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24小时 红通人员“罪与罚”的最后通牒（组图）

2018年即将过去，“自首大限”敦促令如约到期，不知道还在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有一天会不会怀念它……

这不是中央追逃办第一次以公告的形式向外逃人员“喊话”，想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自首宽宥”政策能否延续？目前尚未可知。唯有一点可以坚信不疑：有逃必追，一追到底！

(2015年4月22日，中央纪委和公安部网站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资料图，来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12月28日，中央追逃办里挂着的“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名单上，被扣上了第56枚红章，这枚“arrested(追回)”的印章盖在了外逃13年的嫌犯王清伟的头像上。

截至目前，包括王清伟在内，归案的56人中，有42人因劝返得到了“从严”变“从轻”的机会。另外被遣返的2人和被抓捕到案的11人判刑则相对较重。还有1人在外逃期间已经因触电意外身亡。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曾经引以为傲的奋斗岁月，曾经各种荣誉披挂满身，当他们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光彩人生”也戛然而止。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一

“红色通缉令”十宗“最”

1、红色通缉令之“最草根”

在100名外逃人员中，刘常凯(“百名红通”第19号)身份和涉嫌罪名都比较特殊，身为驾校校长的他，涉嫌诈骗学校300余万元。1999年10月携款潜逃，至今未归，外逃已达19年。

在邻居的印象中，刘常凯人脉丰富，是个“说话很有水平的人”。刘常凯在外逃前曾借口孩子上重点中学急用钱，并承诺高息2月偿还，借了别人约10万现金，至今未归还。

2、红色通缉令之“最传奇”

2016年11月16日，“头号巨贪”杨秀珠(“百名红通”第1号)从美国被劝返回国投案自首，成为追逃追赃工作的里程碑。

从经营馒头、包子、馄饨开始，初中文化的杨秀珠，最终以“官至厅级、涉案2.5亿元、潜逃13年”成为传奇。

不同于其他贪官，除了贪腐，杨秀珠的官场做派和个性特征太过独特和鲜明。她骂自己曾经的领导，“老娘现在有权力来欺负你”；她斥责自己的同僚，“棺材都抬到桥头了，还说什么说”……

2003年4月20日，杨秀珠以看望母亲的名义请假，携女儿、女婿及外孙从上海机场出发，经新加坡出逃美国，先后逃至香港、新加坡、法国、荷兰、意大利。

由最初“死也要死在美国”，到“有回国念头”，直至最终主动撤销“避难”申请，作出回国投案自首的决定，杨秀珠终结13年海外出逃之旅的时候已经70岁。

3、红色通缉令之“最年轻”

2013年7月，刘勖(“百名红通”第12号)出逃时仅29岁，涉嫌贪污70余万社会保障金。他也是“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中年龄最小的。

刘勖出逃时距其结婚仅半年，婚后其妻子一人独住。邻居们称，刘勖家庭条件还不错，父亲此前曾从事会计工作，已退休，其母此前从事服装生意，而其妻子是通州一中学教师。“年纪轻轻的，还没孩子，咋去贪污呢？”邻居们表示不解。

距离刘勖出逃近一月后，2013年8月27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纪律规定实施细则》，明确提出“36个不准”。这是北京市首部针对社保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

4、红色通缉令之“最遗憾”

2000年，顾震芳(“百名红通”第62号)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92万余元。随后，她携带部分赃款出境逃亡泰国。

出逃时，顾震芳已怀有身孕。逃入曼谷后，她迅速嫁给了泰国当地一名右眼失明身患残疾的男子，她想让肚子里的孩子在泰国有一个合法身份。2006年，顾震芳花光了她从中国带来的财产，决定自己出来打工挣钱。上班第一天，顾震芳在企业宿舍打扫卫生时，意外触电身亡。

在赴泰取证确定顾震芳死亡后，上海闵行检察院最终做出了撤案的正式决定。这也是上海检察系统近年仅有、全国少见的对外逃死亡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进行撤案的案例。

5、红色通缉令之“最神速”

戴学民(“百名红通”第90号)是“百名红通人员”“触网第一人”。2015年4月25日，潜逃14年之久的戴学民成功归案，此时距“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仅仅过去72小时。

外逃分子走上逃亡之路，多是因为涉嫌贪污、受贿，想要逃脱法律制裁。戴学民也不例外，任职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期间，其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巨额资金。

落入“天网”后，戴学民的情绪显得格外平静，他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早已心中有数。

6、红色通缉令之“最嚣张”

