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领了补偿，但不代表原谅马航！”马航MH370开庭在即，这事始终没有终局...（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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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要开庭了。拿到法院传票，姜辉双手有些颤抖。母亲连同马航MH370幽灵般消失的2014年，他41岁，头发乌黑茂密。那之后，他长期失眠、焦虑，为马航的事东奔西走，甚至因此辞掉了工作，人憔悴了许多，头发也白了不少。

根据传票上的日期，他的庭审时间被安排在了11月30日。

这是一场长达7年的等待——2016年，姜辉和一些中国家属，以“航空运输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波音公司、安联保险集团，以及制造发动机的罗尔斯—罗伊斯控股有限公司，但案件迟迟没开庭。

有关马航事件的调查结论

此次起诉马航的家属有40来个，由于是独立起诉，意味着法院需要开庭40多场。庭审将从11月27日上午，一直持续到12月5日左右。家属要求索赔的内容，除几百万的赔偿和援助外，主要想让马航方面拿出7000万的搜索费用。

姜辉的诉求，是在要求责任方积极赔偿外，希望恢复失联乘客家属联络中心、保障家属知情权和提供心理援助，以及得到赔礼道歉，和设立搜索基金继续搜寻MH370失联乘客和相关信息，“我无法预测结果，我想让妈妈知道，我没放弃。”

自MH370失联那天起，妈妈就成了戳在他心里的刺，隐隐作痛却难以自拔。而支撑他走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找到妈妈——近10年过去了，这个信念从未变过。

“相信妈妈去世，就是在诅咒她”

在北京市北五环某小区见到姜辉时，他刚接受完一家媒体采访。开庭时间公开后，媒体频频找上门，他也只能被迫一遍遍回忆母亲——那是2014年3月8日，周六。一大早，姜辉带女儿去游乐场玩，中途接到哥哥电话。电话那端，哥哥哭个不停，“咱妈坐的飞机出事了，快来丽都酒店。”

姜辉不信。空难离自己太遥远了，怎么可能发生在家人身上。

MH370失联当天，首都机场摆放的提示

姜辉是北京人。出事那年，母亲姜翠云71岁，是一家照相器材厂的退休职工。和北京退休的大爷大妈们一样，退休后，她总喜欢约几个老闺蜜到处玩。家里经济状况不算差，两个儿子也都支持她。在马来西亚那几天，为省国际长途费，姜翠云几乎没和家里联系。直到登上MH370前，才告诉大儿子。

有关这次航班的信息在之后近10年无数次出现在媒体上：2014年3月8日凌晨00:41分，MH370航班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原定于北京时间6：30分抵达。凌晨01:20分时，飞机在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交接处与胡志明管控区失去通讯联络，同时失去雷达信号，地面也未收到MH370的求救信号。

自此，MH370神秘失踪，飞机上共有239人，其中154人来自中国。

姜辉赶到丽都饭店时，酒店里已经聚集起大批家属和国内外媒体。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敢相信母亲就在那趟航班上——他认为失联者只是和母亲同名，仅此而已。在丽都饭店等待一会儿后，他联系了警方，想要进一步核实母亲的信息。对方接了电话，姜辉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把母亲的信息用短信发给对方，很快收到文字反馈，“就是你母亲，是同一个人。”

“母亲遇难了”——这是姜辉的第一反应，他当即瘫坐在地。但他没想到的是，9年过去了，连确切的死讯都没等来。一开始，先是越南海军称MH370客机坠入大海，消息随即被否认；后来，马来西亚空军司令说，参与搜救的新加坡船只在客机失联海域发现一些漂浮物，但很快又证实，这并非来自MH370。

整个事件在之后数年变成了一个循环：只要有消息公布，马上就被否认。姜辉和其他失联乘客家属像钟摆一样，不断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反复摇摆，筋疲力竭。

而外界对MH370的下落也有诸多猜测——飞行员自杀、恐怖分子劫机、外星人劫持，甚至还有人说去了平行世界。姜辉起初对此嗤之以鼻，后来他也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说法。他怀疑是机械事故和人为同时发生导致，但具体发生了什么，谁也不敢妄下判断。

