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个“代孕天堂” 这里聚满了中国父母…（图）

　　2018年3月，美国加州尔湾还是春天，却仿若盛夏，早上十点的阳光透过试管婴儿医院候诊室九楼的百叶窗，在室内打出一道道明亮的格子，如果人在里面感觉紧张，会对这些光线格外敏感。

　　34岁的美国女子丽萨，躺在窄小的妇检床上，分开双腿，医生把阴超仪缓缓放入她的身体，床边屏幕上的黑白画面是她的子宫。几分钟后，医生说：“子宫内膜还是有点薄，需要再用药观察一段时间。”陪同她检查的孕母中介伊丽萨白说，不用着急，再等一段时间看看。

　　对于怀孕三次，生过四个孩子（其中有一对双胞胎）、有过两次剖腹产经历的丽萨来说，这种状况非常常见，她的子宫太累了，需要自然的恢复状态。

　　丽萨的最近一次生产在一年半前，2016年12月上旬，她剖腹产下一个和她在基因上完全没有关系的男婴，第二天，这个男婴的亲生父母，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接走了婴儿。

　　“代孕一个婴儿的感觉非常美妙，但我不会对他产生感情。”十分钟后，丽萨在隔壁的接待室里，以一种非常轻快的语气描述她上次代孕的感受。这种让人听起来有点奇怪的感受，恰恰是目前同时管理二十多个孕母的中介公司协调员伊丽萨白非常欣赏的“职业性”。如果丽萨的子宫恢复，这会是伊丽萨白和丽萨的第二次合作。

　　代孕，是试管婴儿的一种特殊（由第三方参与的辅助生殖）形式，最后把胚胎植入孕母的子宫，而不是生母的子宫。丽萨的身份，不是一个普通母亲，她是一个孕母，而且是有着十年孕母管理经验的伊丽萨白认同的“条件好，有职业精神”的孕母。她在一次成功的代孕一年半后，打算再来一次。

　　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客户，在等待孕母准备好自己的“档期”。2012年以来，加州各个生殖中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的中大型的生殖中心，近一半的病人是中国人，会讲国语的工作人员变得异常抢手，每个中心都会配备一到两个会讲国语的工作人员。

　　在南加州的尔湾市，由美国试管婴儿专家林炳薰医学博士创建的明明试管婴儿医院（RFC）一直以美国本土病人为主。不过近几年从中国来的就诊者数量日渐庞大。2017年，RFC诊所完成周期数达到896例，其中，美国本土就诊者约占78%，22%是来自世界各地——其中的中国就诊者占这22％的一半以上。

　　林炳薰博士每天早上准时5点到达诊所，与护士查看这一天里所有就诊者的病历资料，6点开始看诊或手术，一直到下午6点都是在紧张忙碌中度过。由于时差问题，即便下班后回到家中，很多时候也是需要通过微信或电话回答来自中国的就诊者有关试管疗程各种问题。

　　怎样找一个好的孕母

　　丽萨性格好，守时，每次预约检查需要驱车一个多小时从圣地亚哥到尔湾，她总是提前到。在伊丽萨白看来，更重要的是，她有自己的美满家庭和孩子——她有一个结婚十三年的丈夫，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十五岁，双胞胎儿子十岁。

　　丽萨出生在圣地亚哥，她的外貌有点像菲律宾人，她开玩笑说自己其实是一个“超级混血”，祖父是越南人，祖母是泰国人，还有老挝血统，她做过一个基因检测，竟然还有20%的中国血统。丽萨的父母都是移民，妈妈五年前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爸爸则是几个星期前才取得。此外，丽萨还有一个小两岁的妹妹。

　　美国第一代移民的生活总是很艰难，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她的父亲擅长修理物品，丽萨总是在旁边看，很快她就可以独立修理家里的物品。父亲把丽萨当作男孩来带，常常带她去钓鱼，她的性格因此也像男孩一样独立、坚强。

　　她在十九岁遇到了当时二十二岁的丈夫。丽萨做什么事情，丈夫都非常支持她，他支持她在有三个孩子后去上一个美妆学校，在那里，丽萨认识了一个做过孕母的同学，因此知道了做孕母的许多具体细节，也拿到了伊丽萨白的联系方式。

