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斯彭德：我与我的犹太血统

撰文：斯蒂芬·斯彭德

翻译：叶美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斯蒂芬·斯彭德：英国作家，20世纪30年代与戴·刘易斯、威斯坦·休·奥登和路易斯·麦克尼斯被认为“牛津四才子”。他的作品《World Within World》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文学界。

斯蒂芬·斯彭德

我十五岁的时候，遇到了对我的生命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人，我的外祖母希尔达·舒斯特。她看见我的父亲不能理解我对现代绘画、戏剧、文学的喜爱。在后者眼里，现代绘画就是一群愤世嫉俗的艺术家制造的巨大垃圾，而这些艺术家的身份是长期生活在苦难之中的英国大众，他们笔下的大部分现代写作都是不道德的，戏剧的情况也一样。当我在伦敦上大学学院的时候，在这个主日学校，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被允许去看戏剧或展览，因为我被认为是活在他所称作的枯燥，毫无生趣的时代。

当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就会带我去剧院，和她一起我看了契科夫、易普生、斯特林堡的戏剧，还看了在海默斯密斯、巴恩斯和诺丁山的小型剧团演出的莎士比亚实验剧。我们也常常去美术馆看现代绘画。为了能够和我讨论，她把最新出版的小说都读了。

对这些艺术作品的所思所想，在某种程度上她和我一样无知。她是个很容易被打动，好奇心强，情绪随时可以陷入狂热的人。如果她没有明白什么事情（例如，分色主义绘画或许仅在当时“先进”，其实是典型的现代绘画，感觉像是膨胀的橡胶娃娃），她会说，我不知这些画意味着什么，但我能知道非常非常美。

她怀揣一个急切的心愿，她渴望和我这个年轻人，这个最需要她陪伴的，孤僻的，年轻的孙子一起分享某些新奇的现代经验。同时出于对我热心的同情，她乐于喜欢我所喜爱的艺术作品，（而且在没有完全明白那些书和绘画的主题的时候，她能和我一起陷入了激动。）同时她也为自己不知道这是否对我是“正确的事情。”而感到不安，为此她常常犹豫不决，比如我的叔叔斯彭德，或是其他人。他们会向她指出，我喜欢的和她因为我也喜欢上的艺术作品，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一点也不适合”。我的外祖母听后会焦躁不安，因为我的品味是如此不同。她认为自己有过错，竟然和我一道，被遮蔽了眼睛。这样我们曾经喜欢的，认为是美丽的艺术作品，当真的出现坏影响的时候，在她眼里就被定位为不道德了。这种反复无常让我感到不安和沮丧， 她会说：你知道，亲爱的斯蒂芬，我已经想好了我们读的那本书，我已经决定虽然它很不错，但里面有些下流的东西。我想作者一定是一位野蛮人。你的叔叔已经和我谈过了，而我也认为我这么喜欢它是不应该的。我不知道我怎么这么愚蠢。

我外祖母的价值观是纯粹向内的。她爱我们，期盼我们过的幸福，她愿意支持我们的每一个愿望。但她也意识到有些愿望会带来不幸。她没有把我们的兴趣和目标看作是了解客观事物的机会，而是作为幸福或是不幸的潜在因素。我喜欢的一本书，一首诗和一幅画，她也喜欢，很少因为她对作品价值的评价，而是因为满足了我读书，看画的心愿。她先是支持，赞同和钦佩我的观点，之后是陷入了怀疑，认为这种诗歌和绘画的品味或许会带给我不幸，贫穷或孤独。

所以对于我想成为一名诗人的愿望。她支持我，和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也认为一个人活得太艺术很危险。画家画裸体，诗人喝烈酒，艺术家经不起波西米亚生活的诱惑，尽管不能完全说是不道德的。当然我理解她的担忧，写诗根本不赚钱，她是对的，写诗会使我幸福吗？从事其他职业是不是明智一些呢——比如，就像祖父曾经希望的，我可以在外交部谋职。可虽然她认为我聪明，但肯定不会通过考试；我的人生之路注定与别人不同。

