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非法交易黑幕:我们在等美国来管吗

　　中国儿童非法交易的黑幕 ——我们在坐等美国国会来管吗？

　　大西洋月刊

　　[晚报导读]《大西洋月刊》报道，1月中旬，一名中国举报人发帖指控，江西贵溪大量被跨国收养的儿童与婴儿买卖、虐待、腐败有关。这一案件依然在调查中，目前还难以断定是否属实。但单2012年，美国就收养了3000个中国儿童，一个孩子领养中介都能挣好几千美金，这一话题在中国境外也成为禁忌……

　　王邦银（音译）是贵州省贵阳市当地的农民。在贵阳市儿童福利院他与被解救的儿子重聚，父亲紧紧抱住儿子。(图片来源：路透社）

　　2011年3月，罗斯·坎迪斯吃了人生最难以下咽的一顿午餐。当时她正在中国南部小城韶关的一家餐馆。听旅伴向她翻译同桌的一个男人向他们讲述的情况后，这位美国母亲差点没吐出来。她在中国收养的女儿从本质上说竟然是有人为了牟利，被人买走然后倒卖给她的。中国孤儿院曾向她出事过一份文件，证明她的养女是被人抛弃在路边的，现在可以证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福利院还给了她一罐土，说是为了让家乡的土能陪伴着女儿在美国成长，这罐土也不是来自女儿的家乡，而是和女儿那份伪造的身份文书出自同一个地方。坎迪斯飞了几千公里来为女儿寻找亲生父母，但现在她离谜底却越来越远了。

　　几乎在整整一年前，刘立勤（音译）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那天他在建筑工地做一份临时工，正准备吃午饭、抽根烟休息一下时，他妻子打电话告诉他，他们两岁大的儿子刘进军（音译）丢了。刘立勤匆匆跑回家，发了疯似地到处找儿子，但毫无结果。他和妻子叫来一些亲戚帮忙，跑到派出所报案说儿子失踪了。随后又让城里的邻居们分散开去，沿路喊着儿子的名字寻找，询问路人是否看见过丢了的小男孩。警方告诉他，现在男孩不见的时间不够长，达不到立案的条件不能立案。最终，那天很晚的时候，刘立勤想到可以去查一查他家附近街边一栋建筑外装的监控录像。当监控画面被调出后，刘立勤果真发现在画面的一个角落里，一个脸部模煳的男子抱着进军从他居住的小巷里走了出来。我第一次见到刘立勤就是在这条小巷子里。他答应把他的经历作为我一部关于中国被绑架儿童的纪录片的第一个的故事。“看着监控画面里那个男人把儿子带走的时候，我……”刘立勤一时语塞，“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罗斯·坎迪斯和刘立勤二人背景的差别如此之大，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这几年都在中国苦苦追寻着孩子的踪迹，他们都愿意付出一切来找到结果，几乎每一次尝试又都同样以失败告终。贩卖儿童和收养儿童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但却又十分不透明。中国方面将其作为禁忌的话题。他们虽然知道该问题的存在，但却并未公开相关的统计数字，诸如被绑架儿童的数量、被卖到孤儿院儿童的数量。由于考虑到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收养家庭的影响——仅仅美国人在2012年就收养了近3000名中国儿童——这一话题在中国以外也是一个禁忌话题。

　　中国儿童的跨国领养中存在的儿童绑架和买卖问题都没有得到过广泛研究。没有谁能确切地说出每年中国被绑架儿童的总数、他们被国内或国外人领养的百分比分别是多少。最近几年我一直研究这一问题，我发现这一问题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要严重的多。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和我妻子采访了几十位被拐卖儿童的父母以及领养儿童的美国父母，这些美国父母开始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拐卖来供他们领养的。

　　坎迪斯是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临床医学家（为了保护女儿的隐私，她要求我使用她的笔名）。她当初准备领养一个孩子时之所以选择来中国，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比起韩国等国，在中国领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比较低；二是因为她在美国看见周围人领养的中国小孩看起来都很可爱。“它被誉为最把稳的程序、最光明正大的计划”坎迪斯提到与她合作的领养机构这样吹嘘其所谓的“海牙认证”过程,这个机构已经经营了20多年，每年为几十个孤儿找到了新家。“当然，他们从来不会提到涉及的非法交易。”