　　“虽然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代孕，并对此感兴趣，但直到身边有人真的做过时，才有自己做的念头。”丽萨回忆到。美妆学校毕业后，丽萨家族里有几个亲人去世，她非常难过，想从这种难过的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她拨通了手机里存着的伊丽萨白的电话，告诉她自己想试一试。

　　丽萨的丈夫工作稳定，是一个做门窗的家装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为什么他支持自己的妻子把子宫“租出去”九个月，孕育一个和自己、妻子无关的孩子？

　　丽萨打开她的facebook，上面有他们全家的多张合影，他们夫妇在海滩，在婚礼上，笑意盈盈，有一种没有距离的、自然真实的亲密。“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一起长大，彼此了解，他支持我做孕母就像支持我做任何其它工作一样。”丽萨说道。

　　她的父母是佛教徒，相信“福报”，母亲说，如果你真能帮助没有能力生孩子的夫妻有个孩子，那会带来好运的。在得到身边人的支持后，伊丽萨白马上安排了对丽萨的身体和专业心理检查。

　　“我可没有想到他们会把我的身体里面都检查了一个遍。”丽萨做了一个难以忍受的表情。其实在美国成为合格的孕母并不容易，要经过重重关卡才能够到配对阶段。

　　孕母登记后，代孕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安排家访，考察其居住环境是否安全，询问她的家人是否给与足够的支持。然后联系专业背景调查公司对孕母及家人摸清底细，工作经历、身份、财务状况和是否有犯罪记录都将成为审查的一部分。

　　另外前期各项检查也极其繁琐，诊所除了调取并审阅孕母近十年来的所有医疗报告以外，还要对她的身体健康做全面仔细的检查，特别是子宫状况是否适合生育，以及她和伴侣是否有传染性疾病。通过身体的层层筛查后，还得经过专业的心理医生做详细的心理检测评估，确保孕母的心智正常，没有躁郁症或抑郁症等心理障碍。

　　从怀孕开始乃至生产后，代孕中心每月固定时间都会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孕母进行心理上的辅导和支持, 以帮助她们身心健康地顺利度过整个代孕过程。

　　“代孕过程，包括怀孕过程在内，有一年半的时间，怀孕过程就九个月，对孕母的心理状态要求很高，如果心理出现问题（比如孕期雌性激素提高，会引发孕期抑郁症），会给孕母身心带来很大的影响，会对孕母、家人及腹中胎儿带来不可预期的隐患。”伊丽萨白解释道。

　　“我怀孕了，不是我的孩子”

　　丽萨很轻松地通过了所有的测试，伊丽萨白安排了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和她面试。这对夫妇四十多岁，因为妻子年龄和子宫问题，在促排疗程的近2年时间里，他们的胚胎总是因不能通过PGS基因检测而宣告失败，在近乎绝望的时候总算幸运地形成了一个健康胚胎。

　　夫妻俩对此非常重视，原本可以用微信进行远距离视频面试，他们选择了特地从中国飞到加州，以午餐的形式和丽萨、伊丽萨白交谈了两三个小时，双方的感觉都非常好，丽萨觉得他们是非常“cute（可爱）的一对夫妇”。在2016年3月的一天，顺利地进行了移植。

　　整个代孕过程中，移植后的两周是最关键时刻，胚胎是否着床，扎根于孕母的子宫内，就在这十几天里。准父母和丽萨都感到无比紧张。丽萨说比她自己当初怀孕时要紧张得多：“他们这次只有一个胚胎，只有一次机会，非常珍贵，如果失败了，他们再做，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小。”

　　在丽萨用验孕棒测出怀孕的两道水印时，诊所的人员也兴奋无比，他们怕有意外发生，怕那对夫妻失望，没有马上告诉他们，等到血液检测确诊丽萨确实怀孕后，他们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生父母。

　　移植成功后，丽萨很郑重地告诉自己的三个儿子，妈妈要帮别的父母生一个小孩。结果男孩子们并不是非常在意这件事。“他们觉得玩耍才是最重要的吧。”丽萨笑着说。丽萨的怀孕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妊娠反应，除了普通的孕痛外没有其它的不适。随着肚子变得越来越大，丽萨跟儿子们开玩笑：“伙计们，提醒你们，妈妈肚子里可不是你们的弟弟。”

