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洋媳妇："中巴友谊"还是“非法买卖”？（组图）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一起“11名中国人涉嫌贩卖妇女，在巴基斯坦被捕获”的新闻事件。

据报道，巴方媒体联合最近几起类似案件，综合指控四项罪责：非法组织卖淫、非法买卖婚姻、涉嫌人口走私以及贩卖器官。买卖器官罪责在当天即被中方否定；针对其他三项罪责，5月8日，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发布通报，经过中国公安代表团和巴方调查，掌握一批非法涉外婚介线索，但并未发现巴基斯坦妇女嫁往中国后被迫卖淫和被买卖器官的情况。此事一波三折，最终被定性为中巴联合打击非法跨国婚介。

巧的是笔者及所在的团队近日到中部某省进行农村民风民情方面的调研，该村刚好有两个巴基斯坦媳妇。除这两个巴基斯坦媳妇外，村里300多户，有30多户娶了缅甸媳妇——外国媳妇几乎占到10%。不仅这处，周边村庄也有四户娶了缅甸媳妇。

与近日中巴联合打击“非法跨国婚介”的政策和话语不同的是，当地民众的普遍态度是将其视为“中巴友谊婚”和“中缅友谊婚”，认为这种外国媳妇是合理的。

为何民众的态度与官方政策如此不同？村庄中的外国媳妇又是如何产生的？笔者将从该地区的婚姻竞争和婚姻需求、国际和地域生活水平差异所带来的吸引力，以及跨国婚介组织的作用三个方面来分析村里外国媳妇产生的原因。

首先，地区范围内的婚姻竞争激烈，败下的成为“婚姻洼地”，在这里，外国媳妇成为一种解决结婚生子人生任务的次优选择。

笔者发现，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下，该地区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儿子，“儿子是定量，女儿是变量”。现在大部分进入了适婚年龄，男孩普遍多于女孩，女孩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绝对优势。在性别比例失衡和对本地女孩的偏好的影响下，未婚男子的家庭开始为追逐本地女孩而展开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最直接的淘汰方式便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因此，该地区的婚姻成本由90年代的几千元涨到现在包括“彩礼、房、车”在内的不下50万元。

能够找到本地姑娘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村庄和家庭，而村庄经济弱、家庭收入少的地区相应地很容易成为“婚姻洼地”。对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差或者个人条件差的家庭来说，比起花几十万元娶本地姑娘，花18万元找个不硬性要求房和车的巴基斯坦媳妇，这付出相对而言也是划算的、容易接受的。据了解，截至2019年4月，调研村有两人自春节过后便踏上到巴基斯坦找媳妇的旅途，至今未归。

其次，我国经济、生活水平的相对优势吸引了欠发达国家的女性，熟人带熟人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跨国婚姻数量的增长。

以前文提到的300户人家中有30户娶缅甸媳妇的村庄为例，除了最初少部分的婚姻中介所带来的缅甸媳妇外，村里还存在甚至一个姓氏的“门子”内几乎都是缅甸媳妇的情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嫁过来的缅甸媳妇自己作为中介，通过回乡探亲，动员了家乡的缅甸女子嫁到中国——收费比中介公司便宜几万元。而这些缅甸媳妇之所以愿意过来，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高于缅甸，吃穿不愁、富足安乐。

当地男性基于“跑婚”（结婚后又因各种原因迅速跑掉）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对女性也颇多照顾，这使得该村的缅甸媳妇数量能形成一定的规模，进而形成一定的社会交往圈子。这些反过来对该村的婚姻稳定也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

最后不得不提的，便是婚姻中介这一市场化组织。

“婚姻洼地”解决单身和婚配的需求催生了婚姻中介组织，但是将外国女性带入中国进行婚配，不少需要的不仅仅是本地的婚姻中介组织，更需要外国当地的“线人”配合。如在此次巴基斯坦官方批捕的犯罪嫌疑人中，有4名为巴基斯坦当地人，其中一个主要嫌疑人甚至是旁遮普省一名警察的儿子。

涉嫌贩卖巴基斯坦妇女的卖淫团伙（图/巴基斯坦媒体）

“FIA逮捕另一中国在巴人口走私团伙”  报道截图

从国内到国外，组织相关的“跨国婚姻”无疑需要专业化、细致性的分工和合作，而支撑这一系列行为的动因则在于牟利的弹性，或可称为不合理的分利秩序。从对村民的访谈中得知，农民支付给婚介公司的18万元，其中有15万元要用于支付中介费用，仅3万元作为“彩礼”给女方的家庭。也正是这种明显的牟利，使得组织所谓的跨国婚姻存在违法犯罪的嫌疑——在巨额利益诱惑下，难免有些人铤而走险，做出欺骗、贩卖人口等不当行径。

以营利为目的的跨国婚介扰乱了正常的跨国婚姻秩序，也给两国部分人民的生活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就此而言，中巴联合执法无疑是及时且有力的。笔者调研地的民政部门去年也命令取消了当地一切涉内、涉外的婚介所，严厉打击买卖婚姻的市场行为。

但在思考如何加强监管、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背后日益突出的矛盾也值得我们继续反思，那便是在农村日益攀升的婚姻需求和婚姻成本问题——大量适婚男青年结婚成本高、女性资源缺乏、难找对象正成为很多中西部农村家庭面临的整体性社会问题。

买卖婚姻必然是要打击、遏制的，而那些适龄单身男青年遭遇的婚配困境，又该如何解决？这一正不断显性化的社会矛盾，无疑需要我们尽快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