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澳洲总理10年大搏杀

刚下台的澳洲前总理特恩布尔1954年出生于悉尼，父亲是商人，年少时的特恩布尔就读名校，曾是学校的School Capitan （学生干部）毕业后曾担任律师，记者，银行家和风险投资人。

特恩布尔在2010年起两次进入澳洲富豪200强榜单（182-197名），是迄今唯一上榜的澳洲政治家，他的身家估计为1.86亿澳元。特恩布尔在2015 大选时向自由党捐赠了200万澳元，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一笔个人政治捐赠。

特恩布尔是一个洞察力，执行力非凡的人。据他的朋友说，特恩布尔平时温文尔雅，但一旦受到冒犯也会睚呲必报。他年轻时就有成为澳洲总理的志向，他是那种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人物。

特恩布尔2004年从政，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曾任自由国家党联盟政府的环境水资源部长，时任总理是霍华德。

霍华德在2007年11月的大选中败给工党新秀陆克文。外交官出身的陆克文表面上风度翩翩，言辞犀利，但掌权不久就显现出并非领导一国政府的干才。陆克文政府提出的碳排放税，矿业公司超级利润税，家庭住宅隔热计划等漏洞频出，随着社会对这些政策的反弹，工党政府的支持率一路下降。

陆克文政府内部人员对他粗暴跋扈的领导风格也怨声载道。据报有一次他在专机上因他要的素食餐未能准备而大发雷霆把空姐骂哭。

选战的暗淡前景强化了工党高层内部争斗。澳洲工党的山头主义是出了名的，按政治理念，地域和行业工会背景不同，工党分成各种派别。眼看陆克文岌岌可危而他的副手吉拉德民意尚佳。不少工党高层便暗中鼓动吉拉德对陆克文取而代之。吉拉德在确认得到工党内阁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后，违背了她先前不挑战的承诺，于2010年6月发出对陆克文的挑战。 陆克文在了解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被迫辞职，吉拉德成为总理。

按照陆克文的说法他和吉拉德先前有过默契，陆克文答应在“将来适当时机”把总理的位置过渡给吉拉德。但陆克文的民调下降使这种可能性变得不现实，显然这是促成吉拉德挑战的重要原因。对此陆克文并不释然，他认为吉拉德违背承诺，是一种背叛。 

自由党方面，霍华德下台后，特恩布尔几经周折把原来的自由党领袖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那时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世界性重要议题，陆克文政府提出了减少碳排放计划。特恩布尔表示该计划修正后可以实行，这立即招致以阿博特为代表的自由党保守派的反对。

澳洲自由党主要由中间偏右势力和保守（极右）势力组成。保守势力不承认人类行为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反对接收难民，提倡基督教主导地位，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共和制，维护女王君主地位，倾向于减少政府开支，支持维护资方的税务和劳动工资制度。

自由党中间偏右势力的立场在以上各方面相对灵活，例如承认气候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活动，支持同性恋婚姻。特恩布尔本人曾是90年代澳洲共和制（取消英国女王君主地位）运动的主席。

阿博特的挑战造成自由党三雄问鼎的局面，他们是阿博特，特恩布尔和当时的影子财政部长霍基。为了阻击阿博特，特恩布尔曾向霍基承诺，只要霍基站出来竞选，他的人马就会支持霍基。但在投票时这种情况并沒有发生，使得霍基这个原来呼声最高的候选人第一轮就出局，最后阿博特以一票之差击败特恩布尔。

阿博特率领的反对党在2011年大选中对阵吉拉德工党政府，吉拉德险胜。

澳洲政坛那段时间一系列的纵横捭阖，尔虞我诈，在自由党的阿博特和特恩布尔之间；工党的陆克文和吉拉德之间结下了一生的梁子，对澳洲政治的演变起到了长期的毒化作用。

吉拉德虽然保住了工党执政，但工党失去了不少席位，形成少数政府。既工党虽然保持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工党议员在议会中沒有超过半数，工党提案需要其他小党和独立议员的支持。虽然吉拉德善于和小党和独立议员沟通，但少数政府注定她执政艰难。另外吉拉德也一再抱怨工党内部有人泄密，影射陆克文在背后捣鬼。对此陆克文表示否定。

很快包括一些吉拉德坚定的支持者也认为吉拉德无法赢得2013年大选，呼吁吉拉德为了工党，国家和民主进程的利益而辞职。2013年6月吉拉德宣布邀请陆克文对决，规定输家要从政坛辞职以防日后的相互伤害。陆克文同意了这一条件。陆克文最终以较高票数当选，吉拉德退出政界，陆克文报了吉拉德一箭之仇。

陆克文回归总理并没有拯救颓势中的工党，工党内部的帮派倾轧推动选民放弃工党，导致其在2013年大选中大败。阿博特成为自由国家党联盟政府总理，特恩布尔被任命为通讯部长。陆克文退出政界，工党新人肖顿成为工党领袖。