　　她跟自己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解释：“我怀孕了，不过不是我的孩子。”对于肚子里的“别人的孩子”，丽萨的感受只是要照顾好他。虽然怀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在身体上的感受是相同的，但丽萨的心理完全不同：“我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我肯定不想再要别人的孩子。”伊丽萨白承认，所有的孕母，有一个必需的条件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并且是跟孩子生活在一起，这是在情感上的一道最基本的防火墙。

　　那对夫妇在丽萨第一次做超声波时再次来到了加州，在这次超声波里，可以看到胎儿的心跳，医生指着屏幕上一个区域，说：“Baby在这里”。他们很安静地呆在那里，看着屏幕上隐约在动的模糊的影像，安静得甚至丽萨都感觉好像他们并不在场。他们走的时候，给丽萨留下了几袋水果。此后，丽萨和他们的沟通仅限于几次重要的孕检，其他都由代孕中心的孕母专员转达。

　　孩子比预产期提前了几天出生，是个男孩，出生时，那对夫妇正从中国打飞的赶往来美国的路上。丽萨照顾了那个婴儿一晚上，“他小小的，很可爱。”第二天，孩子的亲生父母到来，在二十四小时的长途飞行后，他们脸上的表情疲惫而平静，不断地对丽萨说谢谢。丽萨能听出他们语气中的感激，她还记得，他们带了很多小孩子穿的衣服，其中有一个是像衣服一样的睡袋，他们和孩子的第一次互动，就是把这个像衣服一样的小睡袋，给孩子穿了上去。

　　随后，丽萨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在了facebook上，想要更多的人了解代孕过程，分享自己帮助其他夫妇拥有孩子的体验。“有一些我的朋友不理解，以为我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送人了，我要反复给他们解释胚胎移植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丽萨的第二次代孕很轻松，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她不再全职在家进行代孕，而是选择了在工作状态：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她在一家办公室做行政工作，这份只有她一个人的办公室让她觉得有点无聊，但这份薪水可以让她负担一部分房租。下午她做美妆，给人纹眉和做头发，这是她喜欢的工作，因为可以和别人打交道。

　　她的一些朋友对她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有一位起初完全不理解代孕的朋友，最后虽然自己依然不会做代孕，但成为了卵子捐献者。还有一个叫薇薇安的朋友，接受了她的建议，成为了孕母。

　　经济和情感的综合动力

　　怀孕五个月的薇薇安坐在了同样的诊室招待处。她在宠物护理中心工作，特地请假开车一个小时来到了诊所。她29岁，一头卷曲的短发，微胖，穿流行的条纹衫和破洞牛仔，戴一副眼镜。她有着墨西哥移民标志性的深色皮肤、深眼窝大眼睛。和丽萨的开朗活泼不同，她羞涩沉静。

　　薇薇安在美国洛杉矶Pasadena市出生长大，父母都是墨西哥移民。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父亲回墨西哥照顾自己的父母。她和母亲一起生活。代孕对她来说并不陌生，2000年，她十二岁时，她的母亲曾尝试过为一对接近五十岁的夫妇代孕子女，不幸的是，三次胚胎移植后，都没有成功。

　　薇薇安在二十岁出头结婚，并生了女儿，女儿三岁时，她和丈夫离婚，成为一个单亲妈妈。现在，她的女儿七岁了。前年，她的朋友丽萨成了孕母，她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可以代孕。

　　“像丽萨、薇薇安这样的二代移民，占了加州孕母的80%以上。白人非常少，不到10%。白人孕母集中在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州，但是那些州的代孕法律不健全，不能有效保护准父母及孕母双方，所以绝大多数准父母还是希望找到加州的孕母。”一位在一个名叫“下一站幸福（nextbit）”的专做中国人赴美代孕的机构工作的人士介绍，他们在其他州也有白人孕母，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

　　在她看来，经济因素是主要原因。白人不只意味着肤色，还意味着他很可能好几代人都生活在美国，特别是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南加州的白人，从生长背景、教育资源和工作机会来说，都比其他州要优越的多，她们并不需要通过代孕的方式来获得收入补贴。而墨西哥等南美的第一代移民生活状况相对艰难，而代孕的收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至少三万美元，许多孕母还可以在怀孕期继续自己的工作，收入会非常有保障。