　　从任何一个国家收养儿童，都会面临繁复的手续。尤其是对于像坎迪斯这样已经36岁急于当母亲的人来说 这种感觉更强烈。但是当领养的那一天终于到来时，她并没有遇见任何令人生疑之处。他们立刻就让她和自己的刚刚得到的女儿亲密接触，孤儿院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友善温情。一点不夸张地讲，她感觉自己的梦想终于成真了。“他们可真会演戏。”她说道，“孤儿院院长带我们去吃了一顿有爱的午餐。他就那么站起来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可真‘能干’！”随后坎迪斯带着她的女儿回到家，准备开始她们的新生活。

　　罗斯·坎迪斯说，一开始一切都进展的很顺利——至少，和其他刚有了孩子的父母们一样顺利。但艾丽卡四岁的时候，告诉他们她想念自己的生母。她问我：”你们能帮我找到她吗？“坎迪斯确实不知道女儿的生母在哪，于是她开始在网上搜寻。她发现一个专门为养父母寻找其收养的中国子女来历的网站，网站名叫“搜索中国”。

　　布莱恩·H·思达西是三个领养女孩的父亲，他建立了搜索中国这个网站。他看过艾丽卡的身份证明文件后告诉了坎迪斯一个坏消息：艾丽卡的收养很可能跟湖南省的拐卖儿童丑闻有关。2005年11月，中国记者报道称湖南以及其他几个省份的幼儿被拐卖到中国的几家专业的孤儿院，而孤儿院则向领养幼儿的父母隐瞒了这些孩子的来历。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儿童领养团体。在研究了艾丽卡过去所在的韶关市曲江区社会福利院的领养数字后，思达西发现这一丑闻被揭发之后，该福利院的领养人数急剧下降。随后，政府进驻了该福利院，并停止了所有的领养活动。这说明，这家孤儿院已经被卷入了这次丑闻。他给坎迪斯发了一条这件事的新闻链接。”然后我开始紧张了“，坎迪斯说。

　　很多父母至此就放弃了，但坎迪斯可不想就此罢休。“我必须知道真相。”她跟我说道。于是她继续搜寻。她雇佣了一位中国调查人员在女儿呆过的福利院周围张贴海报来搜集信息。可什么也没查到。不过坎迪斯仍然不停手。“每个月我都要给布莱恩和兰（思达西的妻子，同样是搜索中国的调查者）打电话。”她笑着告诉我，回想起来，那时她一定看起来非常固执。坚持了两年以后，兰终于答应和坎迪斯一起去中国，看看到底能不能挖出艾丽卡的身世之谜。

　　在山西太原，刘立勤还在继续寻找着自己的儿子。在儿子进军被拐走后的第一周，他和妻子几乎都没睡过觉。“我们都分不清白天和晚上”他说道，“真的是分不清了。”他们在家附近的街道和小巷子里来回寻找，亲戚则帮忙在城里的各个车站寻找，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警察什么忙也没帮上。当进军刚刚被拐走时，警察来到他家，告诉他们夫妻，小男孩可能只是去了亲戚朋友家，他们得自己去找。在刘立勤找到了监控录像的证据后，警察接受了报案，但他们什么线索也没找到。就像对待许多孩子被拐的父母一样，警察告诉刘立勤如果他们自己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任何线索，一定要报告他们。刘立勤觉得，如果没有这些线索，警察估计什么也不会做。三年过去了，进军的案子依旧摆在那没有动静。刘立勤说，官方根本从来就没查过这案子。（我给当地警察局打去电话询问，接电话的人拒绝就此发表评论，也没有告诉我们可以去找谁。）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立勤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刘立勤夫妇还有一个大女儿，但儿子却不在了。他们也不能再要孩子，因为在进军出生后，当地的计生部门给刘立勤做了绝育手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个儿子非常重要。现在刘立勤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破灭了，这对他打击很大。亲戚朋友劝他和妻子离婚，他们觉得是因为刘立勤的妻子没有尽心看管，才让进军被拐走。“我跟他们说我不可能这么做，”刘立勤说，“难打她想要儿子丢吗？当然不会。”

　　他们的女儿是个七岁大的活泼的小姑娘，他们一家三口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来把进军被拐卖的消息四处传播。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报，在广播、电视上登了寻人启事。小男孩的名字登在了几十个失踪儿童网站（这是些由失踪儿童父母和志愿者建立的非营利网站，费用多靠捐款），他的照片贴在横幅和传单上，刘立勤一家把这些横幅和传单带到太原周边以及其他他们去寻找过的城市。当他们在电视上听说了哪儿有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被抓之后，刘立勤都会跑到人贩子被逮捕的地方，询问当地警察是否有进军的消息。他和当地其他失踪儿童的家长联系一起上街，发放传单，寻求路人的帮助。