作为极端保守派人物，阿博特在澳洲是一个要么被爱死要么被恨死的政治人物。阿博特上台后大力推行保守派的主张，例如削减预算中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开支，允许大学开设自行收费的学科，允许诊所对病人收取部分费用等等。阿博特的政策遭到一般民众的强烈反对，他在民调中的支持度持续低迷。

特恩布尔看准机会，积聚自己在议会中的势力，向阿博特挑战。而挑战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阿博特政府连续30个月的民意调查低于反对党工党。2015年9月特恩布尔以较大优势把阿博特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澳大利亚总理。在随后的2016年6月的大选中，特恩布尔与工党的肖顿对决，特恩布尔险胜，自由国家党联盟的席位只超过议会半数一席。

特恩布尔执政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澳洲经济持续发展问题。

澳洲经济长期依赖矿产品出口，但由于缺乏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劲出口带动起来的国内消费和投资又反过来刺激大量消费品和机器设备的进口。澳洲总进口超过总出口，总消费超过总储蓄是经常状态，借入外债成为必然。澳洲联邦（中央）政府债务总额从2014年的3100亿澳元上升到今年的5340亿；澳洲总债务占GDP比例从2013年的13.1%上升到今年的19.2% 。澳洲银行贷款利率一般要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保证澳洲经济良性发展的要点在于：政府要有效控制税收水平，控制开支，减低财政赤字，控制外债，降低银行利率，降低企业成本，鼓励发展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避免过度依赖原材料出口。

澳洲1980—90年代的霍克-基廷，霍华德政府在以上方面的改革为人称道：霍克-基廷放开了关税，实行了澳元的自由浮动，基廷推出养老金改革（superannuation) 为澳洲增加资本储备提供了有力支持，基廷和后来的霍华德政府开展了工资制度和劳资谈判制度改革，这些改革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澳洲经济活力，霍华德政府引进消费税，做到了在基本公平的前提下提高政府税收能力。

特恩布尔自然也想取得开创性改革的成功， 他瞄准了税务改革。

澳洲税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根据预测，由于通货膨胀因素，2022年的年收入9万，实质上等同于2018年的7.6万。而依照现行税制 ，当表面工资从7.6万上升到9万后，税率就从32%上升到37%。这变相增加税收令人难以接受，因此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呼声极高。

第二是企业税。特朗普总统减税政策在美国的开展，推动西方国家例如法国，英国推出相应的企业减税改革。在当今资本高度流通的情况下，企业减税能导致国际资本和技术从高税收国家流向低税收国家。特恩布尔要把企业税从30%减到25%。

特恩布尔政府推动税改并不容易，因为只超过议会议员半数一席，政府要和议会中的小党和独立议员做各种交易，同时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

最终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得到议会通过。但工党宣称如果明年大选胜利，将对个人所得税再做修正，使其更为公平。

自由党的企业税改方案受阻。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 很多澳洲大公司是跨国公司在澳洲的独资企业，反对派认为为对这些大公司减税只利于外国资本而非本国人民。2. 澳洲大银行被揭露出大规模持续性的欺骗顾客行为，民众认为不应给这些大机构，大银行减税。

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的通过以及民调对政府评价的略微上升使得特恩布尔踌躇满志，决意把企业税改革作为明年大选的口号。现在看来特恩布尔有点高估了形势。7月分的议员补选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澳洲议员因种种原因会中途退出政治，这会引起相关选区的议员补选。这种补选往往被看成预示大选结果的风向标 。

特恩布尔挟带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通过的胜利，宣布在7月底开展5个地区的议员补选。他估计，许多媒体也评估，自由国家党联盟能取得1-2个选区的胜利。但特恩布尔遭遇了滑铁卢，自由国家党联盟在5个选区全军覆没。

自由国家党联盟在补选中的失败和澳洲基本国情有关。澳洲虽然近30年没有发生过经济衰退，但澳洲社会仍然见证着两级分化。近几年来澳洲工资基本停止上涨，各种社保支出不见上升只有收缩。据澳洲权威机构统计，现在一个失业人员的每天社保收入为40澳元， 这其中的30%-50%要交房租，加上水电气和交通费所剩的确不多。“澳大利亚人报”报道大量年轻父母有过为了孩子忍饥挨饿的经历，澳洲SBS电视台的一期“Insight ”节目，邀请了几十个不同种族，不同学历，不同年龄的普通澳洲人，这些人因病，因为企业倒闭，因为找不到工作，都有吃不上饭的经历。有一所小学，发现不少学生带的午餐只是一两片面包，甚至有时没有，学校遂免费向这些学生提供像样的午餐，被认为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虽然这些平困人口在澳洲总人口中占比不高，而且他们一旦找到工作情况就会改观，但澳洲社会存在大量生活拮据的群体是事实，不论选举还是民调他们都不会支持自由党。更何况自由党要把“有利于外国资本和富人的企业税改革”带入明年的大选。

补选的失败迫使特恩布尔放弃将企业税改革作为明年大选口号的立场。然而屋漏偏遇风和雨，环保又成了特恩布尔的一大梦魇。

2015年特恩布尔政府签署了巴黎气候大会协议，承诺到2030年时，澳洲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26-28％。自由党减排政策的核心是设立一个新能源发展基金和一个减排指标市场；政府在减排项目上招标，通过这些项目的推进达到减排的目标。

