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报组织为何失败，冲突升级灾难性后果是什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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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以色列遭受了史无前例、超乎想象的创伤。纵观以色列历史，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如此。75年来，以色列从未经历这样的灾难。就连哈马斯也从未料到，会在此次行动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事实上，中东各方，尤其是伊朗和真主党，都对哈马斯成功突袭感到震惊。

10月7日，从加沙的汗尤尼斯（Khan Yunis）向以色列边境围栏上的以色列瞭望塔望去，浓烟滚滚。

最近几天暴露出来的问题表现出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巨大失误，因为这次攻击已经超越了以色列军事参谋所预设的最坏情况——哈马斯同时袭击五到七个平民定居点。但这次，哈马斯的进攻目标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五倍，甚至袭击了一个音乐节。

10月7日，从加沙的汗尤尼斯（Khan Yunis）向以色列边境围栏上的以色列瞭望塔望去，浓烟滚滚。

如果不及时处理这次失败所反映出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重大战略误判的发生。鉴于冲突行动仍在继续，我们应当重视是什么导致了以色列安全机构内部情报的失误以及冲突升级的风险。同时，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以色列从未宣布拥有核武器。

以色列主要有两个情报组织负责提供战略预警并防止来自加沙的恐怖行动。一个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希伯来语称为“阿曼”），另一个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希伯来语称为“沙巴克”或“辛贝特”）。前者主要使用技术手段来搜集情报。后者主要负责人工搜集情报（HUMINT），但也会使用一些技术手段来收集信号情报（SIGINT）。

针对加沙的恐怖袭击，以色列的预警系统主要依靠三道防线。第一层，主要来源于辛贝特情报局的人工情报信息，对哈马斯领导层已决定计划和准备实施的大规模进攻发出警告。第二层以阿曼的信号情报收集能力（以色列8200部队和81部队）和图像情报能力（9900部队）为基础，监视哈马斯所做的实际攻击准备，并收集相关证据。

第三层是沿加沙边界的地面屏障，其融合了实体障碍、电子传感器和其他可视手段，为任何企图闯入以色列的行动提供最后一道防线。但10月7日上午，所有屏障都形同虚设没有对哈马斯发动进攻的行为发出任何战略警告。

这一失误的根源在于两个致命错误。首先是观念上的轻视，1973年的著名案例就是如此。辛贝特和阿曼做出了联合估计，其中包括两个要素：首先，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优势将能阻止哈马斯发起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其次，如果哈马斯发起此类攻击，辛贝特和阿曼将及时发出警告。这看似稳定可靠，但最后却酿成大祸。

近年来哈马斯相对克制，并持续从卡塔尔获得现金流，允许更多的加沙居民在以色列工作，以及缓和与以色列对抗，这强化了以色列政治、军事和情报领导人的集体误判。

对局势稳定的坚信，导致以色列高级军官忽视了袭击前的警告信号。过去几年来，边界附近的平民一直在监视哈马斯的无线通信。在一些以色列定居点上，部队也不断组织、实施演习训练。最近几周，这些军官收到了哈马斯非正常活动的报告，如哈马斯部队带着地图观察以色列一侧的军事驻地和定居点，并伪装成农民对边境的围栏拍照。对此，以色列军官置若罔闻。

甚至，以色列方面在最后一刻还有机会阻止袭击或尽量减少伤亡。10月6日夜间，以色列情报部门侦测到了一些令人警示的迹象，并在深夜与高层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但误判占据上风，边境沿线的警戒状态并没有明显提高；辛贝特向南部增派了几名特工，但阿曼的负责人阿哈龙·哈利瓦（Aharon Halive）少将却继续在埃拉特度假，没有进行任何重大部署。

