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华人有“虎妈”，美国的孩子们同样累惨了！（组图）

蔡思聪在哈佛大学上大二时，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成了某位儿童心理学课程的主角。她跑到课堂上和这位教授对质——“你根本不认识我，怎么能从我的经历中妄做判断呢？”

和很多人一样，这位大学教授是从一本书里熟悉蔡思聪（英文名LouisaChua-Rubenfeld）的。2011年，华人母亲蔡美儿的《虎妈战歌》出版，其凶残的教育方式一度成为中美两国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弹不好琴就烧了毛绒玩具；不允许任何一门功课学习成绩低于“A”；不许看电视；学校体育课时把孩子接回家好练一小时琴。

蔡美儿以“虎妈”的名字为人所知。蔡思聪，就是她的小女儿。

“虎妈战歌”吹响后，人们对这种教育模式的批评扩散到整个亚裔群体，直至今日，亚裔学生都因此被打上“只会读死书”的烙印；亚裔家长更不在话下，成为很多人眼中罔顾孩子心理和尊严的恶魔。

但是，这不是事实的全部。毕竟蔡美儿的丈夫不是亚裔，他显然也支持妻子的教育观念。他们的大女儿蔡思慧就曾回忆说，有一次，她在考试中取得了一个极高的成绩，母亲蔡美儿高兴地向她祝贺。这时候，父亲却质问她：“你为什么还错了两题？”之后扬长而去。

来到美国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庭，在这里也并不少见，“虎妈”并不只是华人家庭才会出现的“物种”。

1990年5月31日，美国一家培训机构里，老师正在辅导学生数学功课（视觉中国 图）

穿着纸尿裤上培训班

较多白人家庭将孩子的成绩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认为孩子能考上资优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

外界一度认为，“虎妈”式教育一定会给孩子造成严重心灵伤害，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虎妈”大女儿蔡思慧2015年从哈佛毕业，获得哲学和梵文双学位，2018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大法官办公室工作，并计划成为陆军检察官；小女儿蔡思聪现年23岁，2018年从哈佛毕业，获得艺术史学位，目前在纽约某公司任分析师。

更重要的是，两个孩子始终坚持捍卫父母的教育风格，蔡思慧曾在一段视频中说：“我妈妈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我的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并相信我有能力完成，这让我更为自信。”

蔡思聪也说，自己读中学时确实常常和妈妈吵架，毕竟一个15岁的孩子肯定宁愿和朋友们出去玩，而不是呆在家里学习或者练琴。进入大学后，她渐渐体会到母亲的不易：“虽然她和我爸爸同样都是耶鲁法学院教授，工作量一点都不少，但作为女性，她在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我妈妈，所以她要负责做晚饭，而且每周末她还要开三小时车送我去纽约上小提琴课。”

可不要以为，把孩子上哈佛、耶鲁视为成功是亚裔人的思维，美国其他族群同样如此。蔡思聪小时候每周去纽约参加小提琴辅导班时，纽约其他家庭的孩子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在纽约，为了让自己三岁的孩子挤入该市的“资优”项目(GiftedandTalented)，许多家长会让还没摘纸尿裤的娃上动辄几千美元的训练营。

“资优”项目俗称天才班，被选中的孩子可以优先进入纽约专门为这类学生服务的学校或班级，教学进度也比常规班快。有问卷调查发现，较多白人家庭将孩子的成绩与家庭教育联系起来，认为孩子能考上资优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

对于几岁大的娃娃尚且如此，更不用提面临升学的初高中生家长了。我认识一个在休斯敦某著名初中任辅导员的华裔老师，她说曾接到家长投诉，对方认为自己孩子所在的数学小组有两名成员成绩不理想，“无法促进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要求数学老师重新安排。当然，这个理由遭到了拒绝。

