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其自身

一、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根源在其自身

表面来看，美国挑起此次贸易争端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巨大。数据似乎能佐证这一观点。从1985年起，美国对中国开始有贸易逆差，当年超过6千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0.3%；到2016年对中国的逆差已经达到3470亿美元，占总额的44%。似乎中国正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

但事实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对东亚整体的贸易逆差长期保持在高位，这是由于美国大量从东亚经济体进口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产品。在此后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东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各国间发生转移，美国贸易逆差的对象也随之变化。具体来说，50-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有逆差；70-80年代日本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美国对四小龙的贸易逆差随之增加；待到80年代，四小龙工人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于是1985年起美国对中国由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并逐年扩大。

把东亚作为整体来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来自东亚的比重近20年来其实在下降，90年代有80%来自东亚，90年代初最高时超过100%，而到近年这一数字已经降到50%，这说明近年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量部分并非来自东亚或中国。

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是从70年代开始。在50-60年代，虽然对日本有逆差，但对全球总体上是平衡的。美国贸易逆差从70年代显现，尤其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扩大，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及后来的金融自由化有密切关系。金融自由化开始后，金融监管放松，银行准备金率下降，贷款增加、支持消费；同时，各种金融创新和衍生品蔓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繁荣，财富效应同样刺激居民消费，储蓄动机减弱，储蓄率降低。国际宏观经济的一个原理是贸易逆差基本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差。金融自由化之后，美国消费与储蓄之间的缺口逐年扩大，贸易逆差自然不断增加，这才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来源。而同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又帮助维持美国贸易逆差的长期增长。如果是其他国家有长期巨额贸易逆差，他们早已出现严重金融危机。然而美国并没有，这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增发美元进口国际产品以维持贸易逆差。

二、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实为争取选民民意和遏制中国崛起

特朗普政府十分清楚所谓中国带来的贸易逆差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美国为何要极力给中国安上这一“罪名”？原因有二，一是中期选举在即、迎合民意、争取选民。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已经四十年没有增长，中产家庭的比重在所有家庭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美国民众的失落感加剧。其原因有三点，第一是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创新，财富快速向华尔街集中，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的盈利占美国所有企业盈利的40%以上；第二是近三十年来高科技行业迅猛发展，出现了微软、苹果、谷歌、脸书等一批科技巨头，财富向硅谷集中。一般家庭如果不是在金融或高科技两个行业中工作，收入增速就相对较慢，收入比重也随之下降；第三，工厂生产和办公室自动化，替代了许多传统的工作。然而，多数普通民众不明其理，看到中国蓬勃发展，他们自己收入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以为中国的发展导致了自己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困境。特朗普政府将矛盾焦点指向中国，引导民众认为是中国等对美净出口国家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再宣布制裁中国以迎合民意。然而，在此应该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中国出口的价廉物美的消费品，才使得美国一般民众在真实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我记得1980年代初刚到美国留学时，带去的一件丝织品衬衫为同班美国同学所羡慕，由于中国的大量出口，现在到美国的百货公司经常看到一般蓝领的消费者丝织品衬衫一买就是几件、半打。

美国挑起事端的另一个目的是遏制中国崛起。仔细看美方制裁中国出口商品名单，可以发现多数商品并非中国出口美国最多的一般消费产品，却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所列的行业高度重合。实际上，我国在这类产品中提供的附加价值并不高，中国大陆仅仅是做全球价值链中劳动加工这一环，真正资本密集度高、附加值高的组件多是从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进口。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上世纪70年代制裁德国、80年代制裁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这次美国制裁这类行业，目的是借此遏制中国制造业的战略崛起，而非在于缩小中美的贸易逆差。

三、如何应对此次中美贸易摩擦

面对此次贸易摩擦，我国应做到三点。首先，保持定力，继续按照我国的进程和需要，进行改革开放，不要被外部因素打乱节奏，乱了自己的阵脚。第二，我们可以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对美国部分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这些产品出口量减少，其国内生产者蒙受损失。而同时，美国关税提高后，其国内进口商品价格增长，最终成本也要由美国民众承担。美国的进口商品消费者和出口商品生产者都受到损失，可能会改变美国选民对贸易制裁的态度。第三，我们应加强国际和国内舆论引导。国际上，我国应站在维护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道德制高点，并在WTO框架内对美国对华301调查进行抗议，要求仲裁。对国内，要注意避免激进民族主义抬头，影响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

（本文为北大国发院林毅夫教授在第110次“朗润·格政”论坛“中美贸易摩擦新进展与应对策略”上的发言，已经演讲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