　　我在太原参加过一次这样的集会。那些失踪儿童的父母把一辆“儿童搜寻车”——一辆小卡车，上面贴满了关于众多失踪儿童的信息——停在一处人群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边的人行道上。这天是太原难得一见的晴天，又是周末，街上的行人众多。平常，这座城市总是被浓浓的雾霾所笼罩。这些家长围着卡车，在人行道上展开贴有孩子照片和遭遇的横幅，人站在横幅后，等着回答好奇驻足的路人的疑问。一开始，人们搞不清这场面是怎么回事，但人群却愈积愈多。刘立勤和其他的家长们在四周和好奇的围观群众聊着，告诉他们失踪孩子的信息。连刘立勤那年幼的女儿也在帮忙面带笑容地向路人散发着传单，那上面印有她被拐卖弟弟的信息。“她到现在都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刘立勤谈到她的女儿时说道，“有时她醒过来会跟我说‘爸爸，我昨天晚上梦到弟弟了’之类的话。每当听到这些，我总感觉生不如死。”但那天，她一直笑嘻嘻的，和另一对家长带来的一个孩子绕着卡车跑来跑去，好好享受这难得一遇的晴明的一天。

　　我在这场即兴的游行中四处走动，只是拍拍照片，拍拍视频，保持低调，以免给这些家长招来麻烦。尽管这样，仍然有几个警察来到游行队伍中，把几个家长拉出去。我猜想一切都完了——结果确实如此——不过警察还算比较友好。警察没有严实武装，但家长们的游行并未得到许可。就像中国其他地方的警察一样，警察当局对于外面的人怎么看待这样的街头集会非常敏感。警察没对我说一句话，但我这个外国人在集会人群中拍照这件事，可能就是警察介入并制止了集会的原因之一。第二天，警察真的去刘立勤家里找他询问，为什么会有一个外国人介入其中。刘立勤跟他们说我只是一个碰巧路过的游客，然后警察就离开。

　　坎迪斯和兰来到中国韶山找到了一个叫何早林（音译）的人，艾丽卡的身份证明文件上说他是艾丽卡的“发现者”。文件上说，他在韶关市胜利路上发现了这名弃婴，然后把她送到了孤儿院。他答应陪她俩吃一顿午饭，吃饭时告诉她们，他从没捡到过小孩子，坎迪斯震惊了。他说，他只是孤儿院一个负责人的朋友，那时他是曲江区民政局的一个主任，他给他那位在孤儿院做主管的朋友打了个电话，电话中那位主管确认了他的说法，因为他在重复对方话的时候说：这些孩子是我们买来的。

　　在故事发生了这么离奇的转折之后，何先生带他们到了一个寺庙参观，也许是为了让坎迪斯在那里静一静。她在庙里四处徘徊着，看着观音像——这位菩萨被传诵为善良和慈悲化身——为怎么跟女儿说明而发愁。这时兰建议她们去那家孤儿院调查一下，看看能否有什么发现。

　　来到孤儿院，他们很快就见到了一位负责人——不是电话里承认他们买过婴儿的那位，是另外一位负责人。他并不知道坎迪斯已经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所以他接待了他们，还说愿意带她们去看一看她女儿当初被发现的地方。

　　“我他妈的当时都想锤死他，不过我可不想被关进监狱，于是我只是告诉他不必了。”他又提议了两次，坎迪斯说她差点就现场发飙，告诉他她知道真相。不过她还想找到更多的线索，所以她只是平静地拒绝了。然后这位负责人请他们吃晚饭。她努力地试图从他嘴里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最终只是把自己搞的精疲力尽，她和兰没搞到任何关于她女儿的有用的信息。“那天晚上我回到住处，只能哭泣。”她说道。

　　接下来的几天，坎迪斯试尽了各种方法，包括贿赂一些孤儿院的工作人员，想要找到女儿的来历。她和孤儿院的工作人员交谈，甚至给他们钱来收买线索，但没发现什么新的情况。她还想从何早林那搞到更多消息，不过他不再接她电话了。有一点已经清楚：艾丽卡是被卖到孤儿院的。但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没有人能说清。