　　薇薇安没有谈及自己做决定时金钱起的作用。她只提到自己决定之前非常犹豫。她是一个感性的人，她说自己女儿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时流泪了，拿起手机给笔者看她女儿的照片，小女孩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混血儿，笑得很甜。她生完女儿后，在家陪伴了她一年半，舍不得离开她。

　　为了女儿，薇薇安和前夫还保持着朋友关系。她的父母离婚后很少来往，让年幼的薇薇安不开心，她不想自己的女儿也经历这种阴影，女儿还是可以享受到父母双方的爱。

　　她起初不能确定，自己对代孕的这个婴儿是否会产生感情。代孕的收入有三万五千美元，这并不足以打消她的犹豫。在两个月的反复思考中，最终让她下定决心的是她内心的真实动力，她认为，打消情感上的疑虑，需要以来自情感的动力解决。

　　她享受女儿带给她的快乐，如果自己能帮到那些和她一样爱孩子但不能自己生育的人，是来自她情感深处的动力。这个动力和经济因素的综合考虑，最终让她在意识和身体上做好了代孕的准备：“我知道我的身体会耗费九个月的精力，会花费一些时间，但比起让不育的人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个最终结果，代价是微不足道的。”

　　“做孕母会考虑经济回报，这是人之常情。”但和孕母打交道多年的伊丽萨白说，她找再次合作的孕母，都不是把钱放第一位的。她曾遇到一个白人孕母在怀孕过程中，在代孕合同规定的协议金额外，以各种名义向客人（亲生父母）索要钱财，虽然客人最后给了，但这个过程非常不愉快，客人有一种被要挟的感觉。“后来，这个孕母就进入‘黑名单’了，我不会再和她合作。”

　　当然因为不懂美国国情，一些中国的准父母们会在选择孕母的过程中时不时也出闹出了一些啼笑皆非的笑话。比如有些准父母对孕母生活习惯不放心，提出在孕母家安装摄像头；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孕母的一日三餐……

　　2017年秋天，在代孕中心的安排下，薇薇安接触到了一位单亲父亲，他来自中国的湖南省，离婚并有一个女儿，他是用捐卵代孕的方式想要一个儿子。代孕协调员问她介意他（单亲）的情况吗，如果介意的话，她可以随时终止。

　　美国代孕法认为孕母是弱势群体，所以在法律条文上对孕母极其保护。在签署合约并公证之前，甚至在移植前，孕母都可以终止疗程。但是她说：“我不介意，不管这个人的种族或者状况如何，他都有权利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对代孕生下的孩子感觉会不一样？

　　丽萨和薇薇安，是伊丽萨白愿意合作的对象，但她们却不是张琪（化名）的最佳选择。现年三十七岁的华人张琪结婚已经十二年了，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十岁，小女儿六岁。在前两次生产的过程中，她的子宫产后总是容易大出血，在三十二岁生完小女儿后，医生发现她出血是因为子宫收缩存在问题，如果再生产，就会有危险。但张琪和她的先生非常渴望再要一个儿子，身边的朋友建议他们可以试一下代孕。

　　张琪性格谨慎，反复研究代孕的各种问题，她唯一担心的是代孕生出来的孩子，会不会感觉没有那么亲近？毕竟没有像以前生两个女儿那样十月怀胎的过程，仅仅从理性上意识到是自己的孩子是否足够？这一犹豫，就是三年。

　　到张琪三十五岁时，有一位妇科医生提醒她，三十五岁是女性卵巢的分水岭，卵子的质量及数量都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如果想要做试管婴儿及代孕，不能再等了。被deadline一逼迫，张琪下定了决心，先去做试管婴儿，做好之后，移植到挑选好的孕母子宫内。幸运的是，她取了二十二个卵子，和先生的精子结合，培育了六个胚胎。

　　在挑选孕母的过程中，不知为什么，张琪虽然理性上知道胚胎放入的身体只要健康就可以，种族、肤色不会对孩子有任何影响，但她有一个执念，还是要找一个白人孕母。白人孕母在整个孕母的比例中只有百分之几，人数少，且很难有“档期”。

　　张琪宁愿等，几个月后，负责联系她的代孕公司工作人员给了她一个电话，语气兴奋地告诉她有一个符合她条件的孕母出现了：白人，有稳定家庭及职业，顺产生育过两个孩子，而且之前有过一次顺利的孕母经验，是“圈子里”非常敬业的好口碑孕母。

