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者：“中国模式”处于辉煌与陨落的分水岭（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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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一个因中国经济崛起而流行的概念。它不同于西方固有模式，让不少经济学家直言“看不懂”。不过，“中国模式”在今年似乎步履维艰，经济增长不断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外界不禁疑惑——“中国模式”是否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还是从此开始衰退？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威廉·奥弗霍尔特博士（William Overholt）或许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绝佳人选。他在1990年代初出版《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超级强国》，书中预言经济改革将把中国带向强国之路。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巨大的争议，西方学界普遍不认同，甚至有媒体编辑认为其观点过于偏激和乐观，而禁止记者采访他。然而，之后近30年中国经济增长印证奥弗霍尔特的预言，也让他声名鹊起。

奥弗霍尔特博士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研讨会，发表对中国模式的最新观察。BBC中文记者借此机会与他交流。研讨会上，奥佛霍尔特一改多年来的乐观，表示中国模式处于一个分水岭，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不慎，中国奇迹或将就此陨落。

BBC中文记者进一步结合他今年出版的新书《中国成功的危机》（China's Crisis of Success）呈现这位哈佛学者眼中的危机与道路。

何为“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不是空穴来风。在奥弗霍尔特看来，“中国模式”是亚洲模式的变种。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亚洲经济体已经通过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发展模式而成功崛起，被称为“东亚奇迹”（East Asian Miracles）。

这一模式在发展早期执着于经济增长的最高优先级。这些国家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怀有对政权灾难性崩塌的恐惧，而开始实施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于是在发展早期，他们会弱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并藏起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野心。这些决定性的策略把整个国家的重心全面让渡给经济发展，强力的中央政府进行规划和控制，然后随着经济发展逐渐给市场经济让路，最终实现经济起飞。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但是内外环境不确定性陡增，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奥弗霍尔特之所以敢于在90年代能够预言中国的经济成功，因为他观察到邓小平和朱镕基对亚洲模式的模仿。此外中国也创新出经济开发区和“一国两制”等灵活而有利于经济的政策。

随着经济的成功发展，经济模式从简单变为复杂，“中国模式”因无法支撑经济发展，而陷入危机，只有进化为一个更市场化的经济体，才能保持成功。这也是奥弗霍尔特新书《中国的成功危机》书名的由来。

成功的危机

“中国的成功危机——听起来很矛盾。但让我用企业来类比国家。一个企业家发明创造，善于营销，企业迅速发展，快速崛起，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家希望能够上市，那么他必须使自己的公司组织转型，配备专业会计，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董事会等等，如果组织架构转型成功，那么此前取得的成功将继续，否则，它就会停滞或者失败。”

书中的另一个类比是，中国处在成功的危机中，就像是一个婴儿长大，婴儿鞋已经不再合脚，它必须重新适应长大后的环境。

中国或许是世界历史上国家层面最成功的发展案例。但一个曾经满是农民、建筑工人和袜子生产者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复杂经济体，自然也无法通过北京的一个办公室来管理。

奥弗霍尔特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中国也意识到了。在习近平上台以前中国就开始着手于一个经济发展规划，他们与世界银行、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合作出版了《中国2030》（China 2030）。其中很多设想在习上台后的三中全会时，细化为超过300项改革政策，核心着眼于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然而随后两个问题浮出水面：一，改革实施起来比想象中困难得多；二，愈发复杂的经济背后，是同样复杂的政治。

图片版权AFPImage caption中国的经济的规模和复杂度上升，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改革。

“北京的气氛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奥弗霍尔特在书中称，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改革，会使各个利益集团受损——金融、军队、能源等等集团利益均会受损，甚至政府。

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运动成为打击利益集团的手段，首当其冲的是周永康的石油系。

然而，副作用是官员变得畏首畏脚，而他们却是经济改革的实施者，由于害怕被政敌指控腐败，官员只好不作为，“像课堂上不愿回答问题的学生一样缩在最后一排”。

第一个任期，习近平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的权力。第二个任期，乐观估计下，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将成功实施，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那么第三个任期可能会用来防止已经实施的改革出现反复和倒退。

“这个过程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一个位居高层的中国官员来哈佛访问时告诉我，‘北京的气氛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矛盾中的改革

如果习在第二任期的经济改革失败，会发生什么？

奥弗霍尔特称，很有可能重蹈日本在1975年的覆辙，即利益集团回来重掌大局，当时，日本五个较大的利益集团基本掌控政府，竞争削弱，创新受阻，经济增长停滞。

如果这发生在中国，则更糟。日本经济停滞时，人均GDP为40000美元；中国此时停滞，人均GDP则只有15000美元，中国人不会满足于这一收入水平，不满会变为政治上的巨大压力；如果成功，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会产生更多政治诉求。所以无论如何，经济改革后的政治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

图片版权REUTERSImage caption奥弗霍尔特认为，“中国未来势必要应对这些矛盾关系，它们不是灾难性的，但如何在他们之间平衡，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

现在中国采取的方案是，进一步中央集权，使各个利益集团处于控制中，然后在改革反对者中闯出一条路。这么做，使中国坐在一个政治压力的沸腾水壶上，可能一时管用，但不会永远管用。所以中国模式能够走下去，政治改革一定得发生。

然而在奥弗霍尔特看来，这个过程风险高、难度大；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次转型，没有可供模仿的对象。

因此，奥弗霍尔特表示，目前已无法像90年代一样，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进行预测，唯一可以预测的是巨变即将发生。

不过，他在书中提供了观察中国的标尺，他列出了15对矛盾的改革政策——比如，一方面称让市场来对资源进行配置，另一方面却推出以中国制造2025为主的巨量产业补贴；再比如，一方面提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则在国企内部加强党的领导；以及，一方面进行强力的社会管控，目的是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却造成中产阶级对于不稳定的风险焦虑，他们于是努力进行资产转移等等。

“中国未来势必要应对这些矛盾关系，它们不是灾难性的，但如何在他们之间平衡，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