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国家为何不怕“衰退”？（组图）

2017年，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南非按美元计算的GDP，分别比4年前下跌31%、10%、6%、5%。但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四国的GDP都是历史最高值。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的经济萎靡不振，尤以南欧国家受伤最深。2014年后，又一波大宗商品价格寒潮袭击了众多资源出口型国家，“金砖五国”中就有三国“躺枪”。而近两年，一些国家本币的急剧贬值也颇引人注目。当前，关于2019年世界宏观经济环境波动的警告，也是不绝于耳。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18年的调查，接近80%的德国人和接近2/3的美国人，都对经济前景表示乐观。不过在被调查的27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受访者（包括80%的法国人、76%的日本人和72%的西班牙人）认为，下一代的经济状况将比这一代糟糕。

“怀旧”也大行其道。大多数受访者（如87%的希腊人、75%的突尼斯人和72%的意大利人）表示，比起20年前的“前危机时代”，今天的普通人财务情况更差。

经济“衰退”似乎正在静悄悄地蔓延。这是什么样的“衰退”？为什么有些在新闻中出镜率不低的国家，其真实的经济生态却没有报道中糟糕？

捂紧钱包

希腊是“怀旧”潮里的典型。从2009年开始，希腊的GDP（按美元计，下同）几乎连年下跌，至2017年已跌去43%。

2008年，希腊GDP是邻国土耳其的46%，2017年却只剩土耳其的24%。所以，在近年来爱琴海的领土争端中，希腊要对付土耳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有消息称，美军可能应邀扩大在希腊的军事存在。

近10年来，希腊接受的国际救助总额高达数千亿欧元。虽然就业机会在缓慢增加，但希腊人的工资被冻结在“最低标准”——因为债权人要求希腊执行紧缩条款，其中就包括暂停劳资谈判、放宽解雇条件。

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各个经济单位的工资下降超过20%。现在希腊人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是586欧元，而且至少有一半的就业人口是“临时工”。虽然这样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劳动者们囊中羞涩，和过去比属于“贫困人口”。

从沉疴中康复并不容易。希腊银行在经济危机中幸存了下来，但是代价惨痛：没有盈利，没能力放贷。希腊急于清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希望用银行借贷业务来重启经济。但是，供应不是唯一的问题，国内需求十分疲弱，房地产市场复苏缓慢。与邻国塞浦路斯和保加利亚相比，希腊企业背着极高的税负。

政府债务占希腊GDP的比重依然高达178%，失业率还在20%上下徘徊。另外，接近40万人远走他乡，到国外就业，大部分还是40岁以下的劳动者。

经过长期“治疗”，2017年希腊摆脱了持续8年的经济衰退，实现1.4%的经济增长，失业率从28%降到了19.5%。当年的外国直接投资达40.46亿美元，同比增长31%。2018年8月，希腊结束了对第三轮救助计划的依赖。

如果观察希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数据，可发现其2017年的数值为2970亿美元，虽然和2008年的峰值3418亿美元比下降不少，但相比起危机之前的2004年（雅典奥运年）、2005年，依然高出100多亿美元。

另一个曾深受债务困扰的南欧国家西班牙，尽管2017年GDP比2008年下滑了20%，但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反而增长了15%。也就是说，欧债危机下的“衰退”，对这些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准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大。

希腊的债务危机举世皆知，但相比一些人均GDP倒退了半个世纪的国家，还是好过很多的。在“后纾困时代”，主要是有关危机的记忆，让希腊人捂紧了钱包。

近几年，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经济黯淡失色。它们之前的繁荣，主要是得益于天然能源和原材料商品的超长价格上涨周期。21世纪以来，石油、天然气、矿石和农产品价格一路飙升，使得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国库大为丰盈。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非洲国家身上，包括安哥拉、乍得、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等国，一度都盆满钵满。在2014年之前，非洲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而且几乎没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库的充盈却为日后的衰退埋下了伏笔。俄罗斯、巴西和南非都相信，拉高国内消费比例有助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结果，大量收益都流向了享乐型消费领域，“去工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结束时，巴西的工业产值只占GDP的15%，工业部门职工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7.4%，工业产品的出口比重更是下跌至39%。南非几乎严重依赖铁矿石、煤炭、黄金等矿产品的出口生存，而在20世纪90年代时，它还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荷兰病”易得不易治。它是指一个经济体因为某种或几种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引发初级产品部门的特殊繁荣，导致本国货币汇率和劳动力成本等急剧上升，进而造成国内制造业衰退。