　　唯一有一点让张琪困扰的是，孕母有点胖，有血压稍高的状况。孕母如果体重与身高比例BMI超过32的话，会要求她在饮食健康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一段时间的身体调理，通过后才能开始疗程。如果孕母拒绝合作，只能放弃合作了。

　　工作人员在电话里最后提醒张琪，“如果这次错过，很难再等到这种条件的了。”张琪和丈夫还是决定先见这个候选孕母一面，一见面，他们都很喜欢孕母的性格，她非常爽朗、外向，笑声很有感染力。张琪觉得，孩子在一个快乐的人体内发育，是一件好事。这位白人孕母的丈夫是部队里的一个军官，她自己也在公司做一份行政工作，家庭有比较好的收入保障。

　　整个孕期都非常顺利，最后孩子早产了一周。生产时，张先生紧张地不敢进入产房，张琪全程陪伴孕母在产房，陪伴她生下自己的孩子，孕母宫口打开后，孩子几分钟内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张琪回忆见儿子第一眼的感觉：“感觉他好大，不像是早产的婴儿。”她的儿子六磅半，这个体重和足月生的胎儿重量相近。然后，张琪就发现，婴儿和他的姐姐们出生时很像，她感受到了基因和科学的力量。

　　孕母很职业地询问张琪是否同意她的儿子吃她的初乳，经过允许之后，张琪的儿子吃到了孕母的初乳。此后，孕母提议，如果他们希望婴儿吃母乳，她可以把母乳存起来，冰冻，让他们一周取一次。张琪非常感谢孕母的好意，但来回四个小时的车程使张琪最终拒绝了这个温暖的建议。

　　两个姐姐在孕母怀孕时就知道了这个弟弟的存在，张琪告诉她们，爸爸妈妈要给她们一个弟弟，但他是在别人的身体里长大的。她们对这个过程似懂非懂，只是接受自己的弟弟快出生了这个概念。十岁的姐姐“很有经验”地提醒六岁的妹妹：“你要小心哦，弟弟来了后，你就不是小baby了，爸妈会围着新的小baby转的。”

　　被姐姐的提醒吓得有点紧张的妹妹，一见到新生的小弟弟，就把姐姐的警告抛在脑后，和姐姐一起跑过来亲吻他。现在，姐妹两个整天逗着玩的小弟弟已经七个月了，非常健康，体重近二十磅，相当于十个月的婴儿。

　　检验张琪最担心的那件事的时候到来了，问她对代孕的孩子感觉会不会不一样，她说：“只有自己经历过才发现，是不是自己生没什么不一样。虽然没有十月怀胎的那个过程，但我和先生见他的第一眼，就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小孩。爱自己孩子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描述，张琪一看到孩子出来就激动地在产房里一直哭个不停。

　　试管婴儿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自从代孕的宝宝顺利出生后，张琪开始和自己的朋友们分享整个过程。她惊奇地发现，身边其实早有人悄悄地做过代孕的尝试。她女儿同学的妈妈，试了7年，没有成功。这让张琪觉得难以想象，她试管代孕的整个过程是在一年半之内就完成了。从取卵到形成胚胎，从胚胎移植到出生，每一步都没有失败，她以为这就是常态。

　　但实际上，从美国政府机构——疾病防治监控局（CDC）2015统计数据来看，自精自卵试管婴儿（包括代孕）平均的活产率只有32.6%左右，换句话说平均做3个周期，可以活产一胎。一次就成功的概率更小，张琪是幸运者之一。

　　南京何女士来美国做代孕试管疗程时，医生给她讲解以她的年龄代孕成功的大概概率。他拿出一把糖果，视作取出的全部卵子；卵子配对精子后，他拿走了几块糖果，是在培养过程中终止生长的胚胎；接着他又拿走了几块糖果，剩下的几颗代表形成的囊胚；再拿走几颗，其他的就是代表着通过PGS基因检查的合格胚胎，最后移植到孕母子宫，存活的胚胎很可能是剩下的那为数不多的几颗中的一颗。

　　听完医生的解释，何女士意识到之前的乐观有些盲目。不过最终她十分意外地得到了七个正常胚胎，这让她大喜过望，声称要将这七个葫芦娃全部找孕母移植掉。一年多过去了，她代孕的第一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她计划来美国接宝宝的这段时间里，着手第二次代孕移植的事宜。

