了大学，一辈子没念够书的杨本芬心底充满了夙愿得偿的喜悦。

儿女们相继结婚生子，杨本芬又担起照顾孙辈的重任。二女儿章红是出版社编辑，也是儿童文学作家，杨本芬趁着带外孙的间隙重拾年轻时的爱好，读了不少女儿家的藏书。

有段时间，她恰好读到一位作家回忆母亲的散文，深受触动。心怀对妈妈的思念，杨本芬坐在厨房的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开始书写记忆里的母亲和家乡：

“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在等汤滚沸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我随时坐下来，让手中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在写完这本书之前，我总觉得有件事没完成，再不做怕是来不及了。”

02 一颗露珠，也是一个宇宙

“1914年，世上有了‘秋园’这个人。1918年，汉语有了‘她’这个字。秋园，她来过，挣扎过，绝望过，幸福过。今天，她80岁的女儿，把普普通通的她，讲给世界听。”

这是印在《秋园》书封上的一段话。杨本芬以母亲为原型，讲述了秋园这个普通中国女性的一生以及女性身上特有的生生不息的坚韧与美好。

1914年，秋园出生在洛阳一户小康之家，父慈母爱，还有两个哥哥护佑。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中断了她幸福的童年时光。长大后，秋园嫁给了文官杨仁受。她先随丈夫从洛阳搬至南京，抗战爆发后又随丈夫回到他的老家湘阴。在那里，秋园生儿育女，辛勤劳作，竭力应对来自命运的种种考验。

丈夫仁受长期缠绵病榻，秋园必须用柔弱的身躯为丈夫、儿女遮风挡雨。丈夫过世后，秋园带着两个幼子流落湖北，再嫁他人。第二任丈夫病故后，秋园从湖北返回湖南。89岁那年，秋园去世。她的口袋里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1937年，从汉口到湘阴；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秋园》被称为女性版的《活着》。事实上，秋园经历的人间疾苦丝毫不亚于《活着》的主人公，少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人生三大悲都让她赶上了——12岁失去了父亲和两个嫂嫂；结婚后生下5个孩子，只活下来3个；46岁埋葬了第一任丈夫；66岁送走了第二任丈夫。每当至亲离世，秋园都恨不得随之而去，可她无法抛却肩头的责任，必须为了活着的人苦苦撑下去。

动荡险恶的环境未能磨灭人性的良善。某年除夕夜，一个男人偷偷摸到秋园家偷东西，儿子操起棍就要打，却被父亲仁受阻止。原来，男人的老婆卧病在床，孩子饿得奄奄一息，他这才跑出来偷东西。仁受装了20多斤米，又拿出一块咸肉、一条咸鱼，塞给这个男人。后来仁受挨整被抓，秋园和孩子们遭受恶邻欺辱。当年行窃的男人趁着傍晚安静，偷偷送来两袋米，接济当年的恩人。

除了秋园一家，四处劝人信佛的老和尚、游手好闲的满宝生、霸蛮的满娭毑……在杨本芬笔下，这些乡间小民的顽强与脆弱、高贵与贫贱、善良与丑陋均得到栩栩如生的呈现，“普通人的经历不写出来，就注定会被深埋”。

小说集《浮木》延续了《秋园》质朴动人的笔调和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描绘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谱写了一曲“珍贵的平民史歌”。

天生丽质的文秀是深山里生长的金凤凰，嫁给了方圆几十里数一数二的好篾匠。婚后,夫妻俩恩恩爱爱。某天，怀孕的文秀独自上山砍柴，不留神滚下山坡，后来养好了伤，却也毁了容。她担心邻里嘲笑，恐惧家人嫌弃，三番两次寻死觅活。而且，她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为了保护肚中的女儿才来不及蒙住脸。因此，文秀妒恨秀丽乖巧的女儿，最后硬是毁了女儿的美满姻缘。

定坤叔知书达理，因修水库轧断了一条腿。儿媳一面嫌弃定坤叔是个拖累，逼他出去单过，一面要他帮忙种菜和照顾孩子。但凡两个孩子有点小伤，儿媳就指着定坤叔的鼻子数落一番。某日，两个孩子溜去池塘边玩耍，溺水身亡。儿媳不依不饶，定坤叔自责又心痛，一夜白了头，随后悄悄离家出走，再无音讯。

老李夫妻俩勤劳能干，唯一的遗憾是膝下无儿无女。之后，俩人迎来了6岁女孩秀莲，把她视为己出，第二年就送她去读书。哪知放学路上，秀莲摘野果时不慎碰到了蜂窝，一周后匆匆离世。自此，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堕入深渊，老两口几乎连门都不出，不到60岁就双双辞世。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些底层百姓生得卑微，死得安静，在时代浪潮中载浮载沉，在命运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唯有用文字记录下他们对苦难的承受与抵抗，赋予他们尊严与光芒。这也是杨本芬写作《浮木》的初衷：