她活在精神的恐惧中，因为她是个民主派，她认为事情的起因都在于个人，因为每个人活着就难免有求于人。厨师家的伤心事可以让她悲伤好几天。在她心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她憎恨奥地利和德国的挨饿事件，憎恨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得意洋洋的非人性行为，我们的童年充斥着她对报纸头条的仇恨的尖叫，“坏人欺人太甚，好人只好尖叫！”她不满于人类丧失了爱的能力。

她同情战败的德国人，她有德国血统。她的父亲赫尔曼·韦伯先生，是一名从缅因移民到英格兰的医生，因为渴望居住在说莎士比亚语言的故乡，而他的父母也支持他这么做。她母亲有丹麦的格鲁尼克血统。他的丈夫，我的祖父欧内斯特· 约瑟夫·舒斯特是德国犹太人，一个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儿子。她性格的冲突由此可见，她是犹太血统的德国人，丹麦血统的德国人，英国血统的德国人；这些相异的血统糅杂在一起的结果。

他最喜欢的小儿子一战阵亡了。当时她们，还有舒斯特家族，由于和斯彭德家的关系，遭到了诺斯克利夫报，新见证报，莱尔·贝洛克和G.K.切斯特顿组织的攻击，他们把战争阐释为全体天主教徒对抗背信弃义的德国人和德国犹太人的战争。外祖母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对切斯特顿·贝洛克姓氏抱有基督途般热爱的人，走进外祖父在大法官路的房间，义正言辞地说，他让自己的儿子在英国军队里作战的行为是多么愚蠢。外祖父只是递给他一封他刚刚收到的电报，上面告知阿尔弗雷德·舒斯特已经在西线上阵亡了，并且告诉这位来访者不需要为此让自己操心了。

我们回避自己有犹太兼德国血统的事实，或者我的家人认为这令人尴尬，其原因要么是我的祖父和他的哥哥们阿瑟和菲利克斯·舒斯特一样，认为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么大家就是故意忽略这个事实。小的时候，没人向我们提起我们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从保姆和家庭女教师的谈话中我听到犹太人是个奇怪的种族，长着鹰钩鼻（我把它们想象成鱼钩），性格贪婪，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和他们有任何联系。直到十六岁时，我才渐渐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犹太人特征。学校里有很多汉普斯特犹太人，我开始认识到我和这些敏感，极其温柔，好奇心强的，内向的男孩们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和冷漠的，顽固的，外向的英国人并不相像。在英国我看起来都像是外国人。我必须承认虽然我从不是反犹主义者，虽然我在自己身上鄙视我认为是犹太人才有的某些品质，但我对英国人的情感有时几乎就像是对一个异邦种族。

牛津的表亲告诉我，在伊顿公学他总是能够意识到某些使他和他哥哥不同于其他男孩的地方；现在他突然意识到了那是什么原因，他痛苦的宣布说：“我们是犹太人。”

在这之后，我反抗家人对犹太血统所持的尴尬态度。当编辑开始给我写信，问我出生，我强调我的犹太身份，以至于在美国现代诗歌选集里的某些评论，我经常被写成是在美国生活的犹太人。虽说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粹血统的犹太人，另一种是混合血统的犹太人，后者的数量占有很大比例，当然大多数犹太人的唯一品质就是感觉自己“与众不同”。