　　CDC统计的成功率成为最近几年中国病人选择诊所的重要依据。但美国就诊者不迷信这种数据，他们认为每个人的身体差异不同，而且统计维度也不一，还是要听从医生的专业建议，有针对性的分析。

　　CDC的数据从多个维度去记录，非常复杂，没有深入研究过，绝对会一头雾水。通常的诊断类别有“输卵管问题”，“排卵问题”，“卵巢早衰”，“子宫问题”，“男性精子因素”等多项类别。所包含的疗程也分：自卵新鲜胚胎移植、自卵冷冻胚胎移植、捐卵新鲜胚胎移植、捐卵冷冻胚胎移植等多种。成功率的指标有包括着床率、(验孕)成功率、活产率、单胎/双胎活产率及正常预产期出生并体重正常单胎活产率等6项判断依据。许多诊所往往拿相对较高的某项指标做为自己的成功率宣传数据，因为流产等因素，活产率会低于怀孕率。

　　但这唯一的来自权威机构的参考标准，也因某些不确定因素而受到质疑。很多医院都会为了达到高成功率数据而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医生会有意引导疑似疑难杂症或有过多次失败记录的就诊者放弃疗程，使得很多不孕患者失去就诊机会及信心。甚至在2017年南加州发现2家诊所有包装和粉饰数据的嫌疑，正在被有关部门调查。

　　今年因移植错胚胎而卷入医疗纠纷的加州太平洋生殖中心，它的促销视频上，医生的宣传标语是：“我们的成功是以生日来计算的。”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这家中心的出生率数据处于全美最高之列——2015年，35岁以下的妇女一次移植成功拥有孩子的比率是66%。

　　很多中国来的准父母提出要代孕龙凤胎或双胞胎，究其原因，他们认为移植多个胚胎更能提高成活率；另外就是中国人对后代的传承有着骨子里的执着，通过美国试管婴儿技术已经知道性别，为何不移植龙凤胎或双胞胎了结夙愿。但是他们对多胎妊娠会给孕母及胎儿带来很多的并发症风险意识不够。

　　林炳熏医生解释道：“一半的双胞胎都早产，100个双胞胎中有5%都体弱。100个有5％，这对医生来说太多了，对那5%的体弱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他谈到了试管婴儿领域的“终极理想”：“一个合格胚胎，出生一个健康baby。自信的医生都会选择单胚胎移植”。

　　在成功和失败的统计数字后面，往往是饱含深情的故事：只要开始尝试试管婴儿的人们，都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有的成功者经过多次失败，才换来一次成功。丽萨前年代孕的那个婴儿，他们父母做胚胎就做了四个周期，耗时近两年，准妈妈的卵子的质量和数量随着年龄增大而不断下降和减少，导致不能形成优质胚胎。不过好在准妈妈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结局是皆大欢喜。

　　如果是质量不好的胚胎，就像干枯的种子，即便施肥浇水也不能在子宫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薇薇安的母亲，十几年前服务的那对夫妇，在培育胚胎阶段成功了，但胚胎移植到孕母的子宫内后，却因难以着床而失败。尝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大多数，往往有更多的心酸，他们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往往要尝试许多次，直到医生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需要捐精或捐卵。

　　前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殖内分泌教授,现为RFC胚胎实验室科学主任的Dr.Yang,Zhihong教授谈到，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发展到第三代，能够在胚胎移植前进行24对染色体基因检测，把不正常的胚胎剔除掉，只移植通过筛查的正常胚胎。这使得高龄及习惯性流产的妇女因胚胎基因缺陷不能成功着床的概率大大减少。但即便如此，试管婴儿活产率依旧不到一半，多数做试管婴儿的夫妇最终会失望。

　　代孕价格也被中国人炒得水涨船高

　　南京的何女士曾经在纽约不孕不育诊所做过一次相对不太成功的疗程，形成了两颗培养了3天的胚胎。为了确保成功，在洛杉矶朋友的推荐下，她选择了一家加州的试管医院来完成新一轮试管疗程。