　　这趟旅程最糟糕的一刻随后到来。在跟留在美国的艾丽卡用SKYPE视频聊天时，坎迪斯告诉女儿“我们没没能找到关于你生母的任何线索。”女儿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奇，她看起来很沮丧，只是说了句：“哦。”然后艾丽卡哭了。这种时候不能陪在她身边，我心都碎了。“这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真的，真是太糟了。”

　　在中国，像进军这样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很快就发现他们的世界因为孩子被拐卖而大变样，问题重重。根据我们采访过的所有的家长的讲述，孩子不见了以后，警察一般都是草草行事，帮不上什么忙。像刘进军一样，大部分的家长，警察都会让他们自己去找孩子。我们为了拍纪录片采访了石日成、雷永（人名均为音译）以及其他几位家长，根据他们的讲述，中国很多警察局都要等到孩子失踪24小时之后才会接受报案。不幸的是，根据文件记载的儿童拐卖案，诱拐发生24小时后，孩子可能已经在几百公里之外了。在刘进军以及其他许多其他案子里，调查漫不经心，不负责任。

　　因此，家长们不得不自己去寻找孩子，引起外界关注。但这往往会引起和地方执法部门的对抗。这些部门总是想要让所有公开表达不满的人闭嘴。石日成和王叶叶（音译）是太原地区两位失踪儿童的家长。他们寻找孩子的时间都比刘立勤要长，警方对他们大力阻挠。王叶叶告诉我们警察经常经常深夜来敲门，谎称有人电话举报他们家里发生家庭暴力。他们询问她最近去了哪些地方，警告她不要不经申请就跑到外地去。

　　老石是中国中部省份山西的一位中年工人。他的儿子五年前就失踪了。他也去过北京上访。他在那儿被警察拘留了一整天。“直到下午五点半我才被放出来，饿着肚子。他们都不给我们吃的。”他说道。那天傍晚，他才被释放出来。他回了家。这一趟来北京，寻找儿子的事没有丝毫进展，反而是让他对警察更失望了，从未有过的失望，他还曾指望他们能帮他。他说：“他们的精力都用来跟踪孩子的父母了。如果他们在案子上花这么大的心思，什么案子他们破不了？”

　　不幸的是，并非只有警察在帮倒忙。刘说，他和其他的家长一样，常常收到骗子的消息，骗他们花大价钱向他们购买孩子去向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伪造的。“他们就是想诈骗。有时他们就是把你孩子的头像粘贴到别的孩子身上，然后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孩子，我知道他在哪儿’。但他们就是来骗钱的。这样的人很多。”刘知道，即使有人看见了他的儿子，并且知道他儿子是被拐卖来的，他们也很可能什么都不会说：孩子不会知道他是被人贩子拐来的。不可能知道。在我们家乡，当有人花钱买了老婆，其他人都不会说“这人是买来的。”没有人会说。我们的孩子这么小，他不可能发现他们在撒谎。

　　即使孩子知道了，也毫无办法。王庆顺是杭州一名汽车销售员，他年幼时被拐走，卖给了浙江一个“领养”家庭。他对周围的每个人都说，那里不是自己的家，并且他也不叫王庆顺。他说话的口音也和当地人不同，甚至连养父母家的人都很难听懂他的话。“每个人都知道我不是这儿的人，成年人都选择不提此事，小孩们倒很乐意说我坏话，他们会说‘哦，这个小孩是买来的’，诸如此类的话。上幼儿园时，我常常被老师停课，不是因为我淘气，而是其他孩子老是嘲笑我说我是买来的，于是我就报复他们，打他们。有时我会抄家伙砸在他们头上。”王庆顺说道。

　　王说他所在的村子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买来的，可是十几年了，也没有一个人会去报警，现在去报警又太迟，什么也做不了了。不幸的是，他的故事却并非不常见。被拐儿童的家长解释说，那些知道了拐卖儿童非法交易消息的人之所以不去报警，部分原因可能是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因为可能会被当地贩卖儿童团伙报复。

　　回到美国后，坎迪斯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可又不是很清楚具体该做什么。因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亲生父母，坎迪斯的女儿一直很忧郁。坎迪斯一直在考虑自己究竟怎样把与中国的国际领养活动中的欺诈和非法交易行为公之于众。她家的一个朋友建议她和当地的国会议员接触一下。

　　她这么做了，但是“他也帮不了什么忙。”她又联系了另一个，“他们不关心这个。”她继续努力，甚至发现了一个社团组织，专门推动国会放宽《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再授权法案》（简称TVPRA）的保护范围，让美国政府关于人口非法交易的定义涵盖那些买儿童用于领养的行为。

