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门诊里寻“后悔药”的人激增：做完检测大哭（组图）

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

连日来，南都记者辗转市内多家NGO艾滋病检测点和艾滋专科门诊，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与前来检测的人群沟通。最直观的印象是他们只是患者，是疾病面前的受害者。随着艾防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会在高危行为发生后前去艾滋门诊、急诊寻求“后悔药”(抗病毒药物来阻断)。

个案A

未满18岁却已感染HIV

11月21日这天，是艾防专家蔡卫平出诊的时间，前来就诊的人数较多。不过门诊很安静。病人们戴着口罩，各自沉默着，只有时常有节奏地响起“请十八号××到四诊室就诊”的声音。

年轻、爱美的徐波戴着黑色的口罩，头发卷曲，瞳孔有些发亮，在不太明亮的室内熠熠生光，有人夸他眼睛漂亮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戴了美瞳。”

和这里大多数的患者不一样，徐波戴口罩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化妆，怕被人认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嘴唇下方有辨识度非常高的饰品。徐波掀开口罩面对南都记者时有几分犹豫：“这……有点太显眼了”。

“原因是跟一个男的……”

“跟一个男的”被徐波重复了几遍，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嗫嚅着吐出了三个字——“性行为”。

徐波曾经有一个在一起没多久就分手的男朋友。分手后，这名前男友忽然来找他聊天，发了一些让徐波觉得“莫名其妙”的消息：“我可能一两年之后就会死。”又问徐波：“要是我死了，你以后会来看我吗？”徐波随口回答：“会吧。”

徐波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我那时候完全不懂，根本不知道HIV是什么东西，当时觉得分了就分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感觉。”

不久后徐波检测出了艾滋病。

“就肯定是他。”徐波低声说。

说这句话时，徐波的眼神有些失焦，他的眼球向上转动了好几圈，躲开了记者。

“就……肯定是他呀。”徐波又重复了两遍。

起初徐波检测出的是梅毒，确诊后徐波很害怕，在街道上边走边哭，徐波说，或许自己那时就知道了。以至于后来被检测出艾滋病时，他已经“不慌了”。谈到这里，徐波停顿了几秒：“反正我已经不怕了。”

徐波迄今尚未满18岁，还在读书。白天读书，晚上教人跳舞，“再晚上”就会去上班，工作地点是一家酒吧，内容则是销酒，为了活跃气氛，有时他会在舞池中蹦迪。患病后，徐波需要定期回到这间门诊室拿药，开始是一个月一次，到现在是三个月一次，上午拿药之后，徐波会马上回到学校上课。

结束采访后的第一个周日，徐波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是某酒吧，显然是正在工作中。下方的时间显示，是晚上10点多。

个案B

那一次冲动后，他后悔了

当记者注意到李叶并且取得其同意在诊室外沟通时，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双手一直在颤抖。时不时用颤抖的手指解锁手机，好像是在看不断变动的时间，李叶的手机墙纸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少年将军，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这位少年将军的面孔出现了很多次。

李叶说自己30小时之前，刚刚发生了一场危险的性行为，但他不确定“算不算高危”，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否患病。

“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他就被我推开了，我们有用避孕套，但是我身上有伤口。”李叶佝偻着身子坐着，双目茫然地盯着自己的掌心。

“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自己，谁都怪不了，都是因为我自己，最大的责任就是我。”过了一会，李叶用有些哽咽的声音小声地补充：“这是我第一次……”

“所以我真的是……”李叶说不下去了。

李叶说，唯一能想到的外部原因便是那个人有1.86米，而李叶身高不到1.7米，从体力上来说，李叶没有办法推开他。

那场30个小时前“危险的性行为”发生在外地，那时李叶在旅游，距离乘飞机离开只差几小时，李叶还是因为好奇打开了社交软件，“约”了一个男生。

“我有抑郁症，社交能力也不强，平时就想不开，这也是我当时会约的原因之一吧。”