第二个更令人诧异的是情报的收集。显而易见，辛贝特没有完成其基本任务。对哈马斯将发动重大袭击的意图，没有发出重大警告。10月16日，该局局长罗南·巴尔（Ronen Bar）为这一失误承担了责任。随后，他在阿曼的同事也效仿了他的做法。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局长罗南·巴尔表示，安全部门未能成功阻挡哈马斯的袭击，他本人对此负责。（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辛贝特的出色记录，以及知道这次秘密行动的哈马斯特工人数一定相当多的事实，使这次失败的原因更加错综复杂。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很难招募到人手，但没有一点情报消息从加沙传出，这一点令人震惊。

其他解释则更多地与辛贝特的具体特征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其组织文化。它强调行动，强调需要抵御具体、独立的威胁，而不是进行抽象推理，针对全面攻击发出警告。

我们与几位辛贝特组织的退休人员进行了交谈。他们认为，这种文化不仅导致辛贝特的信息搜集能力退化，还致使其判断能力下降——即使哈马斯已出现大规模占领边界附近以色列定居点的意图，但辛贝特仍将其定义为次要任务。

20世纪80年代末，为提供战略评估，以色列成立了一个大型研究部门——辛贝特。由于组织上的偏好，该部门近年来效率较低。此外，与其长期以来的传统相反，近年来，辛贝特倾向于提供情报来讨好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希望扶植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西岸的权力和影响力。而辛贝特出台的的战略评估均能支持其政策。

这次失败中，阿曼表现如何，我们知之甚少。阿曼的分析人员数量众多，整合不足，所以不能将各种线索联系起来，这一缺点众所周知。正如CNN展示的那样，为占领以色列定居点，哈马斯进行了大量演习训练。而这受到了以色列无人机和其他收集手段的密切观察。

然而，阿曼的分析人员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演习的真正意图，而是将其视为单纯炫耀性质的演习。据报道，哈马斯避免在通话中谈论新战争的问题，来误导欺骗以色列信号情报监测，把8200部队、甚至81部队和辛贝特蒙在鼓中，展示出了更高级的水平，其复杂程度远超以色列情报机构认知。

最后一道防线，即沿边界40英里的隔离墙，这给以色列人带来了莫名的自信。2021年12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隔离墙竣工，总耗资达11亿美元。其主体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反隧道屏障。据以色列国防军称，地下工程所用的水泥足以“修建一条从加沙到保加利亚的公路”。隔离墙外观坚固，用料扎实，似乎没有恐怖分子能越过它。而10月7日，屏障地下部分的有效性也得到验证。

除了在地下铺设水泥外，项目规划者还投入精力，为电子收集系统提供有效的网络保护。然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哈马斯可能使用炸药破坏隔离墙，并利用无人机向高级观测哨投掷炸弹的情况。这些观察哨负责将视觉情报传输到地下掩体，之后会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来处理这些数据。但不幸的是，当哈马斯攻破边境，袭击基地时，一些休班的士兵（其中许多是女兵），在熟睡中被杀害。

无人机还摧毁了约100个遥控机枪塔。鉴于之前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已经使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坦克和士兵投掷手榴弹，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以色列会出现这种疏忽。

以色列国防军还利用三个大型观测气球作为二线平台，对加沙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区进行监视。在袭击发生前的几周，这三个气球因天气不适宜而停止使用，但后来军方没有恢复其监视。

尽管缺乏高质量的预警情报是以色列自满的主要原因，但我们也不应忽视缺乏联想能力的作用，美国9·11委员会的报告就强调了这一点。

事实上，与9·11事件中基地组织劫持飞机、发动袭击相比，哈马斯发动突袭，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哈马斯具有一定的攻击能力，并且以色列定居点靠近边界，在这方面，缺乏联想能力造成了情报收集工作的失败，而收集工作的不足又使人们更加相信哈马斯发动全面进攻的可能性很小，最后造成了系统性失败。

鉴于哈马斯大屠杀的严重性，以色列政府和民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消灭哈马斯军事和民间力量。以色列政府内外都认识到，承诺完全消灭哈马斯组织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等人曾指出，这可能无法实现。