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撑，国民经济就容易大起大落。2014年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原油、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平均跌幅超过15%。其中，原油价格从年初的100美元/桶，跌至年末的50美元/桶；铁矿石的价格跌了近4成。由此，俄罗斯、巴西、南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经济形势均急转直下，面临大量的财政赤字。

“衰退”的到来，考验着各国应变的能力。初级产品的价格不至于崩盘，也还有再起的机会，关键是政府不能被动观望，而要在不造成社会紊乱的前提下把财政赤字削减下来，把相关产业的富余劳力及时转移到盈利性强的产业。

经济“衰退”之下，人们的日子好不好过，并不能只看经济增长率，特别是美元计算下的经济增长率。

按美元计算，2017年委内瑞拉的GDP约为2100亿美元，IMF预测其2018年的GDP为963.3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50%，堪称“断崖式下跌”。但是，若以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为基准，还是根据IMF的预测数据，委内瑞拉的经济在2018年实际负增长仅为18%。

数字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因为委内瑞拉物价飞涨，货币大幅贬值，国民经济无法正常运转。IMF的数据显示，2018年的委内瑞拉的年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1000000%，也就是说，1万玻利瓦尔只相当于以前的1玻利瓦尔。

尽管马杜罗政府大幅提高了国企工资等各项待遇（比如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3000%），但货币面额越来越大，能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能兑换的美元也就越来越少。按照美元计算，2018年委内瑞拉的GDP数据肯定是大幅缩水的。

阿根廷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阿根廷的比索贬值幅度没有玻利瓦尔那么大，但折合成美元后，阿根廷的GDP也从2017年的6375.9亿美元下滑到2018年的4753.3亿美元（据IMF预测），降幅为25%。

一个国家的GDP一下子缩水了1/4，还是挺吓人的。实际上，按照阿根廷的本币计算，其GDP只是下降了2%，其他主要是因为货币贬值，数据才那么“难看”。

一些国家的货币虽然贬得厉害，但是国内经济结构并未受到太大冲击，也因此并不惧怕以美元计算的“衰退”。2017年，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南非和哈萨克斯坦五国按美元计算的GDP，分别比4年前下跌31%、10%、6%、5%、33%；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五国的GDP却都处在各自的历史最高值。

这说明，它们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不好看，但是国内的购买力并未受到很大影响，民众的日子也就不算“难过”。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好，2014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也好，都和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该体系以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持续升值，全球经济均会在不同层面发生震荡。美元才是支撑“美国例外”的最坚强后盾。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路早已萌发。联合国的“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曾提出，以发挥“特别提款权”（SDR）更大作用，来替代美元的部分功能。SDR是一种用于国际支付的特殊手段，依据各国在IMF中的份额进行分配；但它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不是真正的货币。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时，就提出这一构想的前身——国际货币“Bancor”。

但是，挑战美元的地位是艰难的。由于美国具有流动性和深度最强的国债市场，美元的“价值储藏”功能极难被替代。2008年次贷危机纵深发展的时候，美元竟然发生了大幅度升值。这一情况在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危机总是和货币贬值纠缠在一起。

另外，“美国例外”能够存活，也是因为各国投资者在经济态势高度不确定的时期，都要寻找“价值储藏”的避风港，尽管购买美国国债收益不高，但这个市场令人相对信任。康奈尔大学的教授Esward Prasad把这个情况称为“美元陷阱”：当前，以美元为“价值储藏”的国际货币体系像一座沙丘，各国都知道其根基不稳，但不得不继续维护这一体系，免得一损俱损。

不过，国际贸易中的“本币结算”越来越流行，也算是减轻“原罪”的另一种途径。双边贸易结算的本币化，可以消除贸易双方本国货币和美元之间多次换汇的交易成本，也能缓解美元储备不足对贸易伙伴造成的压力。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希腊等国家，都进行过“本币结算”的交易。

总体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0年到2017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人均GDP，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明显的上升。特别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近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为很多人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在一些国家，经济“衰退”是现实的，而对“衰退”的了解，可以让人们抱有更理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