美国作家茱莉·里斯科特-海姆斯(JulieLythcott-Haims)也曾回忆，从2006年到2008年，她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健康特别小组工作，遇到了很多聪明、成功但无所适从的学生。这些学生认为自己必须学习科学或者医学、工程学，就像他们必须弹钢琴、必须为非洲做社区服务一样——这都是为了满足父母对他们的人生规划。有些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根本不感兴趣，但他们相信：“我的父母知道什么对我最好”。

海姆斯遇到过一个特别奇葩的案例。一个孩子的父亲威胁说，如果女儿不主修经济学，就和她的母亲离婚。这个学生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学业。在这期间，父亲事无巨细地管理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包括要求她每个周末去校外的叔叔家学习。在父亲坚持下，女儿去见了一位经济学教授。她忘了给父亲打电话汇报事情进展，结果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时，她发现叔叔坐在宿舍大厅里，看起来很不自在，因为他得亲自督促她打电话给父亲。

如果亚裔母亲像这样极度关注孩子的学业表现，严格管理其私人生活，大概免不了要被称作“虎妈”，其他族裔的家长则有另外一个称呼，叫“直升机父母”，因为他们像直升机一样，似乎无时无刻不逡巡在孩子左右。

1990年4月9日，美国加利福利亚，校车上嬉笑的学生们（@视觉中国 图）

逐步告别“散养时代”

一三五爸爸负责送男孩去踢足球，妈妈负责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还有数学、编程、芭蕾、国际象棋、童子军等各种活动。

和对“虎妈”的看法一样，教育学家一般认为“直升机父母”也会创造出一代不够独立、缺乏主见的孩子。父母采取这种贴身紧逼式的教育方式，自己的情绪也时常在内疚、恐慌和愤怒之间交替，恐怕也体会不到多少快乐。

但是，新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经济日益不平等的时代，这种教育方式或许才符合大势所趋。它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富裕国家。

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否有大学学位，人们的收入差距都不大。因此这是“宽容养育”的黄金时代，也有人称之为“散养时代”。孩子们可以得到很大自由，家长也觉得花18年时间一直唠叨孩子学习在经济上效益不大。

据调查数据，1980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薪资比高中毕业生高出约30％左右。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收入差距扩大到70%。

相比之下，获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并没有降低，1980年至2005年间，大学毕业生的相对供给量平均每年仅增长2％。这就意味着把孩子送进大学，是一件虽然艰难但值得的投资。

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美国父母每周陪伴孩子的时间增加了约12小时。荷兰、西班牙、加拿大和英国的家长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多子女家庭里，光是处理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的接送，就成了一项需要精细化管理的作业：一三五爸爸负责送男孩去踢足球，妈妈负责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还有数学、编程、芭蕾、国际象棋、童子军等各种活动。

用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Lareau)的话说，美国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父母，育儿方式存在明显差异。

在她研究的贫困和工薪阶层家庭中，“父母认为儿童的发展是自发展开的，只要他们有吃的、有住所、有其他基本支持就可以”。

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则扮演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角色，拉罗称之为“协同修炼”。“在这些家庭，父母积极培养和评估孩子的才能、观点和技能，”拉罗在其论文《时间、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写道，“他们进行了刻意和持续的努力，以刺激儿童发展，并培养他们的认知和社交技能。”

两者的差异，既跟育儿理念、成长环境有关，也跟经济能力有关——毕竟参加各种班都是要花钱花时间的。

受过良好教育、对子女教育极为抓紧的“专制”式家长似乎确实看到了成果：美国一项对数千名青少年进行随访的国家研究数据发现，“直升机父母”的后代更有可能从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

这个结果甚至在全球也适用。2012年，全球各地针对15岁国际学生进行的评估计划测试(PISA)显示，“直升机父母”的子女分数更高。

强者利用教育的力量，令子女（至少在学业上）更强，这是当下不平等的时代的冷酷现实，这在任何国家都很常见。

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虽然美国其他行业在苦苦挣扎，但补习辅导行业却增长了50%以上。