但外外祖母会说不管怎样毕竟没有纯碎的犹太人。如果有的话，犹太性这个词就会变成对种族意识的强调了，持此种思想的人会更加渴望要和那些同样有做纯粹犹太人的意识的人结婚。在外祖母的眼里，做一个“纯粹犹太人”和有犹太血统的人之间的区别已经取消了，因为毕竟纯粹犹太人也是混合血统的人。同时也可以这样评论说一个有着混合血统的人仅仅通过自己的矢口否认，就可以定义自己不是犹太人。这无疑使我们苏斯特的后代回避这个问题的态度显得合理了；他们把它埋葬在无意识里。但它也同时使我的感觉合理化了，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我是个犹太人。拥有混合血统真正地能够使一个人选择是否把自己看做是犹太人。不言而喻，人有权利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虽然有时我和外外祖母讨论这些话题，但她对公民和等级，荣誉和受辱之间的区别几乎没有感觉。对她来说所有这些都被压迫者巨大的沉痛所抵消了。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在她眼里不是不可挽救的人，意志败坏，性格阴郁，狡诈；于她他们的需要，他们的不义行为，他们共享的人性比每个人究竟是什么人要更加重要。如果她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些人在侵犯另一些人的罪行，她就会对造成人类犯下罪孽的知识有种非同寻常地无知。说她钟爱的人，或是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坏话，哪怕一句，她都仅仅认为是不可信的。如果她被迫相信了，她要么借口说那是精神疾病或是沉重的个人痛苦的结果，要不然她就是从此绝口不提这个罪犯。一天一个女人在候车站和她聊天，声称说外祖母是她最好朋友。最不迷信的外外祖母，认为这样说是荒谬的。不过，这个女人还是被带到了她的房间，她给她食物，衣服，钱，之后她写信给她，极度关心她。事实是外外祖母承认这样的女人是一个需要被关怀的女人：而她自己最大的需要就是被人需要。对她来说，需要或许是比爱更重要，或是两者分量相同，因为某种程度上需要是能够被显示，被揭露，绝对的事物，而爱则几乎不是。更重要的是需要能够宽恕任何事情，实际上，需要把所有解释都变成它自己的表达，以至于贫困，恶习，丑陋，卑鄙，和人类个体中的其他品质，这些我外外祖母没有真正解释和明白的，都可以作为需要的结果而能够被获得宽恕。

在火车车厢里，人们告诉外外祖母他们的生活，她垂头听着，下颌低垂，心情沉重。但我渐渐发现她的表情里始终潜伏着一种轻微的怀疑。这是一个刻薄之人的怀疑。另外还因为这是一种精明的理智，她是那种不会一直被愚弄的聪明人。她不由自主的同情同时也是真正地针对她自己的怀疑。她知道她骨子里喜欢干错事的人，帮助没有价值的人，并且她试图去保护而不是反对他们，但她收起她自己的同情心。就像对待我的父母，总是有种因为丧失了优雅而赢得她喜爱的可能性。他们被发现“毕竟不那么美好”或甚至“非常非常令人讨厌。”

一个有钱的女人居住在她肯辛顿大公寓房间的一角，生活极其简朴，总是喜欢坐在三条腿的木凳上吃饭，她一个人的时候，食物经常是腐烂的面包或小圆面包和一些奶酪，她穿着的黑色衣裙，和其他人的衣服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战争期间他曾参加贵格会。从那之后，她每天都去邮局打包小袋子，并把它们寄到奥地利和封锁的德国。这个慈善的行为来自于她深深的罪恶感。结果，她变得憎恨政治和政治家。她自己对社会疾病的治疗方法是简单的：每个人都应该爱另一个人。为什么法国人不能爱德国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原谅我们的敌人并且把我们节省尽量下来的食物送给他们？为什么我们没有摧毁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军工厂？她永远再问这些问题。许多年后，就在1939年战争开始时，她赞同张伯伦向德国空投小册子的计划，此外她还认为他应该投些别的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只散发传单，而是应该尽可能把我们剩余的食物送给他们。”之后，她实事求是地补充说，“必须要用降落伞。”

我十六岁时，我和外祖母的关系如此亲密，融洽，以至于我把它看做是我与其他人友谊的开端，在我此后生命的不同时期，我多次让自己与人惺惺相惜。只要我和外祖母在一起，我们就无所不谈，包括艺术，宗教，性。她对我说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虽然有些时候，当我离开房间她可能会有些忐忑不安，可能去征求某人的意见，询问到底我们的谈话是恰当还是“非常，非常不合时宜”。