2015年5月9日，“亿元股长”李华波(“百名红通”第2号)被遣返回国。与大多外逃官员不同，李华波并非“不告而别”。临走前，他给相关人员留下了三封书信。

李华波在信中表示他已弃职携家眷出逃，因为他“从财政局资金账户上弄了很多钱”，并详细讲述了自己内外勾结、私刻公章等具体作案手段。出境后，李华波还给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打来电话，同样是告知对方，自己“搞”了很多钱，现人已在国外。嚣张近乎挑衅，李华波的贪婪和猖狂令全国震惊。

7、红色通缉令之“最意外”

与其他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不同，郭欣(“百名红通”第27号)，原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是百人红色通缉令中唯一的高等院校教师，她于2010年暑假期间逃往美国，涉嫌罪名是“隐瞒犯罪所得”。

罪名少见，身份“没有什么存在感”，在学校又没掌握财权，连同事都纳闷“她是副教授，要贪污学校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她又没掌握什么财权，就是教教书、带带学生。”

2017年10月8日，郭欣回国投案。

8、红色通缉令之“最小额”

2016年1月1日，外逃7年的裴健强(“百名红通”第10号)被抓获归案。其到案后交代，他只因车被撞了想买辆新车又拿不出钱，于是动用了公款，涉案金额20余万元。

只因一个错误念头，便在几内亚逃亡数年。裴健强曾感慨，在国外隐藏的这段生活很艰难，曾几次徘徊在中国大使馆门口，想要进去自首。

最终，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裴健强有期徒刑3年，罚金20万元，并责令其退赔某公司29.97万元。

9、红色通缉令之“最爱躲这里”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从“百名红通人员”逃往的国家和地区看，最多的是美国，有40人；其次为加拿大，有26人；此外，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人数也较多。

在归案的方式上，主要是劝返、遣返、抓捕，“其他方式”还有引渡和异地追诉。

10、红色通缉令之“说最多的词”

后悔！——这是归案人员忏悔录里必有的一个词。

“现在的我万分后悔，后悔自己曾产生贪婪的邪念，犯下滔天罪行，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投案自首而选择了出逃。要是早点投案，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小很多，我也不必在外煎熬这么久，甚至差一点死在国外。”付耀波(“百名红通”第39号)在忏悔录中说。

二

天涯海角的煎熬，还不如回国坐牢

外逃人员的“隐身生活”并不好过。

杨秀珠(“百名红通”第1号)曾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

2005年，杨秀珠被荷兰警察逮捕后，反而觉得平静、一身轻松。回到国内，面对镜头，她对自己的出逃行为表示忏悔，并且奉劝外逃人员回国自首。

在新加坡樟宜监狱服刑的李华波(“百名红通”第2号)，经常通过监狱里的华人报刊密切关注着铁窗外飞速发展的形势，内心经历着如坠深渊般的恐惧和挣扎，他最终选择回国投案自首。

2015年5月9日，在遣返回国时六七个小时的航程中，出逃四年来几乎夜夜不能寐的李华波终于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

张丽萍(“百名红通”第63号)在异国的日子，有苦无处说，有家不能回，有病不会看，过着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的日子，但她最不能忍受思乡之苦。2007年父亲去世，2015年母亲去世，张丽萍的内心被愧疚和自责填满，她嚎啕大哭，捶胸顿足，“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和遗憾，终身挥之不去，无法弥补。

17年后，张丽萍迷途知返，回归故乡。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情节轻微，检察院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张丽萍终于有机会参加儿子的婚礼，见证他的未来和幸福。

云健(“百名红通”第59号)在新西兰度过了七年流亡生涯。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没有经济来源，这个原地税局副局长，只能靠捡建筑垃圾养家糊口。他在工地上搬过建筑材料，捡过建筑垃圾，后来有了一定技术就做点木工活打工。打工收入一周只有五六百新元，维持生活很困难，妻子因为要照顾孩子，也只能做临时工。

回国自首后，考虑到其犯罪情节和悔罪态度以及全部退赃等情况，法院依法对其宣告缓刑，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以罚金20万元，受贿赃款全部上缴国库。云健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戴学民(“百名红通”第90号)说：“在国外，不论你走到哪里，你总是会时不时地思念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故旧。断绝亲情联系，就像断线的风筝四处飘荡。孤独无助的感觉常常发生。”

张清曌(“百名红通”第41号)说：“那些飘在外面的外逃人员，如果不是泯灭良知，我认为必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愧疚，那种心理上的自我惩罚是无期的，痛苦也是无期的。与其在外无期地受鞭打和拷问，不如回到犯错的地方主动接受惩罚，这样才有出头之日。”

张清曌藏匿的国家与中国并未建交，她是偷渡去的，当时以为到了天涯海角。即使这样，仍没能逃脱，当地政府还派出警力全力配合中国抓捕，祖国力量的强大使她深受震撼。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追逃追赃未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