　　现在的问题，部分在于，根据美国的法律，坎迪斯的孩子不属于非法交易的范畴。艾丽卡的情况符合TVPRA法案的前两项条件（她是被运送来，并且也涉嫌欺诈），但不符合第三项（欺骗的目的是将其贩卖用于奴役、卖淫、契约奴役，或是从事其他色情活动）。包括联合国等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关于人口非法交易的定义更宽泛。但在美国，一个孩子被诱拐、运送贩卖到到孤儿院，然后用伪造的身份证明文件让其被领养，这一切都不会被定义为非法交易。

　　一个美国的政府官员如此解释说：我们相信预防用于跨国收养的儿童拐卖行为、腐败、欺诈、不当得利的最好屏障是《海牙收养公约》。中国是《海牙收养公约》的签约国。

　　对于所有的协议领养活动，在孩子出生地所在国的美领馆官员都会在领养家庭领养或者准备领养前检查领养前的所有程序。在领养工作完成后，领养儿童移民到美国之前，领馆官员必须进行认证，确认跨国领养程序的所有步骤都符合《海牙收养公约》以及《跨国收养法案》的规定。

　　一些不正当的跨国领养活动有时会被错贴上“非法交易”的标签是因为国际上对于这两种现象的定义有差别。

　　那些理应获得国际领养资格的儿童不幸沦为不当的商业行为或可疑程序的牺牲品，而那些欺诈者，如果不是准备将儿童用于性交易或强制劳动，其行为根据《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再授权法案》却不会被定义为非法人口交易。

　　坎迪斯和其他一些人觉得美国在海牙收养协议下的职责不足以应付像艾丽卡这样的领养行为。因此，她加入了抗争，要求TVPRA把“涉及儿童买卖行为的领养”列入人口非法交易的定义之中。几个月来，她一直在和国会研究人员以及他们的助手商谈，希望能召开一个听证会同众议院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来自新泽西州）以及参议员议员夏洛德·布朗（来自俄亥俄州）进行辩论，他们同为国会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

　　听证会没能成为现实，坎迪斯只是和国会议员们的助理进行了几次会晤。最终他们告诉坎迪斯要等到2012年大选结束后再说。

　　“我有时在脑子里问自己‘喔，我该放弃吗？’”坎迪斯说道。“但我不会那么做。。。我不会放弃的。”二月底，她回到华盛顿特区，这是最近九个月来的第三次了。她把我们的纪录片放给CECC的国会议员观看，并且和该委员会的众议院议员玛丽·兰德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议员史蒂夫·肖伯特（来自俄亥俄州）进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她依然很乐观地认为，只要她继续努力推动，TVPRA终将改变。“我计划继续和委员会一起，推动这项艰难的工作，直到那些儿童买卖的受害者能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和认可。”她说道。

　　就像中国的刘立勤一家一样，她同时也在努力向领养团体传播相关的信息。不过他们对自己领养的孩子是怎么被拐卖来的这些消息并不感兴趣。在雅虎网的一个关于领养的讨论组里她属于“不想听”的那一部分。她说：“那里有很多争论，有些人会说’是耶稣要我们收养这孩子的，他是怎么被拐卖的不重要，现在他是我们的孩子就行了。”另一些人站在坎迪斯这一边，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这个过去每年至少有一次线下活动的群组，自从坎迪斯从中国回来以后，已经2年没有举行线下聚会了。还有一个当地的领养家庭团体也不愿意听到这些事。坎迪斯接触了这个名为中国儿童领养家庭协会的组织，该协会在全国有超过一百家分会。坎迪斯向所有感兴趣的家长发送了相关的信息。“整个协会里只有两个人给我回了电子邮件。”她说道。

　　坎迪斯说：“我朋友中那些没有领养过孩子的比领养过孩子的更加支持我。”慢慢的，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私密。坎迪斯从中国回来以后，她的一对夫妻朋友告诉她，他们希望那段时间她女儿不要再和艾丽卡一起玩了，“因为他们不想他们女儿问到那些问题。”坎迪斯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很多家长担心彻底的调查会让他们失去领养的孩子。不过她没有意识到，拒绝她所相信的事情的一个合理的理由是为了这些孩子的最大利益。“我成了替罪羊”。她说道。