“亲爱的斯蒂芬，他急切地和我说的那些话，使我感到震惊。”当我进房间的时候她有时会这样大声说。之后我冒险告诉她的某些事情，他会马上对我叔叔J.A.斯彭德，把它们描述一番，这样做是为了使她获取后者对我们谈话的认可。我的叔叔极其恼怒我对外外祖母说的那些粗野的事情。和许多天分极高但天真的人一样，外外祖母不是一个没有罪恶感的人，但为了获得自信和保有她的权力，她有时不会丢掉她自己的无知。我由此发现了外外祖母性格中表里不一的一面。所以有时为了和我的叔叔谈论我，会把我“引开”，这种行为她是能够干得出来的。

她冰窖似的公寓让我沮丧，卧室从来不烧火取暖，为了省电，走廊从来不点煤油灯。这些灯还不是她节约的最佳表现，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从一战中收集了很多方形的小块糖纸，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在用来作为糖的替代品，放在茶里。她经常吃的午餐，那面包卷是从里昂酒店的茶会上拿回来的，她总是在她去朋友之家乘坐巴士的路上吃。

我们每周日都参加的茶会经常有发霉的蛋糕，这些蛋糕和小圆面包，当它们不再新鲜，就成了旧日子的遗迹。我们中谁都不能逃避不吃下去，因为当盘子举到了我们面前，如果谁试图选择霉斑最少的一个，我的外外祖母，就会从她的角落看见这一幕，就会立刻喊道：不，亲爱的，拿离你最近的蛋糕，它最不新鲜，它是故意被放在那的。’早餐和午餐都充满了命令，比如“吃那个橘子，亲爱的，它要坏了”或者“你必须吃这些超级，超级可爱的烤饼。我姐姐从乡下寄过来的，他们不会存储太久。”

而她的节省像她的吝啬一样没有使人震惊。确实，它们是一个慷慨女人的节约行为，她不仅赠东西给别人，而且，出于对人类的怜悯，在某种程度上，她过得并不比穷人的日子舒服多少。

在这个时候，就在我的父亲去世前后，我患了几场大病。现在我把这段疾病时期看作是感同身受了外外祖母苦行的，充满情感的生活。在其中她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了全世界的痛苦，以至于有时她会大声抱怨世界是可怕的，生命不值得过活。

这些疾病也同时是从某些问题里逃避出来的手段。它们使我虚弱到了极点，直到最后我到达了一个位置，在那里我知道我要么一直病着，要么完全康复。

最神秘的一次是不明原因的高烧。我被认为麻疹。那段时间我的父亲刚被确诊，那是他和病魔抗争的最后的日子，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我应该被送到伦敦发热医院。在隔离病房里，我被分配了一个房间。它的窗口对着令人压抑的成排的建筑，它们中间有几座教堂，钟声透过一脸衰容的天空没完没了地回荡着，天色就像是一副有着破裂的黄漆的旧油画。我躺在床上读着那些科学和神秘故事，H.G.威尔斯展示了一些让人激动的诗歌，它们由一个灵感充沛的，但有文学头脑的人写的：关于独眼人在盲人院的故事，关于人类探险者被吵闹蚂蚁袭击的故事，关于一个男人被扔进了钢铁厂的巨型锅炉的故事——都预示了当代科学的噩梦。突然这些故事中的一个似乎打开了一个可怕的现实。我躺卧的房间无限地扩大了，以至于靠近天花板处的拱形的墙线出现一个巨大的开口，从中能望见罗马浴室或哥特式教堂。我简直在不可控制的扩展的房间中迷失了，这房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舒服。但同时我也身处在外外祖母的世界中，永远在哀悼人类的错误，并且我想象她到这里来看我（虽然后来，我知道她没有被允许这样做）。带着想象她的身影就在我旁边，我经历了一次幻觉。现在我进入一个世界，它不再是威尔斯描述的世界，而是布莱克阐释弥尔顿失乐园的世界。我穿行在巨大的旅程中，穿行在许多人居住其中的茫茫黑暗中，无害地行走在炫耀的裸体中，他们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布莱克的天使。最后我来到了天空的穹顶，那里有一束明亮的光线，我知道这是被上帝不可见的光所投射出来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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