这种承诺带来了巨大风险。截至本报告撰写时，以色列仅在与加沙接壤的40英里的边境线上发动了战争。除此之外，以色列北部还面临双重威胁。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接壤边境约80英里，与叙利亚戈兰高地接壤超40英里。目前，北部边界的冲突仅在酝酿，但它可能会很快升级为全面战争。

10月1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真主党比哈马斯强大10倍。真主党声称，他们指挥着10万名战士，拥有数以万计的火箭和导弹。其中，部分武器攻击精准度很高，可以瞄准以色列全境，对主要城市和军事设施造成严重破坏。此外，真主党的靠山伊朗也对以色列构成了潜在威胁。10月14日，在访问贝鲁特时，伊朗外交部长曾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轰炸加沙，否则将面临“大地震”。

为铲除哈马斯，以色列将对加沙发动长期的毁灭性打击。没有人能断定真主党或伊朗是否会袖手旁观。与此同时，因为未能及时发现哈马斯的突袭，目前以色列的情报组织对出现任何威胁迹象都异常敏感。因此，最近几天，以色列出现了一系列错误警报。

北方司令部司令莫塔·古尔（Motta Gur）少将，战后在希伯来文回忆录中描述到，在1973年的失误后，我们多次就埃及或叙利亚即将进攻发出警报。但需要明确的是，不管伊朗是否参与，也不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双方有意无意，紧张局势的加剧都会引发该地区空前残酷的战争。

正因为这个重大而不确定的风险，突显了美国在当前局势中的重要性。需要提醒的是，50年前的10月7日，即1973年阿以战争的第二天——也是是最糟糕的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要求总理戈尔达·梅尔（Golda Meir），动员以色列核武器的准备工作，组装核武器，进行示威。一些人还声称，由于以色列发出核警报，1973年10月12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才决定立即向以色列空运物资。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他的《参孙的选择》（The Samson Option）一书中就提到过此事。

美国总统拜登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立即命令“福特号”航母战斗群驶向以色列，同时开始向以色列空运军用物资。一个多星期后的今天，“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已经在前往地中海东部的途中了。

在过去的任何战争中，美国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果断而迅速地采取行动。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史无前例的，这综合了价值观、利益、情感与战略需求。在战略方面，拜登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威慑，告诉真主党和伊朗：“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另一个战略关注点也不可忽视。虽然美国很少提及，但以色列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一点很特殊，因为它从未正式宣布或公开测试过自己的核武库。半个多世纪以来，以色列建立并维持了一种独特、不透明的核态势，有效形成了地区核垄断、消除了其生存威胁。以色列历任领导人都将这一战略资产视为圣物，而从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一直默许以色列的特殊核地位，只要其以负责任的方式培育即可。

然而，在过去的10个月里，内塔尼亚胡对这一遗产视而不见，甚至不负责任。他任命政客大卫·阿姆萨勒姆（David Amsalem）担任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日常工作的部长。但大卫缺乏经验，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忠诚的追随者。

众所周知，独立核浓缩能力，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武器化的风险。但最近，内塔尼亚胡不顾核专家的建议，允许沙特保留此项技术来推进沙以关系正常化。在过去的事件（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中，内塔尼亚胡给他的核监护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缺乏控制以色列核钥匙的素质。

当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时，真正的风险存在于真主党可能会向以色列发射数以万计的导弹。这反过来又会导致那些鲁莽且缺乏经验的部长在应对问题时偏离正道。事实上，就在几天前，以色列极右翼利库德集团的一位议员，塔利·戈特利夫（Tally Gotliv）公开敦促政府，对哈马斯动用“所有武器”，包括“末日”武器。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忘记以色列特殊的核地位。或许比起以往的美国领导人，刚刚经历过俄乌战争的拜登，更能认识到全球核禁忌的严肃性和脆弱性。人们不禁要问，拜登积极参与海军部署，并在10月18日对以色列高调访问，是否是为了确保这一禁忌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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