在电力系统中，风电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项目在招标中无疑占有优势。据报道澳洲近年来90％新增电力来自风电和太阳能，政府每年资助新能源的总额达到20亿澳元。政府对新能源的资助改变了发电成本结构，使得私人资本对投资煤电望而却步，造成许多老电厂相继关闭。

一系列电厂关闭拉大了供电缺口，造成电费快速上涨。澳洲成为全球电费最贵的国家之一，10年来电费涨了一倍。过去6年间在维多利亚州，因拖欠电费而被停电的家庭比例上升了140%。澳洲4个主要的州因付不起电费被停电的家庭总和达9万多户。

面对严峻的局面，特恩布尔政府提出了一种折衷， 既国家能源保障计划（National Energy Guarantee) ：规定电力零售商向电厂购买电力时，必须购买一定比例的煤电，然后才能购买较便宜的新能源电源。这样传统电站不至于完全被逐出市场，从而稳定电力供应。

特恩布尔的减排政策首先受到自由党内部以阿博特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攻击。阿博特被特恩布尔赶下台后，一直留在议会， 经常对特恩布尔的政策旁敲侧击。受特朗普总统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鼓励，阿博特也频频声言特恩布尔政府签署巴黎气候协定是不合适的，澳洲应该学习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政府应该减少对新能源的资助，鼓励对煤电的投资。阿博特宣称如果特恩布尔坚持减排的目标，澳洲电价不会下降，自由党会因此选举失败。

阿博特是澳洲自由党保守势力的教主，阿博特的言论推动了保守派动摇特恩布尔领袖地位的活动。一时间媒体上各种有关保守派大员，家庭事务部长达顿要挑战特恩布尔的消息纷纷出笼。有保守派议员发信息要求特恩布尔下台，理由是特恩布尔政府在近40周的连续民调中输给了工党。这和当年特恩布尔把阿博特赶下台的理由如出一辙。

面对压力，特恩布尔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突然于8月21日宣布举行党内选举。达顿仓促应战，结果特恩布尔以48对35获得胜利。

但是选举后大部分自由党议员意识到特恩布尔完了。澳洲政治有一个规律，党内挑战第一次不成功就一定会有第二次，而第二次往往挑战成功。达顿在仓促之中能拉得35票，说明他已经抢占了滩头阵地，第二次挑战为期不远了。

果然达顿两天后再次向特恩布尔挑战。作为回应，特恩布尔要求达顿提交一份有43名议员签字的支持挑战声明书，这是特恩布尔的缓兵之计，为他在议员中斡旋争取时间。

同时有关达顿能否担任议员的质疑在这关键时刻出现在公共场合。达顿的家庭经营一个托儿所连锁公司，享受政府补贴，而按照规定政府议员是不能参与这些享受政府补贴的生意的。

但是特恩布尔的最后动作没有成功。经过一度摇摆观望后，特恩布尔政府的金融部长，就业部长和通讯部长在8月23日找到特恩布尔表示他们将辞职，这无疑就是说他们决意抛弃特恩布尔。在这三人进入自由党领导人会议室时，财政部长莫里森，特恩布尔的盟友，表示要参加他们的会谈，莫里森说特恩布尔需要一位证人。

特恩布尔和莫里森对三人挽留无效。见大势已去特恩布尔决定辞职，退出政坛。他把自己的决定通知了自由党副领袖，外交部长毕乔普。莫里森和毕乔普决定参加党内竞选，这样达顿，莫里森，毕乔普形成三人共争大位的局面。8月24日自由党领导人投票举行，第一轮投票毕乔普出局，第二轮投票莫里森以45对40胜出，出任总理。

特恩布尔拖延时间客观上为莫里森阻击达顿提供了条件。失败后毕乔普宣布辞去外交部长职务，达顿仍然参加莫里森内阁，任家庭事务部长。

事后，毕乔普说许多自由党议员在这领导人争夺战中的表现就像中学里的学生，甚至连学生都不如。他们的行为在她过去所领导的律师公司里是不可接受的。毕乔普曾经是西澳一家大型律师公司的开创合伙人。

特恩布尔退出政坛后对达顿仍然揪住不放，他要求澳洲最高法院调查达顿是否具有担任议员的资格。特恩布尔的辞职在他的选区造成空白，特恩布尔的儿子公开号召选民在该选区补选时投工党的票。

澳洲政坛在过去十年里没有一位总理能做满任期，都是半路被赶下台。“澳大利亚人报”在一篇编者按中指出：陆克文 - 吉拉德时期，国家在方向全无的情况下漂浮，改革被忽视；特恩布尔和阿博特之间的激烈斗争导致了另一个政府治理混乱，低效时期的出现。

是澳洲这几届领导人不行？其实也不尽然。在这十年里我们见证了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意大利，德国，瑞典的右翼势力抬头； 各国政治异动和混乱的根源是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调整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