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9日，“时代与学术：中国经济学人四十年回望”研讨会暨《田国强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改开40年来，经济学是中国这个经济大国当仁不让的显学。如何研究经济学，如何用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是经济学界大主题，本文节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为文集所做自序，来阐述这个问题。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官网 图
我关注中国改革与发展及其研究迄今已有35个年头，始于我初到美国留学时所见所闻给我带来两个的强烈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震撼的是，一个国家原来可以这么富有！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却那么贫穷？当时，美国人均GDP已经过了1.5万美元，中国台湾地区那时人均GDP也过了八千美元，而大陆只有三、四百美元，当时有些中国台湾留学生对我们大陆留学生的调侃称呼就是：共匪、穷鬼，称我们为共匪倒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可以像在国内时称他们为“蒋匪”，但穷鬼的确让人难受。难道我们大陆就不能富起来？这样的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这些感受是我思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改革的原点，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和发展了，立志要用自己所学、所思、所研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制度与人才是根本
直到当前，国内一些人仍然有一种看法，歧视和怀疑我们留学生和海归，以为海归出国几年后西化了，甚至是不爱国了，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别和海外留学时所遭受到的歧视，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绝大多留学生和海归都非常热爱祖国，都非常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我记得刚到美国时，我们留学生经常从晚上6点钟吃饭开始，一直争论辩论到早上8、9点钟。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有人归结于科学技术，归结于李约瑟之谜。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此二者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的，也是我在随后几十年里为之不懈努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聚焦制度平稳转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二是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为国引才储才育才，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体系这方面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当时对于中美之间社会经济发展落差的震撼与痛苦，也坚定了自己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及其经济学学科进行学习研究的学科转向。为此，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期间，我特意选了“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后因其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教授作为指导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与雷鼎铭学长（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拿到终身教职后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直至最近退休）及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探讨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改革目标和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开始注意到理论与现实、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结合所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深入思考中国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变局，从而逐步地让我认识到，经济学原创性纯理论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很大差异，要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切换角度和角色，不能唯书本和教条主义，不能过度理想化或过度意识形态化，更不能将理想状态等同于现实去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可能将事情做成功。
逻辑、实践与历史三结合
尽管原创性纯理论，特别是经济学基准理论具有很强的指明改革方向和现实指导作用，但理论背后的一些假设也许不是那么吻合现实，所以其研究基本上都是务虚的，对一个问题或问题的某个方面（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现实中当然不是如此）往往研究得很细，很精，目的就是要弄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注重的是科学性、严谨性，聚焦的是点或局部，而不是面或全局，具体怎么去用，在什么情况下适用，需要因地、因人、因事、因时而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分析和解决实现问题就大不一样了，要将一件事情做成，需要将影响其结果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而不是只考虑某个点或单方面因素，这就像一个水桶缺一片或有缝隙，甚至有个小洞，也装不满水一样，需要面面俱到。
特别是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在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到这方面的差异性。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要将事情办成，一定离不开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这三维度的结合。它们都是将一件事情办成或解决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在现实中，许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分析问题时，不知不觉地只关注或集中其中一个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或者由于理论背后的假设不是那么符合现实而完全地否定其理论的导向作用，或者完全照搬理论的结论而忽视前提假设和实践真知的极端重要性，或看问题短视。的确如此，从事实践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视甚至否定理论的重要性，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往往容易教条，脱离现实看问题，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将理想状态等同客观现实，这样的人大量存在，甚至弄不好，其中一些人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
当然，更多的人往往是用一个命题或结论成立的必要条件反对其命题或结论成立的另外的必要条件。一些经济学家，在谈到市场制度重要性的时候就一味地否定政府的作用或在谈到政府作用时就忽视市场的作用而认为政府需要事事有为，在谈到工业革命重要时就一味否定基础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还有不少人在总结改革成功的时候不是试着去找出新的因素，而是强调本就存在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否定新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时往往忽视或否定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性，而一味地强调政府和国企的作用）。类似地，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不少人由于自己所学轻视其他学科。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爆发的文化之争——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学人文的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如建构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者就极力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而学自然科学的却认为，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20多年前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叫索卡尔的物理学家就认为建构主义者不懂科学却经常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儿欺骗读者的意思，于是故意写了一篇“诈文”登在最权威的建构主义的期刊《社会文本》上，一个月后在另外一个杂志上说明那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其实，索卡尔“诈文”早有完整中译，但可惜的是没有引起国内对“何为”科学的充分重视和有效讨论，使得许多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在讨论问题时科学性严重不足，特别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界是如此。使之这样的争论也出现在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辩论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前国内经济学界风气确实不是那么端正，浮躁，浮夸，表象、虚的东西太多，而不是务实，埋头钻研。学术研究及其讨论本应是严肃的，但似乎是越来越大众化，甚至是娱乐化，不少人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的话，给出的结论，既没有逻辑，更谈不上内在逻辑，就连简单逻辑都没有，缺乏常识，也没有实证，更是短视，但弄不好，说不定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我们学者特别需要自律的地方。
总的说来，理论逻辑维度注重的是科学性与严谨性，而实践真知维度强调的是时代性和现实性，提出的方案要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可实现性。当然，仅有理论和实践不行，弄不好会短视，可能只是短期或局部最优而不是长远或全局最优，因而还需要采用历史视野的维度来分析问题，这样分析解决问题时才能有前瞻性和思想性，人文社会科学更注重历史视野。比如一幅油画，太近了看发现不了油画的美，看到的也许都是坨坨点点，但拉长距离来看可能就很不一样的了。总之，要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就必须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结合。我在出国前学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到美国后学的是经济学，再加上大学前的下乡几年的知青生活和在上财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和行政工作，以及平时喜欢读历史和其他各种书籍，这些生活、学习和行政方面的经历和历练使得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及历史视野三位一体分析方法对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我在做中国问题研究时，尽可能采用这样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
关键落在市场化制度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1982～2018年间写作的近200篇中文文章中的138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文章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文集共分8个篇章，分别是：（1）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2）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3）中国经济与部门发展；（4）制度转型与综合治理；（5）教育治理及其改革；（6）经济理论与制度学说；（7）经济学及其方法与争鸣；（8）书评、追忆及其他。每个篇章按照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前7个篇章的大部分论文均着力探讨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在相关领域内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一些战略和政策上的建议。
从事学术研究这么多年，特别是近20多年来我所有关于中国改革文章的一个自始至终的基本结论就是，无论是谈改革的具体举措和路径，还是方向和目标，其关键落脚点在于根本性的市场化制度改革。这个结论无论是改革从何处来，往何处去都以此为要。的确如此，总结中国过去40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探讨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人们一定要弄清楚是什么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成就巨大，应该像实验物理一样，要研究和找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将其他变量固定。基于这样的方法论，我们不难发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稳定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那么什么是新的因素？那就是：较大程度上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样的基本制度性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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