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授涉性骚扰细节曝光：把头埋进女生胸部（图）

一篇名为《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的自媒体文章指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性骚扰教师、学生，近日引起中国国内舆论广泛关注。

文章曝光涉事学者涉嫌性骚扰的细节，并总结其“套路”：“张鹏通常会选择性格温和、家庭背景普通、独立无援的女学生为骚扰对象。他不明目张胆地胁迫，而是策划和利用情境，逐步拉近距离；他还会操控受害者心理，找到不同理由和借口严厉训斥，先打击、摧毁女生的自尊自信，使得学生战战兢兢；然后柔声抚慰，诉说欣赏、喜欢之情，打着‘师长的关爱’的幌子借机拍背、捏手、拥抱、甚至亲吻，让惊慌的女生无法辨识其动作的真实目的”。

该文更揭露张鹏曾在2011年被一位中大老师实名举报。女老师在举报信里称，2011年她刚入职中大外国语学院，在往返于中大南校区与东校区（大学城）的校车上，张鹏与她搭讪，“（他）坐我旁边座位，没说几句就开始摸，先是肩膀，再到大腿和大腿内侧，那个时候我很怕，车上有老师有学生，我不敢喊。只能闪避，比如背对他或者甩开他的手”。

在意识到女老师并没有激烈地反抗时，张鹏变本加厉进行骚扰。“动作越来越过分，往耳朵吹气，抚摸胸部，语言上多次要求发生男女关系，我没有办法，只好每次课都尽可能地约学生陪同搭车”。

张鹏任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被曝在田野调查期间对多位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图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网）

文中所披露的细节之严重令人震惊。不过，中山大学随后回应，该文存在与学校调查核实不相符的情况。但强调，已对涉事学者张鹏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了通报。

对此，有中大学生提出质疑，撰文称“直至目前，并未收到该事件的调查进展及处理结果”，呼吁学校方面应公开对案件的处理情况，给受害者一个交代，并加快校园防治性骚扰的制度化建设。

但这封公开信和上述报道如今却“查无此文”。在新浪微博，以“中山大学性骚扰”搜索相关内容，会被提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话题页不存在”。有人认为，该事件很有可能已被“和谐”。

越来越多的高校性骚扰案被曝出，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删帖”。根据公益媒体“公益服务网”的统计，从2014年到2018年四年内曝出的13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但大多数查无后续。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2017年4月发布的一项《中国大学生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表明，75%的女生遭遇过性骚扰。

频发的校园性骚扰事件给受害人带来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上述调查报告还显示，在经历三类性骚扰的人中，有超过三成感觉自尊心受到伤害，超过一成的人在人际关系和学业上受到严重影响。在遭遇性强迫的人群中，还出现了长期精神抑郁和自杀倾向的情况。

性骚扰的实质，是性别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而对那些拥有大量学术资源的教授，学校缺乏有效监管，甚至在处理问题时态度消极，这让一些有不法念头的教师“肆无忌惮”。学术地位较高的老师男女比例失衡现象亦值得关注，位高权重的男教授占大多数，也是国内校园性骚扰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

防治校园性骚扰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和完善保护机制。2014年中国教育部颁布被坊间称为“红七条”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明确禁止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不过，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李军认为“红七条”在防治校园性骚扰上作用有限，“它并非专门针对性骚扰的，但防治性骚扰需要建立从投诉到处理、保护当事人等的一整套机制。”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柯倩婷亦指出，“红七条”并未明确针对校园性骚扰案件的具体执行细则。在对象上，“红七条”也只局限于涉事个人，并没有强调出校方应负的责任。她认为在观念上首先应扭转将性骚扰事件视作“道德问题”的惯性思维，进而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处理。

“一旦导致了学生受教育上的不公平和安全上的威胁，就应该视作是法律问题。”因为缺少执行细则，目前校园性骚扰事件在处理过程中往往难以上升到法律层面。

另一个事实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中国校园性骚扰事件从立案举证到最终胜诉均困难重重，且惩罚力度不大。即便胜诉，被骚扰者只能获得数额不大的民事赔偿；从骚扰者的角度看，惩罚根本起不到震慑效果。

相形之下，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应对校园性骚扰事件上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

以台湾地区为例，2004年正式公布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在校园性骚扰事件的防治和处理上都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与此同时，为配合政策的出台，各高校均成立了性别平等委员会，容纳法律、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士一同处理校园中的性骚扰事件，并会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参与。而美国高校则对新入校的教师首先进行防止性骚扰方面的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执教。

已有不少中国高校的在职人士呼吁要借鉴境外的成功经验，加强防治校园性骚扰的立法，在罪名的修订上可以参照国际标准进行修改。同时，以国家赔偿制度为基础，加大对性侵性骚扰受害者的赔偿力度。“有些案子行为人难以定罪处罚，但受害人遭受的伤害却十分明确，国家出面支持，体现的是国家对公民权利受损的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