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一封信，五十年后回应说：我懂你的意思了

“假如今天有人问我，你觉得你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里作用。”

——杨振宁在诺贝尔颁奖晚宴上的讲话。

图|杨振宁与李政道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现场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围绕在杨振宁身上的非议有很多，尤其是一些人，经常将杨振宁与钱学森、邓稼先放在一起比较。

不过，在了解了杨老的成就以后，我发现，我是没有资格评价他老人家的。

在绝大多数时候，杨振宁都是被低估了的那个人。

杨振宁评价邓稼先：最具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

作为领导中国和美国原子弹设计的人物，邓稼先和奥本海默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语出中学课文《邓稼先》，而作者正是杨振宁。

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人在中学时代就是好朋友。

两人在北平崇德中学做过一年同学，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也是同学，赴美留学期间两人又同宿舍，他们之间拥有50年的同窗情谊。

转折点是在1950年10月。

邓稼先与200多名在美国留学的专家学者回到中国。

而杨振宁没有选择回国。

这也是杨老被国人“口诛笔伐”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1949年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摄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从一般的观点来看，杨老没回来，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其一，因为岳父杜聿明的关系，杜聿明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杨振宁担心回国会有风险；

其二，杨振宁从事的是理论物理的研究，建国初年，国内没有理论物理研究的环境，与其碌碌无为的当一名大学教授，不如等作出成绩回国。

网上也流传不少，说杨振宁不擅长实用物理研究，一做实验就爆炸的故事。

不过杨振宁自己从来没有回应过这些事。

1950年10月，邓稼先回国后，就和老师王淦昌、彭恒武等教授一起进入到了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当中，也几乎就是同时，杨振宁与李政道展开了合作，并获得了奥本海默的赏识，奥本海默曾言：

“我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

1956年，邓稼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杨振宁、李政道就宇称不守恒定律发表论文，并于第二年获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就在邓稼先回国的头些年，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有关核物理开拓性研究的论文，可一些本土的理科学家

何祚庥、徐建铭、于敏

等人合作。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并对他说：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你愿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

图|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获博士学位，摄于美国普渡大学

邓稼先当然知道，这个“大炮仗”指的是什么，更为关键的是，刘杰告诉他，从事这项工作，要遵循严格的保密工作。

严格的保密，也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

邓稼先没有与家人商量，欣然表示了同意，回到家中后，邓稼先告诉妻子许鹿希，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照顾家里了，但是对从事什么工作，邓稼先没有说。

从此以后，邓稼先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报纸和刊物上，而他本人也只能在守卫森严的办公楼和荒漠戈壁滩上工作。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杨振宁不愧是邓稼先多年的老友，一言道出本质。

朴实无华，是邓稼先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图|1953年邓稼先与许鹿希合影

在后来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面，邓稼先始终默默无闻，

一直到1986年6月24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作为头条新闻播出了《两弹元勋邓稼先》。

这时候人们才知道，世间还有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

三十年苦心孤诣，铸就锋利之剑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接受诺贝尔奖的同时，杨振宁致辞：

“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杨振宁也为自己深受中国文化熏陶而感到自豪。

从这一点上看，杨振宁不是不爱国，但他回国确实是有自己的苦衷，不过在他安排下，岳母曹秀清离开了台湾，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这也足以说明杨振宁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1957年6月，杨武之受周总理的委托，前往日内瓦，争取让儿子杨振宁归国。

为了能说服儿子，杨武之也花费了不少的心血，除了向杨振宁介绍国内的实际情况，还带他到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馆观看纪录片《厦门大桥》。

可杨振宁考虑到国内环境以及自己的处境，最终没有答应。

图|1960,杨武之夫妇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在日内瓦合影.

杨武之1960年、1962年，先后又两次到日内瓦，打算劝说杨振宁归国。可杨振宁始终没答应。

事实上在当时环境下，杨武之的内心也是矛盾的，杨振宁对此都看在眼里：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1962年，杨武之携老伴儿看望儿子，谈起了国内的变化：

“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

说得正兴起的时候，旁边老伴儿插了一句话：

“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气得杨武之摔门而出，斥责老伴儿专扯他的后腿。

矛盾，真的是很矛盾。

图|杨振宁

1964年，杨振宁选择加入美国籍，杨武之十分生气，父子两人从此就没了联系。

杨振宁坦言：

“父亲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就在杨振宁向着更高的科学殿堂迈进的同时，邓稼先却在戈壁沙滩上啃窝窝头。

邓稼先得知自己要参与到原子弹的设计工作中的时候，激动的同时又感到有一丝压力。

原子弹的工程千头万绪，不是个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的事情。

为了将原子弹的理论数据算出来，科研人员没白天没黑夜的，硬是用算盘打出来。

“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啊。”

更为严峻的是，1959年6月20日，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相关数据以及模型，单方面宣布撕毁国防技术协定，撤走所有的专家，连一片纸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离开我们，中国20年也搞不出来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邓稼先与所有的科研技术人员努力，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等一系列的难题。

1962年9月11日，科研人员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邓稼先郑重的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64年10月17日，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

图|1962年，邓稼先全家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就在原子弹设计研制进入尾声的同时，1962年9月，邓稼先又接到了聂荣臻元帅的命令，率领研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投入到氢弹的研制当中。

当时各国对于氢弹的构型，都是高度保密的，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可能。

挫折和困难接踵而至，到1965年5月，虽然已经提出了两种模式下的氢弹构想，结果计算时发现。

第一种构想，计算出的数据与预计的结果有很大误差，这样也导致了整个构想必须推倒重来。

第二种构想，经计算后发现达不到预期，甚至连普通原子弹爆炸的规模都达不到。

也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于敏带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通过反复的计算和模拟，提出了新的构想，经与邓稼先反复商讨后并最终确认，这一方案确实可行有效。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枚氢弹爆炸成功。