我们生活在休斯敦的卫星城糖城，这座城市因为美国主要糖厂“帝国糖厂”（ImperialSugar）总部设在此地而得名。除此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特点——高耸云天的SAT平均分和优异的数学奥赛成绩。

SAT是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一场考试，和另一场考试ACT都被称为“美国高考”。也就是说，糖城的教育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衡水、黄冈等地。

本地有一位华裔老父亲，因为嫌学校数学进度不行，对补习班也是各种嫌弃，于是自编数学题，一直把孩子推进哈佛。这位爸爸后来和几个家长一合计，把现成题库放到网上，做了个学习网站，叫Beestar，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数学尖子生做题打擂的阵地。我也曾探访过一个奥数班，这个开在商铺二层、看起来很小的培训学校，居然有国际奥赛金牌得主和几位博士。

这可能是令很多人吃惊的一面——美国，其实是一个补课大国。

根据美国统计局2011年对美国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做的统计，学生们在课外主要从事三项活动：运动、俱乐部和补习班。6-11岁的小学生，最普遍的课外活动是上各类课程（包括学术类和才艺类），30%的孩子都上至少一门，其中亚裔孩子比例最高，达44.5%，西班牙裔最低，为21.4%；12-17岁的中学生里，最主要的活动是从事运动，高达40.1%，但亚裔学生中仍有35.1%在上各类课程。

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虽然美国其他行业在苦苦挣扎，但补习辅导行业却增长了50%以上。如今，美国补习服务市场已经高达70亿美元规模，出现了近50家特许连锁辅导公司，最大一家是源自日本的公文(Kumon)数学和阅读辅导中心，旗下拥有约1400家连锁机构。

2019年1月，锡安市场研究(ZionMarketResearch)发布研报，2017年，北美私人补习市场占全球最大份额，达32％。锡安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了大量移民学生，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同时也与公共教育质量下降，北美地区对课外辅导的需求增加有关。而北美市场的主导者是美国。

美国家长和孩子们对常春藤盟校等精英学校的追求，导致补习风愈演愈烈。简言之，收入前20%的家长都梦想把子女推进排名前50的名校——至少学校排名不能逊于自己当年。

2017年，这些学校新生平均SAT成绩为1484分，ACT成绩为33分（满分36分）。SAT和ACT这类标准化测试本应衡量学生能力，现在越来越与父母收入紧密联系起来，更催生了每小时收费最高可达1000美元的备考私教产业。

一些名校毕业生发现，做补习教师的时薪甚至高出知名跨国投行、律所的起薪。比如，在高盛，初级金融分析师的起薪约为每年8.5万美元，时薪合50美元，而在纽约Inspirica这类补习公司，导师入行起薪为50-70美元，而且很快有望升至225-500美元。

SAT并不是入学的唯一指标，想要进好大学，学生们还需要有过硬的平时成绩，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数据显示，常春藤盟校中大约93%的新生都是高中全年级的前10%。越是位于大都会地区的好学校（纽约、华盛顿特区、达拉斯、西雅图、洛杉矶、硅谷），学生的压力就越大。

史岱文森高中是纽约一所精英高中，该校毕业生迈克·刘曾发表博文，讲述四年高中生活：“这四年是一轮接一轮的分数、论文、答卷和考试。史岱文森培养了一种对成就的崇拜，那些适应不了的人要么不再关心分数，要么干脆放弃……分数计算到小数点后第二位，家庭作业时间远远超出了可控的范围，而常春藤联盟的录取名额让人觉得，考试但凡有一点点闪失，就会让希望破灭。学生们被滑稽的大书包压着，拖着脚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似乎眼看着就要被压垮了。”

在硅谷的两所精英高中——甘恩高中和帕洛奥图高中，甚至一度出现了学生自杀潮，这两所公立高中10年来的自杀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4-5倍。在这里，每个学生几乎都要参加体育或交响乐团训练，组织社团活动，为每门功课温习至少半小时。这些孩子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似乎永远不用睡觉：午夜1点做完作业刷社交媒体放松时，他们的好友们都仍然在线。高强度学习的代价是严重缺觉，滥用咖啡因片提神，甚至滥用毒品。