　　美国领养团体中确实很多人不愿谈论中国的非法人口交易。就这一话题，我联系了十几名美国专门从事中国儿童领养业务的代理人请求采访，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要么拒绝就此事发表意见，要么干脆直接不理我。唯一那位回应了我的人是丽萨·普洛泽，“领养好帮手”中介公司的执行理事。她说：“非法人口交易这个术语不应该用于对领养活动的描述中，媒体们用这个术语时，都是在进行错误的宣传。”因为领养活动不符合TVPRA中关于该术语的定义。

　　当然，这一问题未被被充分讨论的另一原因是因为钱。中美间的领养业务可是笔大生意。每从中国领养一名儿童，美国的领养中介都能挣好几千美金——坎迪斯说自己就花了差不多20000美元，大部分领养机构标出的价格也都在这一范围——而中国的孤儿院一般能从领养父母那里收到至少5000美元的捐款，坎迪斯付了3000美元，但那以后，这一项必须交的费用已经涨到5000美元了，全中国都一样。在美国这边，如果停止所有中国领养业务，那会导致很多美国的领养中介机构收入大幅减少，其余的就只有关门大吉了。而在中国那边，福利院从每个被领养的孩子身上挣钱。福利院买来一个拐来的儿童大约只需花费500美元，快捷的跨国领养，能让他们大挣一笔。

　　一方面由于这一话题在两国都是不受人们欢迎的敏感话题，另一方面由于几乎没有人从事专业的研究，很难确切地指出，刘立勤的遭遇与罗斯·坎迪斯的遭遇是相关的。美国政府部门估计中国每年有20000名儿童被拐卖，一些独立组织和个人给出的数字要高得多。成千上万个已经破了的案子，以及中国被绑架的大多是男孩，而跨国领养中男孩却很少这一状况，都表明很多的孩子卖到孤儿院是用于国内领养。但我们知道，他们中至少有一小部分被用于国外领养。我们知道这些被领养到国外的孩子中，有许多出生证明和来历都不清白。

　　“我认为来自中国的领养业务，超过四分之三都涉嫌欺诈或非法交易。”布莱恩·思达西说。在领养研究领域，思达西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家长们指责他别有用心（企图让中美间的领养业务停止），并且搜寻中国向愿意调查自己孩子背景的家长们提供收费的调查报告，平均费用大约50美元。

　　不过他是唯一对中国领养儿童进行广泛的数据分析和实地调查的人，只有他能判断哪家孤儿院从事了买卖儿童交易，涉案程度有多深。思达西认为坎迪斯遇到的情况非常普遍，尽管中国官方正式宣布湖南以及其他几个被广泛关注的儿童贩卖丑闻已经被处理，但儿童买卖还在继续。

　　1月中旬，一名中国的检举者发表了一份让人震惊的声明，举报者说中国南部省份江西所辖的贵溪市的一家孤儿院有很多婴儿被国外领养，领养活动中涉嫌腐败、儿童买卖和虐待儿童。该案仍在调查，还不清楚声明的真实性。但是在中国领养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苏珊·摩根却感到很伤心，因为她的一个孩子就是在贵溪市领养的。“几年前我就知道了国际领养中腐败猖獗。”摩根说“但是突然要面对一个人举报你收养的孩子呆过的孤儿院里的腐败，还是会感到震惊，尤其是被举报的人里还有一些你自己就见过。”

　　但是摩根更担心对此事的兴趣会渐渐消失，因为很多人就是不想听到这事。“我敢肯定，大部分的收养家庭并不清楚中国的购买儿童问题有多严重，也不清楚这和诱拐儿童以及儿童非法交易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苏珊说道，“当然，出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大部分的领养儿童家长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深究。”他们害怕失去孩子，担心如果发现孩子的亲生父母并未放弃找回孩子的希望，孩子很有可能卷入噩梦般的法庭诉讼。这些担心可以理解，也很可能成真——没有人真的能肯定，如果两边的父母都不退让，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然而是美国领养儿童父母对中国孤儿院的腐败和收买儿童行为的普遍漠视，可能恰恰就是每天有几十个像刘立勤这样的中国父母还在丢失孩子的部分原因。

　　尽管我跟思达西谈话时，贵溪市的贩卖儿童丑闻刚被爆出，但他却指出这样的丑闻被爆出来的很少，收养团体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特例。“这样的小火星很容易就被扑灭”他说道，“我们需要的是有人告诉大家整个国家正在燃起熊熊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