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任免拉锯战起波折 北京关闭梵蒂冈大门吗

时隔21年，中国大陆4月份公布其第二份宗教白皮书《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1997年10月份北京方面曾公布一份《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这份文件公布的时机恰值中国和梵蒂冈接触出现转折、主教任免协议谈判陡生变故之时。而它用460多字重申中国独立自主自办宗教原则引起外界的不祥预感。但建立在多年主教任免谈判基础上的中梵缓和局面再度滑向深渊？ 

中梵“恩怨”缘起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是中国宪法确定的原则。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各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自主办理宗教事业。” 

最新公布的这份白皮书重申了中国现行宪法36条第4款的原则，并解释说，这一原则建筑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上，即在中国被迫开放大门的近代历史上，包括天主教等“洋教”中的不少传教士扮演了极不光彩的殖民侵略帮凶的角色，“基于天主教和基督教长期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控制和利用，被称作“洋教”的屈辱历史”。这段历史让中国大陆难以忘怀。直到2000年，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Sanctus Ioannes Paulus PP. II）册封120位在中国清朝至中华民国年间的天主教受难者为圣人，其中的某些人选便激怒了北京，最终教宗不得不一再致歉，表示希望中国宽恕历史上天主教在中国所犯“错误”。 

另外，北京未便于明说的还包括1949年前后国共对立时梵蒂冈对共产党的一系列敌视态度。作为当时梵蒂冈的驻华公使，黎培里贯穿教廷的主张，认为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是心腹大患，从而站队支持国民党，甚至直到中共建政还在煽动教众对抗共产主义政权，终于遭到中国的驱逐。在此背景下，天主教等宣布革新运动，彻底切断与梵蒂冈的联系，但其本身的发展在举国政治气氛“左转”的背景下最终也受到了打压。这一局面下，中梵关系的转暖更是无从谈起。 

邓小平原则

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时谈话说：“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梵蒂冈解决了这个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冈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传、自办教会的政策，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必然要提出的政策。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邓小平这次谈话确定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政府在同梵蒂冈建立关系问题上的两项原则。 

那么不妨即以此顺序来分析两大基础。首先，就台湾问题而言，承认“一个中国”乃是与中国建交的原则基础。而梵蒂冈自1929年以《拉特兰条约》（Patti Lateranensi）确定为主权国家，实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便具有主权国家与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属性。从实际看，应该来说，当下局面决定梵蒂冈对台湾定位难以再持有异议。

这是因为，虽然梵蒂冈迄今并未明确承认“一个中国”，但从1971年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各国纷纷与中国大陆建交后，梵蒂冈便不断在尝试与中国大陆的靠拢，承认“一个中国”事实上更多是技术操作层面，而非原则分歧。早在1999年，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便表示，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冈可以在当天将使馆转移到北京。 

梵蒂冈虽然从政治上仅仅是一个城国，但是其在宗教、文化甚至政治影响力上不可小觑。至今，梵蒂冈仍然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友邦”，可以想见梵蒂冈之于台湾的地位。中国大陆一旦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那意味着从政治和政治示范效应角度讲，台湾必然被国际社会所抛弃，所谓国际生存空间基本荡然无存，这对近年屡屡遭遇“友邦”断交潮的执政者来说将是沉重的政治打击。不过，梵蒂冈的政教合一属性以及台湾政治对宗教的宽容度决定了台湾超过24万教众（2015年数据）不会成为梵蒂冈的弃民。 

相反，对于中国大陆，中梵建交在进一步孤立台湾的同时，更使其在西方社会赢得国际声誉和支持，甚至是在更宽泛的政经、文化以及各种反华阵营方面。所以，中国大陆并不是不主动，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与梵蒂冈建交的意义，相反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原则——独立自主、自传、自办教会。 

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时中国大陆即因此与梵蒂冈决裂，而在1980年代迄今三四十年的接触中，这一争论便集中体现为主教任免权的归属——究竟是教宗还是中国大陆官方——之争。教宗认为，作为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全球包括中国天主教主教的任免权应该归属于梵蒂冈，这是梵蒂冈宗教权威地位的基础，也就是“圣统制”（Catholic Church Hierarchy）。 

然而，北京则将自选自圣视为中国内政，是国家主权地位的象征，而且正如上文所述，这也有其理由，即如此次《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警告，“对境外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各种违反中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控制中国宗教组织、干涉中国宗教事务，甚至企图颠覆中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将依法处置。”这对跨国的外来宗教本身便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藩篱。 

因此，北京和梵蒂冈一直将主教任免既视为目的权力又作为互相报复的手段，因为具体人选的争议性而屡起事端。这一方面导致天主教本身分裂（官方与地下教会）和中国教区主教难产，另一方面则令中梵关系的建交谈判波折不断。不过，总体而言，双方都意图改善态度，比如1990年代北京试图澄清正常宗教活动和非法传道的不同，并在2000年后不再强硬阻挠自选自圣产生的主教向梵蒂冈寻求认可等等，而梵蒂冈则在承认北京地位的同时，开始认可北京自选自圣主教。 

此后经过本笃十六世（Benedictus XVI）对华强硬的短暂时期，到2013年方济各教宗（Franciscus）上位，中梵迅速靠近。双方不仅在2014年恢复一度中断的官方接触，还被披露主教任免协议可能参照“越南模式”（2000年代实行由越南先行提名候选人，再由教宗圈选认可）而接近达成。近年，中梵互派人员往来密切，成立专门小组谈判主教任免问题。直到4月初中国第二份宗教白皮书公布，其实根据中国外交部等各方消息，中梵建交的最重要障碍虽然可能遭遇梵蒂冈内保守派的杯葛，但大势不可逆转，剩下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北京的态度并不是不可以商榷的，从1990年代中共元老陈云警告外来宗教渗透，到当下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大繁荣（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教区98个，教堂和堂点6,000余处，这还不包括尊崇教宗的地下教会）所给予中共高层的“警示”，似乎北京很难将宗教扩张和政治“和平演进”区分。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宪法36条“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本身便可引申出无数可能。这大约便是天主教“入乡随俗”所必须接受的现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