到了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宣布，根据分析结果，MH370航班落入了南印度洋。但由于没公布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家属们只接受失联，不能接受死亡。

大约在2014年5月，马航北京办事处在顺义空港物流中心设置了失联家属接待中心。根据此前媒体描述，那是一栋五层的灰色办公楼，楼内的一间办公室里，挂着中国地图，上面标着各个省份的MH370乘客——女的用粉色标签，男的用蓝色标签。每周都有家属过去询问进展。但由于始终没确切信息，每次交涉，几乎都在扯皮、吵架中不欢而散。

为了不错过消息，有外地家属专门在北京郊区租了窝棚，每月租金50元。每次从窝棚过去，得花两三个小时。而那个接待中心，也只存在了一年就撤销了。

由于搜索工作没有实质进展，事发近一年时，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这让姜辉等家属难以接受，亦不愿相信。随即，马航宣布对飞机上人员家属赔偿252万元人民币，并要求受难者家属放弃对马政府、马航、马军方、波音公司追责。

姜辉一直没领这笔钱。他要的是等母亲回家以及对马航追责。他更担心，一旦拿了钱，签了字，马方就没人搜索和调查了。

2016年，包括姜辉在内一些没拿赔偿款的家属，到北京铁路运输法院起诉了马航等公司。2017年底，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就此案进行过一次庭前会议，之后在北京市高院指定下，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管辖。但案件不久就停滞了，姜辉不理解迟迟不开庭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案子特简单，和陆地上的交通事故，没有本质区别。”

为了专心研究马航的事，姜辉辞了职，大多数时间，他用来搜集信息，并定期和一些家属见面，或是偶尔去寺庙烧香祈福。每周四，他们还会去有关部委反映情况。2015年10月，姜辉去了被马来西亚证实发现MH370碎片的法属留尼汪岛，看到了所谓的残骸碎片。

陆续在几个地方发现的残骸碎片，共30多块，包括一部分右翼外侧襟翼、一台引擎的发动机机罩、前起落架的一扇门、垂直稳定器的一部分等。其中18块标记为有可能、极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来自马航，有3块为确定来自马航，其余均无法识别。

姜辉在发现疑似MH370遗骸的留尼汪岛。受访者供图

“他们所谓的确定证据，有什么证据呢？”姜辉不觉得这些残骸真正来自MH370。他甚至判断那是人为制造的证据，只是为了掩盖真相。

既然几乎所有信息都说MH370消失在了大海，姜辉也只能这么认为。为了在茫茫大海上寻找到母亲，理工科出身的姜辉甚至发明了个“海洋定位漂流瓶”。他还曾在上海成立了公司准备量产，但最终由于租用卫星的成本太高，没有投入使用，公司也注销了。

家里的一切都像母亲在世时一样，没有遗像，清明节也不会有祭拜活动，“我要相信妈妈去世，就是在诅咒她。”姜辉坚信母亲一定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只是暂时失踪了。

失联与失去

在马航失联者家属面前，”死“字是大忌，不能轻易提。而那些与死有关的字眼，也要避免。和姜辉一样，许多家属对“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有着某种执念，没有见到尸体，意味着人还活着。MH370失联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有媒体去采访失联者文永胜的父亲文万成，问他们打算如何祭奠。文万成一听就火了，“我儿子又没去（世），我祭奠什么？他不过是出差了，还没回家罢了。”

这次马航事件开庭，文万成的案子被排到了12月4日。11月25日上午，他和老伴李继平颤颤巍巍地从山东济南赶到北京南站，想要先见见代理律师张起淮。

左侧握手者为文万成。受访者供图

2016年递交起诉书后，他起诉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波音公司、安联保险集团，以及制造发动机的罗尔斯—罗伊斯控股有限公司，要求五被告对在搜寻、搜救方面没有尽到责任和义务进行赔偿。

事发快10年了，他至今对儿子的事如数家珍——那曾经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孩子。MH370失联前，文永胜是山东高速集团房地产开发的高管。去马来西亚，是要进行一次11个亿的售楼合同签订商务谈判。临走前，他告诉父亲，那是一笔11亿元的售楼合同，有个马兰西亚驻香港的公司，要在济南买他们建的楼。