“如同我愿意写下平凡如草芥的母亲，我也愿意写下平凡如草芥的与我有过交集的乡民……这是一颗露珠的记忆，微小、脆弱。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耀着晶亮光芒的，是一个完整的宇宙。”

03 她若不写，无人能写

在讲完了母亲《秋园》和乡亲《浮木》的故事后，杨本芬将目光投向婚姻。

今年2月，《我本芬芳》出版，杨本芬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个女人不被看见的孤独、不被欣赏的失落、不被尊重的委屈，掀起了讨论中国式婚姻的热潮：

“想起了父母辈与祖父母辈的婚姻和家族中所有女性的一生。”“想到我的外婆和奶奶生命中大部分都是为他人活，没有自己，多希望她们也能够像杨奶奶这样表达出来呀，写下来就是一种呐喊和抗争……”

诚如读者所感，《我本芬芳》讲述的婚姻往事在上一辈人中绝不算罕见。主人公惠才不满20岁，品学兼优，但因出身不好，即将被学校下放。好友劝她嫁给正在追求她的吕医生，这样就能留在县城。吕样貌堂堂，工作稳定，还答应婚后送惠才上学，或是帮她找工作。就这样，惠才匆匆和相识两个多月的吕结了婚。

惠才虽不愿早婚，却也满怀信任与同情，认定吕与她同为天涯沦落人。吕两岁多时被收养，养父母待他不薄，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但好景不长，解放后养父母被划为地主，双双自尽。吕自此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长大后参了军，转业后做了内科医生。

婚后，惠才勤俭持家，卖力干活，希望和吕相互扶持。然而，婚前尚有些许温情的吕婚后仿佛变了个人：对惠才不闻不问，遇到问题拒绝沟通。有一回，家里养的两只鸡被偷走了，结果，吕整整两个月对惠才爱答不理。多年后，惠才终于得知真相：吕怀疑她偷偷卖了鸡，用钱补贴了娘家。

后来，惠才养了只兔子给女儿当宠物，招了贼。惠才胆子小，加上怀了孕，不敢开门或喊叫，生生听着兔子被掳走了。吕知道后非但没有安慰惠才，反而责问她：“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怎么会怕贼？”

怀孕期间，惠才让吕帮忙把洗澡水倒进尿桶里。吕答：“自己的事自己处理，不要搞得娇生惯养。”生完大女儿的第一晚，惠才想让吕睡在身旁，一起照顾女儿，吕拒绝了。伤口疼痛的惠才坐不下去，只能跪在床上抚慰啼哭的婴儿。

惠才和吕一共生了3个孩子，但从始至终，吕都极少插手，力不从心的惠才主动结了扎。吕心中不满，不愿照顾动了手术的妻子。惠才母亲前来照顾，炖了母鸡给她补身子。吕却指责岳母偏心，没主动让他吃鸡。母亲担心影响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第二天就回老家去了。

吕或自私或冷漠或逃避的言行深深打击着一腔热情的惠才，她有苦难言，时常以泪洗面。她想过自杀，却不忍舍弃幼小的孩子，只好自我排解。

其实，吕说不上是坏人。他没有任何恶习，慷慨大方，又乐于助人。只是，儿时的经历让他警觉多疑，生怕被人伤害；年轻时得过肺结核让他异常惜命，不敢劳累。吕带着创伤结了婚，完全不知如何应对婚姻里的问题，也是个可怜人。而作为他的妻子，惠才的压抑与痛苦也是实实在在的。

很难想象还有多少这个年纪的女性，有意愿、有能力、有机会公开言说内心的苦与痛，袒露婚姻中的龃龉与不适，坦诚地表达对亲密关系的遗憾与困惑。这份直面人生的态度唤起了许多女性心底的共鸣，带给她们慰藉，也令她们反思：委屈求全还是勇敢前行？忍辱负重还是活出自我？

《我本芬芳》出版前，杨本芬也犹豫过，担心自己笔下的婚姻故事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也担心别人品头论足影响家庭和睦。

她和章红诉说自己的担忧。章红深知母亲内心的苦楚，也了解婚姻的复杂，她一如既往地支持母亲，鼓励母亲诉诸文字。

同为作家的章红深信《我本芬芳》是个好故事，它将超越私人领域，抵达更为深广的境地：启发读者去思索婚姻的暧昧难解与人性的丰富斑驳，提醒更多人关注周遭女性的处境，改变也会由此发生。

已经出版了三本书的杨本芬并没有停笔的打算。每每收到读者温暖而用心的反馈，她都备受鼓舞，也有了更大的创作动力。

她陆续写完了回忆妈妈、哥哥的长文，正在写一位邻居的故事。恰如她在《秋园》的自序里所写的：

“人到晚年，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赶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