　　加州在美国西岸，离中国只有十二小时的飞行距离，而飞到纽约却要十八个小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加州是美国各州里对代孕最宽容的州之一：它最早允许商业代孕并有完善的法律系统做保障。而纽约在1988年一起因代孕导致的纠纷一年后，禁止商业代孕。他们认为代孕损害了妇女、儿童和人类生殖的尊严。它现在仍然是一个“禁止”州，尽管最近，试图成为一个“管制”州。

　　南加州有着“代孕天堂”的名号，全美四分之一的试管诊所集中于此，早已形成一体化规模化的产业链。自2013年以来，来这里的进行试管疗程的中国人趋之若鹜。

　　中国人越来越多地选择代孕，代孕市场僧多粥少，孕母奇货可居。原来准父母占主导的局面逐渐转变为双向选择，准父母也需要提供个人信息及照片，被孕母初步认可，才会由代孕中心安排视频面试，双方再决定是否开始下一步的合作。

　　在林炳薰诊所占80%的美国本土病人里，大多数都选择自己生，除非子宫实在不能怀孕的女性，迫不得已才选择代孕。

　　但他发现，在中国病人中，越来越多自己可以怀孕的女性也选择了代孕。不只一个美国医生发现了这个趋势。如果能自己生，有职业道德医生都不建议代孕，代孕首先意味着经济成本的增加，孕母的基本工资，基本检查、营养费、保险等费用加起来至少五万美元，有些高的多达十万美元。

　　代孕的价格也被中国人炒得水涨船高，2015年左右，一个孕母只用三万美元左右，但到了2017年，一个孕母不包括保险费、营养费的基本工资，就达到了四万到五万五千美元，甚至六万美元如今也不鲜见。张琪找的那位美国白人孕母，因为是白人，加上有过代孕经验，价格是五万五千美元。

　　许多选择来美国做试管婴儿的中国人，他们习惯了能用金钱解决的事情就用金钱，包括孕育一个生命的过程。十月怀胎，母体的负担，身材的变形，在一些有钱人看来，不是一种生命的美妙体验，而是成本代价，他们要最高效地用金钱将成本降低。

　　这种趋势导致的最直接的伤害是，那些子宫有问题无法怀孕的真正需要代孕的人，却可能没有能力支付水涨船高的代孕成本。林炳薰医生主张可以自己怀孕的女性尽量自己怀孕，他认为代孕是一种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商业上可选择的生育方式。

　　对商业代孕最宽容的加州，它的宽容并不是基于商业目的。1990年9月，29岁的非洲裔美国妇女约翰逊，和卡尔弗特夫妇签订了合同。卡尔弗特太太因为切除子宫无法怀孕，但她的卵巢没有被切除，能够提供卵子。卡尔弗特付给约翰逊10000美元，约翰逊做孕母，生下一个卡尔弗特夫妇的孩子。约翰逊在怀孕的过程中和孩子产生了感情，并寻求母亲的合法身份，打起了官司。

　　加州法官认为，孩子是卡尔弗特夫妇的遗传，宣称约翰逊是孩子的遗传“陌生人”。帕斯劳法官认可了约翰逊“培育、喂养、保护孩子”，他认为得到报酬没有问题，并指出代孕不是婴儿推销，而是补偿代孕母亲的痛苦。

　　这一案件最终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它判决反驳了一直以来的认为代孕合同反对公共政策的论点，从而使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承认商业代孕合法的“管制”州。

　　由此可见，加州虽然对商业代孕宽容，但它的本质不是以发展商业为目的，而是基于人类的自然情感：一是体谅无法自己孕育孩子的夫妇的情感，让他们有机会能拥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二是补偿孕母把自己孕育的孩子交还给亲生父母的痛苦。 而越来越多自己可以生育的人选择孕母，这违背了法案的初衷。

　　准备第二次做孕母的丽萨，再次跟伊丽萨白强调，这次，她还是要选择确实是因为没有能力自己生孩子的夫妇，这样她的代孕行为才有价值和意义。伊丽萨白为她挑选了一对来自中国上海的夫妇，女方已经48岁，通过捐卵获得优质胚胎。

　　但遗憾的是，丽萨的子宫内膜检查结果最终没有被林炳薰医生通过，他建议换一个孕母。每一个胚胎都是一个生命，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他不愿意冒任何一点风险。“虽然成功是有概率的，但每次失败我都很难过。医生和病人，其实始终是在一条船上。”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