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封杀中兴，引发中国人虚幻的屈辱感

美国政府对中兴的一项制裁措施令中国方面十分不满。但是，英媒分析认为，美国人封杀中兴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封锁。

美国封杀中兴在中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图源：VCG）

《金融时报》4月20日题为《中兴事件背后的芯片迷思》的文章称，美国人封杀中兴，但并未封杀华为、小米、OPPO等，可以看到这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封锁。然而，这仍引发了一种虚幻的屈辱感，于是事情变为：美国封锁中国。

文章称，这几天，中国各层面舆论都群情激奋的大谈芯片。很多人甚至迁怒与其他行业，说国与国的竞争靠共享单车、外卖是不行的。言下之意，国人浮躁，只看重短期赚钱，忽略了技术积累。 文章最后指出，此次中兴被封杀，如果激发芯片迷思，并不是国之幸事。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不可或缺，但是，过犹不及，中国未来的各产业赶超战略，仍需尊重市场机制，不能以狂热推动，不能牺牲民生福利。国家竞争，终究应该为国民服务，给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给芯片以人民。

据路透社报道，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许多对中兴公司表示同情的声音，同时中国绝大多数的新闻报纸都将该企业所面临的麻烦主要归咎于中国对外国半导体制品的严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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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封杀中兴，中国舆论场中，芯片元帅升帐。

美国人封杀中兴，但并未封杀华为、小米、OPPO等，可以看到这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封锁。然而，这仍引发了一种虚幻的屈辱感，于是事情变为：美国封锁中国。这几天，中国各层面舆论都群情激奋的大谈芯片。很多人甚至迁怒与其他行业，说国与国的竞争靠共享单车、外卖是不行的。言下之意，国人浮躁，只看重短期赚钱，忽略了技术积累。

国家竞争？

这种国家竞争的说法在一定角度上是成立的。但同时也暗藏前提，有偏颇之处。瑞士、丹麦、冰岛、新西兰、加拿大，当下的国际分工中，都没有自己的手机芯片。然而，这些国家，人民安康幸福，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也保证了他们不会受到外界威胁。他们不是国家竞争中的失败者，而是优胜者。在现今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他们并不需要完整的拥有这一切，依靠国际贸易即可，他们并不感到屈辱与失败。

实际上，中国远胜这些国家。战斗机、武器、导弹、汽车、高铁、光伏，乃至互联网的商业创新模式，已经可以说占据了国际产业的高端。所以，很大程度上，当下舆论迷恋的所谓往产业链高端走，与其说指的是高端，不如说指的是高端、且全面。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毕竟，英法德这些发达工业国家，也没有完整的技术树，即便是美国，其芯片也依赖于国际分工。

渴望获得完整的科技树，这是国人特有的迷思。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西方对抗，用道义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关系，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非正义与正义区分国家。改革开放后，这一套不用了，改用丛林法则向中国人解释世界。在这套理论中，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道义，只有弱肉强食。实际上，当下国际关系，虽仍然有丛林法则的色彩，但也并不是野蛮的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的时代。所以，两种对世界的阐释都不真实，但潜在的，都指向中国与世界的对抗，渲染一种并不真实的屈辱感。这正是国家竞争这种说法暗藏的危险前提。

所以，说到底，意识形态对抗导致了技术封锁，从而使得完整获取技术树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它渲染出屈辱感，由此生产自力更生的产业链迷思，而芯片迷思则是最新的一个例子。

赶超！赶超！

自力更生，本质上是产业赶超。

赶超有多种途径。最市场化的比较优势战略，一般都是从产业链低端开始慢慢爬升，速度慢，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上并不通向全面、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满足全面抗衡的目标。所以，市场化的赶超，并不能满足中国短期、全面的大国崛起的赶超目标。

另一种是弯道超车，即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利用对技术同样的不确定性，或仅是成熟技术的组合，或商业模式，一举超过。在这一点上，不管是电动车、太阳能板，还是各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中国做得很好。

还有一种就是，以补贴等产业政策，去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甚至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把资源廉价的、密集的投向某个行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形象地说，是直道强行超车。某种程度上当下舆论呼吁的，似乎能满足芯片迷思、似乎能成就短期大国崛起的，就是这一种。

太阳之下无新事，直道超车，早已有之。

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比重很小。苏联政府采取了不允许市场机制，利用国家垄断地位，扭曲工资、能源、原材料等要素价格，进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用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通货膨胀、牺牲当前消费、进行强制性的工业化积累，发展重工业。苏联的赶超取得了成功。但却同时造成工业体系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曾有这样一个苏联政治笑话：苏联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机，西伯利亚的人就可以赶到莫斯科去排队买面包，然后当天返回。在不断的赶超战略之下，苏联误判，被美国诱导进入军备竞赛的赶超之中，终于崩溃。

中国的赶超历史更加沉重。

1949年之后，原本既定的长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被快速结束，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扭曲要素价格，压制消费，使产品与要素流向重工业部门。在百花齐放，继而反右扩大化的阳谋压制了不同言论之后，1958年底，中国的赶超战略开始了令人惊惧的一跳。