事后那个男子对李叶说他“没有问题”，李叶则要求那个男子提供自己的艾滋病检测报告，那名男子说：“两周后我去检测再告诉你。”李叶急了，因为两周后“如果真的有”，李叶自己就已经没救了，他要求对方马上用出结果更为迅速的试纸初筛，那名男子就再也没有回复过他。

李叶慌了，想找后悔药。

他下飞机后，马上乘车赶到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艾滋门诊。他挂的是专家号，此时已经焦灼地等待了一上午。

“我已经用最快的时间赶来了，可是还是等很久。”李叶说。

李叶去咨询室和医生诊室问过，他说自己情况紧急，但是医生和护士都让他继续等待。

李叶失望地瘫坐在座椅上：“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可能还要很久…….没有办法，我知道就是这样的，其实都怪我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不想为自己狡辩。”

屏幕上的预约信息显示，包括蔡卫平在内的两个专家号都还有十几位病人在等待，而普通号则只有五名病人等待。换成普通号后，李叶等待了20分钟左右就进了诊室，他在诊室中待了十多分钟，出来时手中捏着药单和检验单。

李叶先去拿了药，拿药后医生已经下班，他于是等待到了下午，排在第一个检验。

几天后，南都记者和李叶再次取得联系，李叶发过来他的检测报告，在“HIV抗原抗体定量”一栏中，写着“阴性”(无反应型)。

紧急阻断治疗期间，几乎所有的紧急干预治疗的副反应都出现在了他的身上。“上吐下泻头晕恶心全中了，而医生说本来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可能是自己的心理问题。”

李叶坦言，自己算是群体中“这方面知识”较为丰富的，获取知识的渠道并非学校演讲或是公开的学习活动，而是“自己了解”，但是不久前那段危险的经历发生后，李叶还是非常慌乱，他觉得网络的信息真的太少了，特别是关于哪里领阻断药。

网上的信息显示，珠三角地区只有广州和深圳有门诊可以拿到阻断药。对于李叶来说，高危行为发生后，他只能从所在地城市坐最早的一班车来到广州拿药。

“自己把自己想得不同，就容易放纵自己的欲望。乱约的人缺乏教育，道德、法律、安全等教育都缺乏。”

这一次服用紧急抗病毒药物的代价太大了，李叶说：“我以后再也不会约了。”

个案C

怕父母失望，一个人坐在大街上哭

位于天河区一个小区内的岭南伙伴是一个NGO组织，提供艾滋病检测，也提供多种多样的同伴教育、心理辅导。相当部分害怕被暴露隐私的男同群体、潜在感染高危人群或者不愿意去公立检测机构检测的人，都会选择各类NGO检测点。

在检测点，20岁的王弘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死亡。

发现自己有患上艾滋的可能后，王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母。他和李叶一样，也在发生高危行为后进行了紧急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且刚刚接受完为期28天的治疗。

这一次来检测点，他是来确认自己到底是“中”还是“无”，“我要是患了这个病，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父母解释，也没有办法解释。”

在高危行为后的检测窗口期，王弘在抖音上反复观看一段视频，这个这么多天来让他“最有感触”的视频，其实只有两行文字：“很怕我给不了他们更好的生活，反而成为他们最放心不下的牵挂。”

王弘回忆起第一次挂急诊拿阻断药的经历，那一次在感染科看到真正的艾滋病人时，王弘就慌了，他强忍着不安自己挂号、看医生、拿药，最后出来时一个人坐在大街上哭了，他实在忍不住，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王弘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告诉妈妈自己没什么事情，只是想回家了。王弘的父母仍然不知道儿子一度活在恐惧感染艾滋病的阴影之下。

“我没经历过什么大事，也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大的挫折，这次我真的扛不住了。”王弘说，最怕看到父母失望没有办法的样子，他希望自己千万不要患上艾滋，即使是少活十年也可以。

王弘在等待艾滋病窗口期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检测。事实上，目前王弘的检测结果已经可以基本确认没有感染，但是王弘依然不敢松懈。

“我知道我感染的几率很大。”是王弘常常说到的一句话。在王弘的眼睛下方，有一圈明显的青黑色，王弘说自己“最近睡也睡不好，头晕，恶心，总是在想这件事情，上课也听不进去，根本就是浑浑噩噩的”。