中国从此不再惧怕任何威胁。

图|1966年国庆节，邓稼先（右）与钱学森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有邓稼先在，国之大幸”

随着到了70年代，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1971年夏，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成为美籍知名学者访问中国第一人。

杨振宁归国后，很快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然杨振宁更想见的还是好朋友邓稼先。

当然在杨振宁的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就在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很快就有报纸上刊登出来消息，中国派飞机去找了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家寒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

作为同样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杨振宁是很熟悉寒春的。

寒春本名琼·辛顿，1921年10月20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是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是少数曾参加过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女科学家之一。

杨振宁从与之共事，两人曾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实验室里面工作了20个月，还曾跟杨振宁一起学习中文，后来才知道寒春其实早有打算，她要到中国去。

寒春经人介绍认识了早在1946年就在中国工作的阳早，两人结婚后，寒春放弃了从事核子物理研究，转而研究农牧业技术工作。

图|杨振宁与邓稼先

不过对于杨振宁而言，他更想知道，美国报纸上的这些传闻是不是真的。

寒春是否真的有可能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呢？

杨振宁向周总理提出，自己要见邓稼先。

这个举动事实上挽救了邓稼先和一大批科研工作者。

1971年8月，邓稼先与杨振宁这对儿多年的老友重逢，杨振宁当然知道邓稼先从事的是保密工作，所以刻意避免了问他工作地点，而邓稼先也没有主动谈论这些事。

杨振宁离开北京之前，邓稼先送他到机场，杨振宁忍不住问了一句：

“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寒春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没直接回答，只说了一句：

“我觉得没有。”

杨振宁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心里有些难过，邓稼先表示：

“等我弄清楚以后，一定告诉你。”

或许杨振宁也没有想到，邓稼先专门就此事请示了周总理，经周总理同意后，邓稼先专门写了一封信。

1971年8月16日，杨振宁在上海乘飞机，打算经巴黎回美国，上海市的领导干部专门请杨振宁吃了顿饭。

席间有人递过来一封信，杨振宁发现是邓稼先写的信后，急忙拆开，只见上面写着：

“关于你要打听的事，我已向组织上了解，寒春确实没有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我特地写这封信告诉你。”

杨振宁接信后，激动的跑到卫生间里大哭了一场：

“有邓稼先在，国之大幸。”

时隔50年的回应

邓稼先每天从事的都是高强度的工作，精神从来也不敢放松。

1979年初夏，在一次空投小型氢弹的实验中，出现了意外的变故，降落伞没有打开，氢弹直接摔到了地面上。

邓稼先急忙派出了100多名防化兵前去寻找，感觉有些不放心的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

基地司令员陈彬反对他去：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们的命都值钱。”

邓稼先当然知道，这是老战友对自己的关心，但他一刻也等不了，核工业部副部长赵敬璞一看急了，也抢身上了吉普车，一同向戈壁滩深处驶去。

图|邓稼先（左）和赵敬璞（右）在核试验现场

事故现场找到后，邓稼先一开车门，立刻就感受到了事故现场的“灼热”，他严令所有人不得下车，赵敬璞和司机想要跟着一起去看，被邓稼先严厉制止。

“你们给我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这个必要……”

邓稼先平常都是温文尔雅，这一次却罕见地发火。

也因为这一次事故，邓稼先感染了超剂量的辐射。

回到车上后，邓稼先拖着疲惫的身躯和赵敬璞等人合影：

“赵部长，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来，我们在这里留个合影吧！”

邓稼先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了下去，可即便如此，邓稼先依旧抱病积极的投入到研发当中，争分夺秒的追赶时间。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两弹元勋邓稼先》后一个月。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享年62岁。

图|邓稼先

邓稼先的去世，令杨振宁万分悲痛，更为老友的高尚情操而感动。

事实上邓稼先在1971年给杨振宁的信中，除了答复杨振宁的问题外，还谈到了很多的话，还有对人生意义的探讨。

邓稼先引用毛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希望老友在国外也能时时刻刻想着祖国。

不过，从1971年归国开始，杨振宁就致力于对祖国宣传，由于他在国外偌大的影响力，很多外国人都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并愿意同中国人亲近，这是十分难得的。

杨振宁促成了国内外很多科研工作的交流，并帮助中国学者到美国进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本土科研工作的进步。

有一年，院士莫伟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光召写信称：

海外华人有很多，这些人对中国不了解，都有私心。据我了解，这些华人科学家里只有两个人是完全没有私心，一心一意希望中国好，

他们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

杨振宁到处为中国说好话，在一些国际会议上，遇见对中国的攻击，曾经气愤地退场，以示抗议。

图|邓稼先的信

2003年，杨振宁定居中国，并将工作重心也全都转移到了国内，并且还放弃了美国籍，加入了中国籍。

有很多莫名的声音指责，说杨振宁回国圈钱，可事实上他们不知道的是，杨振宁曾经捐过多少钱。

不仅如此，杨振宁还亲自参与建设了60多个顶级的物理实验室，以80多岁的高龄依旧奋战在科研第一线。

2021年9月22日，杨振宁百岁生日，他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回忆了与邓稼先的往事，并谈到了50多年前邓稼先写给他的那封信。

50年前，他与邓稼先时隔多年见面，虽然有很多话，但邓稼先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于是全都写在了信里。

邓稼先在信的末尾，给杨振宁留下了一个期望：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知道，这句话是引用古诗词，把“千里共婵娟”改成了“千里共同途”。

时隔多年后，杨振宁在讲话中谈到这一点：

自己没明白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

图|邓稼先的信

不过杨振宁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

“最近这个信发表之后，仔细看了以后，今天，50年之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以后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