在1958年，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这激怒了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反冒进并勒令周恩来写检讨，周恩来泪洒检讨书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用工农群众运动的狂热，去推动大跃进赶超战略，实现工业化的神圣目标。几乎就在同时，大饥荒出现，大跃进失败。这不但导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决裂，也导致了刘少奇与毛泽东矛盾，文革接踵而来。文革中，中国工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造不如仿，仿不如买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作为这个路线的成果，国产万吨风庆轮成功远航欧洲返回后，被大肆宣传，20多万人上船参观，更被用来批判洋买办、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与邓小平提出的买船政策。不过，邓小平则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是坐的万吨轮船。

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赶超史。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从赶超战略中走出来。

放弃赶超战略之后，中国用市场化机制理顺要素价格，更强调民生、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多了，消费也多了起来，随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体系。此后，仅仅20年不到，中国钢铁产量在90年代末达到世界第一，并从此一直保持，其产量比2-8位的国家的总量还要多，产能过剩反而成为头等难题。2012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3大世界造船指标，达到世界第一。

历史与中国人开了一个极其沉重却充满反讽意味的玩笑。

在计划经济时期，赶超战略之下，即便砸掉铁锅，饿殍倒地，也未能获得如此产量。而放弃赶超之后，中国却快速发展。实际上，如果不是这种赶超战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可以更快一些。历史并不远，可人们已经在迫不及待地忘记。

补贴是有效的吗？

企业是以利润导向，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没有企业愿意搞芯片，从业者工资低，不是因为没情怀，中国人太浮躁，而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全球自由贸易分工，科研体系，乃至长期产权安排，都不倾向于自己搞芯片。

经济自有规律，当中国技术、经济，制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会做。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半导体生态逐渐建成，设计制造封测三业发展日趋均衡。当然，市场机制下的产业升级，是相对缓慢的，远不如倡议产业政策那么激动人心，那么能扩大部门权力与预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识别产业优势、因势利导的新结构主义，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而张维迎的市场理论总有着微妙的危险。

补贴、产业政策当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终存疑。当然，以中国当下的经济体量，有限度的向芯片行业输血，不会伤筋动骨，但如真要在CPU、GPU、模拟芯片等领域全面直道赶超，并不见得毫不吃力。芯片不是空间站，火箭，导弹，这样的国家工程，而是讲性价比、良品率、利润的市场行为，在这些目标之下，美国的芯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完全独立的芯片体系大概率的会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问题，需要政府补贴，且需要长期持续，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础研究作为依托、也需花钱。那么，挤占其他领域的民生预算，也必然难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该按市场化原则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发财了。用砂纸抹掉外国公司logo的汉芯丑闻不远，新能源汽车大规模造假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已不了了之。显然，没有补贴，私人资本投资的企业断不会这样自己骗自己。

芯片行业仅仅跟随性发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资。若要站在世界领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这些研发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且充满风险。显然，这需要给企业家以长远而稳定的预期；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透明、公开的科研体系，远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涉及更加基础的制度。所以，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芯片如果是工业的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它同样是一系列制度的结晶。

产业政策、补贴必然陷入另一个恶性循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必然包含着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用非市场方式，试图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树，往小处说，是小农意识在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往大了说，体现出的是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不信任，必然会引发外界的进一步反弹。

国与民

饥荒结束之后两年，也就是1963年，一个男孩出生了。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赶超战略阶段，物质贫乏、充斥着各种票证；他成年后，则经历了快速丰裕起来的生活。或许正是这两种对比，使他在自己风靡世界，描述人类与外星人抗争的小说《三体》中，这样描述人类的技术赶超：在技术赶超带来的大萧条之后，人类放弃了赶超，转而专注眼下的生活，但技术进步却飞快的出现了。是的，即便刘慈欣可以看做是工业党，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怀，但他仍然写出了着名的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毕竟，经历过物质贫乏才能明白，人的岁月静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外卖、共享单车、网约车、街边的小餐馆，这些东西，在一定角度，并不比芯片等而下之。它们是市场经济模式导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场经济带来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绩效合法性。中国这40年的快速发展，在于以市场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是放弃重工业赶超的结果。实际上，抛掉宏大目标，关注日常生活，寻求个人幸福、自我实现的动机，才是经济发展，技术经济的真正动力。美国60年代半导体初起之时，是如此；美国芯片产业的鼻祖仙童公司的八个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如此。

所以，芯片迷思、赶超战略背后的本质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家与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在并不真实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国舆论已经丧失了从个人、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动辄的大国视角，家国情怀。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这个当初被爱因斯坦抛弃的国家，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并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兴被封杀，如果激发芯片迷思，并不是国之幸事。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不可或缺，但是，过犹不及，中国未来的各产业赶超战略，仍需尊重市场机制，不能以狂热推动，不能牺牲民生福利。国家竞争，终究应该为国民服务，给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给芯片以人民。把国家奉献给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而不是把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奉献给国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家竞争中真正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