上世纪90年代末，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副教授桑妮娅·卢萨(SuniyaLuthar)开始专门研究“富庶阶层”学生的压力和精神问题。她的数据来自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超过20万美元的公立学校，以及学费近3万美元一年的私立学校。最终研究显示，中上产阶层青少年群体酗酒和吸毒的比例高于贫穷子弟，并远高于美国全国水平；他们被确诊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出现不当行为的几率是美国平均值的2-3倍。他们的压力源主要来自两方面：凡事均要得优的压力；父母与其情感联系淡漠，似乎只会在子女表现优异时才表现出温情的一面。

现在，高中的压力开始向初中甚至小学下行，其中以纽约最为突出，包括史岱文森、布朗克斯技术高中在内的8所高中，每年举行相当严苛的招生考试，录取比例低至100:1。虽然考试是在八年级（初三）进行，但许多考生从六年级就开始针对其考试接受辅导。

这还没完。面对越来越多的申请，一些纽约优秀高中为了加强考核难度，加设了一个条件：要在五年级的标准化考试中获得高分。此外，曼哈顿一些初中，如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附属中学也对四年级的成绩提出很高要求，结果就是，孩子们在读三年级时，已经开始为应试做准备。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小升初、初升高需要考试的只有纽约一市，其他地区通常采取就近入学原则。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每个年级的老师会抽出固定时间段，对在本单元作业和测验中表现不理想的孩子进行集中辅导。

每天，美国公立学校的老师都可能会面临这些问题：优秀学生的家长嫌教学进度太慢、其他学生太逊，要求专门安排快班；有些家长对孩子基本上持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读中学的孩子怀孕，家长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好在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一大特色是，照顾后进生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不让一个学生掉队”。从教学层面尽可能保障各类弱势学生的利益，支起一张防护网，以免学生越坠越深。哪怕学生怀孕，学校也会有社工帮忙解决一系列后续难题。

比如说对于一切英语非母语的学生，不管是否拥有合法移民身份，学区都有义务提供免费的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直至学生英文达标才会从该项目中退出。据美国教育部统计，截至2015年，美国公立中小学中有480万名学生需要接受ESL教育，占美国公立学校总人数的9.5%，为此财政提供了598亿美元拨款。

再比如，多数学校都提供了补课制度，每个年级的老师会抽出固定时间段，对在本单元作业和测验中表现不理想的孩子进行集中辅导。

对于像自闭症和其他身心残障学生，学区和学校也投入了大量经费和人力物力。1975年，美国制定《残疾人教育法》，致力于服务3-21岁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大量患有学习障碍、言语障碍、自闭症、智力发育障碍和其他慢性疾病的特殊需要学生得以进入普通学校，在一个更为多元化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据统计，公立学校系统里残障学生占总入学人数的13%左右。

美国通常从1岁到5岁的托儿所、幼儿园均为自费，在硅谷和纽约这类大城市又贵又不好进，但我们所处的学区，3岁以上的智力发育障碍、自闭症和自闭症谱系儿童可进入免费的培训项目，而且每年这个项目开设的时间比公立学校还要长，为的就是及早为他们开展康复培训，为今后自理和融入社会争取一些机会。

为了帮助这些孩子，美国所有校车都有专门的轮椅升降装置，学校游乐场有可以通过安全带固定的秋千，午休时间小朋友们去玩耍时，都已经习惯了轮流帮身体不方便的孩子推秋千，不少孩子还有“影子老师”，一对一提供帮助和辅导。

当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类公立教育所保障的，只是孩子们最基本的教育需求。对那些期待孩子阶层永远向上流动、只熟悉学历和名校这一条上升路径的家庭来说，就只能将压力传递到下一代。这或许就是美国、英国或任何国家中产阶层的宿命。在这些家庭，孩子健康、正常、快乐，已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