“他本科毕业，失联时还在北京理工大学企业管理读在职研究生，工资也高。”文万成至今说起来都带着骄傲，他说儿子2010年在济南付首付后又贷款150万买了别墅，2013年买了一辆35万的沃尔沃轿车，并育有一儿一女。

MH370出事前，文万成自己也坐过一次飞机。2012年12月，儿子带他去香港旅游。那是文万成第一次坐飞机，他有些害怕，“这玩意儿掉下去，一点生还希望都没有。”儿子告诉他，飞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三个月后，马航MH370失联。

文万成期待中幸福的晚年生活，也被彻底击碎。

但他很快又振作起来，他安慰老伴说，“飞机只是失踪了，不一定出事。”事发后不到一个月，马来西亚方面说飞机落入南印度洋了，文万成觉得这是撒谎，“刚出事的前几个月，我儿子手机还能打通，就是没人接。2014年6月，他的QQ还在线过。”

这两个细节让他坚信，儿子没死。

部分失联乘客家属。受访者供图

也因此，不管去丽都饭店还是其他地方，不管家属在现场如何吵闹，文万成都会保持冷静，并默默地打开摄像机记录，试图寻找儿子还活着的证据。文永胜失联的头些年，李继平每过一段时间都要给他充话费，并几乎每天给他发短信，“儿子，妈妈很想你，你怎么不回家看看妈妈啊。”

在众多失联者家属眼中，文万成做事一贯理性，从不把悲伤挂在脸上。而他在众人面前唯一一次崩溃，是在马来西亚。2015年，他发动了20名失联者家属，前往马来西亚要求见相关负责人，最终被拒绝。那一次，文万成站在马来西亚的海边，泣不成声。

儿子不在家这些年，70多岁的文万成努力让自己活成年轻人——他学着网上购物，通过翻译软件查阅了大量有关马航的外媒报道，还经常开着儿子那辆沃尔沃外出。儿子出事那年，孙子、孙女还小，问起爸爸去哪儿了，文万成就解释，说去国外学外语了，因为没学好，所以不让回来。

现在这个解释行不通了，他只好如实说，然后告诉孩子们，“你们得好好学外语，争取以后把爸爸找回来。”

至于那笔252万的赔偿，文万成没有拿。他不是不缺钱，只是在人和飞机的下落没有定论的情况下，他拒绝和马航签免责协议，“赔偿可以要，但不能免责。”

“我领了补偿，但不代表原谅马航”

在赔偿和继续向马航追责面前，邹京生犹豫过。但他最终选择了前者，这意味着，此次在北京的开庭，他不会出现。

之所以领这笔钱，邹京生解释，最初，他也是心存希望的。但眼看着各方努力未果，搜索停止，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据公开资料显示，从失事之日起至2018年5月底，以中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为首的26个国家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搜寻。

首次大规模搜寻，专家通过卫星图像测算，把地图上的搜寻范围圈定在澳大利亚西部海域，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弧线。从2014年到2017年，搜寻队在这条弧线上仔细排查了1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耗资1.6亿美元，未见MH370踪影。

2017年10月，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在调查报告中认为，第一次搜寻工作足够细致、精确，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目标区域错误”。吸取了第一次经验，2018年1月重启的第二次搜寻工作中，马来西亚政府委托的美国私人勘探公司“海洋无限”分别在南纬30度和35度范围内搜寻。

这次搜索，属于“找不到不要钱”——假如找到MH370，“海洋无限”可拿到7500万美元；找不到的话，其间产生的费用自己承担。那段时间，“海洋无限”每天都要扫描1100公里，多轮搜索无效后，“海洋无限”于2018年5月底停止搜寻。

2019年在吉隆坡的周年纪念活动。受访者供图

这种大规模搜索此后再未有过。邹京生夫妇知道，这意味着，找到航班的可能性更小了。

让家属们希望逐渐落空的还有，MH370失联以后，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当局出具了大大小小近10份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有的说MH370“最终坠入大海”，有的称“工作人员或维护工作未存在过失”，但对于飞机为何失联，始终未曾提及。