王弘还说，自己出现了一些症状，拉肚子，脖子上起了三个小红点，他认为这些症状一定是感染艾滋的前兆。

抗艾公益组织岭南伙伴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弘是典型的“恐艾症”患者，“他不相信这样的结果，恐艾的人，除非真的阳性了，否则一直恐惧”。

在35天前王弘有一次高危行为，源头是他的男朋友，王弘和男朋友通过某社交软件认识，那时他和男朋友才交往一个月。那一次，男朋友在性行为过程中突然取掉了安全套，心生疑惑的王弘要求男朋友去做艾滋检测。

男朋友的检测结果让王弘傻了眼：阳性(有HIV抗体)。

王弘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阻断药等保护措施更是一无所知，直到高危行为的73小时后(黄金阻断期为72小时)，才服下第一粒阻断药。

“不混圈子，平时也不关注这方面信息，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患艾滋的可能，也不知道可以通过药物阻断。”王弘说。

一天之前，王弘在某APP上问诊了一位北京的医生，医生告诉他，吃阻断药后可能会影响艾滋抗体的检测结果，建议王弘在停药后四、六、八周再检测，检验结果最为可信。

这个消息让好不容易放心一些的王弘又陷入了恐慌。

“医生说我的行为是最危险的行为了，我阻断药吃晚了，做的检测又会被阻断药影响，那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没有意义……”

无可奈何之际，王弘祈求的不是任何人，而是有些虚幻的“上天”和“老天爷”：“这都是我的报应，是我错误行为应受的惩罚，我只希望老天爷能给我一次机会....”

“你说我会有事吗？”王弘反复问南都记者一个问题，像是求助他人，又像是在扪心自问。而记者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王弘，检验结果已经显示他基本上排除了感染风险。

“那我只能祈祷我这次没问题了。”王弘低头看着地面，好像在喃喃自语。

专家声音

寻求紧急干预的人正在增多

“来我们门诊领取紧急抗病毒药物进行事后干预的，越来越多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李凌华告诉南都记者，这一留给高危群体的“后悔药”提供门诊从2013年开始服务，去年每月服务量四五十例，发展到今年，每个月提供的紧急艾滋病阻断服务，达到七八十例，接近翻了一倍，“关键是人们对艾滋病防治的意识提升了，也有诸如岭南伙伴等民间公益组织在高危群体间大力推介的功劳。”

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在医生群体如出现职业暴露后，比如护士给艾滋病患者、感染者打针，扎破了自己的手；外科医生给这些人群手术时，割伤了自己，这时立即进行紧急抗病毒治疗，并坚持服用药物28天，能够达到很好的艾滋病阻断效果。

蔡卫平表示，至少从国内现有的数据来看，迄今没有发生一例紧急干预的职业暴露医生因此感染艾滋病的报道。这说明这一干预是成功的。只是干预的时间节点是暴露后的多长时间而已。

发展到后来，艾防领域发现这一方案对于高危行为后的紧急阻断艾滋传播也有效。于是有了提供给那些高危群体后悔药的门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李凌华表示。

“关键是时间窗口问题，以前的资料是根据动物试验来的，发现灵长类动物在高危行为发生后72小时内进行紧急干预，有效率能超过80%。”李凌华表示，现在业内的观点是高危行为发生后越快进行药物干预阻断越好。“最好是高危行为发生后的2小时内，次好是1天时间内，最差也要求在72小时内。”

从2016年负责管理这一块工作以来，李凌华统计发现的紧急阻断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能够随访到的，坚持用完药物阻断后，最后的检测结果基本都是阴性。“只有一例，那是一个频繁、多次发生高危行为的年轻人，每次高危后就来自费购买阻断药物。最后一次服用了4天阻断药物后，就擅自停药了，结果最后感染了。”

药物的副作用集中在消化道反应上：恶心、呕吐，精神萎靡……如果选择三种药物联合阻断，28天的药费在4000元左右。

“其实，与其事后来长周期地服药，何不做好事先预防，使用安全套来保护好自己呢？”李凌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