2018年7月30日，马来西亚又发布了一份数百页的最终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MH370的黑匣子和飞机主体仍不知所踪；机长没有精神和生理疾病史，此前也并无反常举动；飞机曾被人为调转方向，不排除曾被劫持的可能性。

最终得到结论，“调查组无法确认MH370失联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无论这份报告，还是前述残片，都无法拼凑出MH370失联之谜的完整拼图。

停止搜索后，邹京生和其他失联者家属们一度希望马航还能再做些什么，但2018年11月14日，马航与MH370失联乘客家属在北京举行第42次见面会时，宣布该事件原调查团队的任务“已经结束”，并于11月30日解散——这是MH370航班消失后的第1728天。

看不到希望的家属们决定领钱。邹京生的妻子林小兰原本是坚决不要这笔钱的。她觉得，接受它，相当于认同儿子出事了。可随着很多事情的变故，家里需要钱，她也因此在去年领了这笔钱。邹京生说，在所有领赔偿家庭里，他们算是最晚的了。

“拿了赔偿，也不代表原谅马航。”邹京生更不相信孩子已经死亡。

“只是法律上的死亡”

还有一些失联乘客，在法律上死亡了。他们至少有马骏（男，1981年生）、黄毅（女，1984年生）、曹蕊（女，1982年生）、侯波（男，1979年生）、李乐（男，1982年生）、鲍媛华（女，1951年生）等。

这其中，也包括张翼的儿子——张翼不是受访者的真实姓名，而他也不愿意公开自己儿子的名字。按照他的说法，当时有些涉及儿子的手续要办，必须有死亡证明，只得从法律上“杀死”自己的儿子。法院在判决里写道：“被申请人XX搭乘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于2014年3月8日意外失联后下落不明……已达四年之久……宣告XX于二〇一四年三月八日死亡。”

至于那笔252万元的赔偿，张翼也领了。他解释说，因为“儿子此前做生意借了100多万”。MH370失联后，债主们经常打着“子债父偿”的旗号上门催收，连利息都没减免。

那段时间，他一边陷入寻找独子的痛苦，一边忙着处理债务问题，“我和他妈妈都是农村人，去哪搞那么多钱。”拿到赔偿，他连本带息还完债，又偿还了寻找儿子时的欠款后，手头就剩了20万。他把这笔钱存起来，想等着儿子回来时给他。

为MH370失联乘客祈福用的蜡烛。受访者供图

张翼知道，在MH370失联家属里，像他这种被迫陷入债务问题的还有不少。

比如天津籍的MH370失联乘客辛曦曦（1982年出生）失联前，申请了一张中国银行信用卡，用于分期购买轿车，分期金额为10万元。失联后，开始逾期。

在欠下3万多本金、8000多元利息后，银行起诉了她和她的丈夫。开庭时，辛曦曦的丈夫说，MH370航班处于失联状态，妻子的法律状态不明，信用卡未按时还款，并非出于本人意愿，他自己也不应对妻子的个人债务负责。但法院还是判决辛曦曦的丈夫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由是，那笔信用卡的钱，用在了家庭消费，车子也是辛曦曦的丈夫在使用。

“谁也没资格说我们拿了赔偿的，就是（拿了）买命钱，就是不道德的。”张翼说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换过手机号，是怕儿子找不到他，“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想的，我只信他只是从法律上死亡了，现实里还活着。”平时除了农忙时节，张翼更多时间都在外打工。妻子想和他一起外出打工，他拒绝了，他觉得家里必须得留个人，否则儿子回家后找不到人。

曾经在丽都饭店并肩战斗共同维权的家属们，在近十年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些人甚至断了联系。前段时间，张翼从短视频里得知，案子要开庭了，他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滋味——毕竟拿了钱，就相当于放弃了追责。

而作为起诉了的家属，文万成对这次的开庭也不乐观。他认为，这次只局限在赔偿多少，起不到找人、找飞机的作用，“马航在国内也没什么资产。即便是法院认定了赔偿金额，执行起来也有困难。”

有时候文万成觉得，不如就保持现状吧，就这么失联着。毕竟失联，代表着还有活着的希望。真的找到了遗体，他就永远失去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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