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生成“炮灰”？澳精英中学改制来袭，华人家长情感受伤！教育部：为了公平（组图）

【今日澳洲5月30日讯】（记者 昆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一直是全球华人家长对下一代的期许。在澳洲，公立的精英中学（Selective School）凭借优异的升学率和超高的性价比，令无数中产华人父母趋之若鹜。

精英中学创立的目的是为让有天赋的学生，不论种族、家世背景 都能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然而，近年来对其选拔制度的公平性质疑声接连不断，促使新州教育部最终宣布动刀改革。

这一即将在2020年到来的变革，却直接触动了华人社区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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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中学被指“种族单一”，改革欲求学生多元化

在澳洲，没有哪一个州或领地像新州这般推崇精英中学教育。过去30年来，新州开办了超过40所精英中学，占据全澳总量（55所）的85%，且仍在扩建。

如今，精英中学在高考成绩表现上已超越不少私立中学，成为最具优势的学校。Normanhurst Boys和Hornsby Girls等学校的表现已超过St Ignatius、Barker和Ascham等著名私校。

（图片来源：Matrix Education）

有数据显示，尤其在高考成绩排名前十的精英中学，亚裔学生占比高达80%至90%以上。绝大部分来自华裔、印度裔或韩国裔等亚洲家庭。

由于大部分精英中学早已成为“亚裔自己玩的游戏”，主流及其他社区的家长对自己小孩能否获得公平竞争机会提出质疑和不满。就在一年多前，在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络中开始出现大量攻击精英中学的评论。

《澳人报》文章指出，精英中学中出现的“单一种族高度集中”的现状“不健康”。

（《澳人报》评论 私校“种族集中化”加深鸿沟）

拿North Sydney Boys而言，据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机构（ACARA）的数据，只有7%的学生来自英语背景。该校一名Year 12华裔学生小马（化名）告诉记者，在他的学校近8成都是华人小孩。

（图片来源：My School）

有观点指出，学校单一种族霸占精英中学的大量席位，不能反应澳洲作为多元文化社会的价值，而英文背景的小孩反而在其中成了少数派。

澳洲私教协会主席Mohen Dhall告诉今日澳洲App，此次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基于种族问题”而做出的决定。

“今年入学考试结束后，有学生告诉我，英文考试的难度加大了，但数学难度却降低。”

而新州教育部表示，此次对精英中学以及“天才班”（Opportunity Class）进行改制目的，是为了另教育资源分配更加公平，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上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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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中成有钱人玩的游戏，补习是种“罪”吗？

精英中学选拔制度被指“不公平”的另一原因是补习风盛行所导致。

政策发展中心（Centre for Policy Development）的报告《制度化隔离》中指出，精英中学里近四分之三的学生来自“社会资源和教育程度”优势最强的前25%地区，只有2%来自最差的地区。

也就是说，精英学校本是单纯为所有成绩优异者设计的，而现在，大量学生却是来自那些有能力支付补习费用的家庭。

华人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在学业上能先人一步，更是不惜花大价钱给孩子上补习。有数据显示，一些家庭每年在课外补习、在线考试刷题或辅导书上的花费高达2万澳元。 

报告合著者兼来自UTS的社会与政治科学高级讲师Dr Christina Ho在接受《悉尼晨锋报》采访时表示，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精英中学成了绝对要争取的教育目标。

“很多家庭提前数年开始规划，补习课程始于小学，花费数千澳元。如果你不早点开始计划，就会错失机会。但是大部分家庭都没有这些资源，最终入学的学生聚中在了优势家庭。”

Dr Ho还指出，像James Ruse这样的重点中学，0%的学生来自社会资源和教育程度低的家庭。这使得精英中学从某种程度上走上了近似私校的路，这与精英中学存在的意义是背道而驰的。

有家长认为，精英中学制度本身无罪，但是华人社区对于送小孩上补习班有些过火。

一名家长告诉记者，他认为华人移民对教育的认知和澳洲的教育不匹配。而在国内受到的教育，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对澳洲教育的看待眼光。

“粗暴点讲，我们眼中的教育和澳洲教育(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完全是两个频道和层面的事情。”

“个人认为澳洲的教育体系很好，无论公立（包含精英），私校或者教会学校。精英教育本身没错，是我们亚裔赋予了它太多额外的东西，有点走偏。”

但也有不少精英中学的学生向记者表示，简单将选拔制度的“不公平”怪罪在课外补习上未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精英中学生Rodger坦言道，自小参加补习班，在入学考前也参加过集训。

“补习班对我来说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学习和玩耍需要平衡，如果不学习就会玩嘛。我的成绩没有很好，考OC班的时候就没考进，我是那种需要一些额外帮助的学生。”

“而且补习班也是很多学生的社交生活一部分，我很喜欢，能在补习班交朋友。”

Rodger告诉记者，他的家庭其实并不富裕，但父母希望给他一个有更好的未来，所以节俭也愿意投资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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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小孩情感受伤，澳洲社会文化怪象暴露

有关精英中学的社会舆论中，“严重依赖补习班”、“补习亦‘作弊’”、“导致不平等和种族隔离”、“掠夺资源”等类似言论，对尤其重教育、来自少数移民背景的华人社区带来不小精神创伤。

家住Hursville的华人家长张女士告诉记者，这样的舆论对她带来不少困扰。

“现在送孩子去补习班让我觉得很有负罪感。”

“因为是移民嘛，我只想我的孩子能考进好学校，将来在社会中不被歧视。”

而在精英中学里读书的华裔学生也表示，他们感觉总是被针对。

“新闻里总说精英中学的制度造成了不公平，我们受到了许多负面的评价，很多同学对类似的新闻感到不舒服。“，来自北区某精英中学的华裔学生Rodger告诉记者。

“在我们学校，几乎都是亚裔移民后代，家长都希望后代有出息。虽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我们必须承认这里边是有种族歧视的成分的。”

华裔学生小马告诉记者，他身边的同学都自愿参加补习。

“补习是一种选择，如果你觉得有帮助，你应该选择，而不是被强迫的，这只是一种学习方式。”

“我们学校里每个人都愿意努力学习，互相激励，是很好的事情。但你要想清楚是否适合这种学习氛围。虽然我们睡少了、玩少了，有时也会抱怨，但最后是值得的。”

也有教育者指出，在对精英中学选拔制度的探讨中反映出了澳洲社会存在的一种文化怪象——高大罂粟花综合症（Tall Poppy Syndrome）。这种意识形态表达了，当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达到某程度上成功的时候，而惹来社群中不约而同的，自发性或集体性的批评。

澳洲私教协会主席Mohen Dhall告诉记者：“如果西人家长让小孩在课余花4小时踢足球，或花4小时学音乐，社会都会说很棒。但如果让小孩花4小时去思考或上补习，主流社会就会认为有问题，是不良家庭教育的象征。”

“每个人对于价值的衡量都不同，很难过听到学生因努力却被排斥。”

“其实，有不少政府高层的小孩在我这里补习，然而是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私下行为却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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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业要凉凉？教育部回应：变革不大

就在新州政府正式宣布改制后不久，有消息传出将会令价值数百万澳元的补习产业陷入瘫痪。

据《悉尼晨锋报》报道，精英中学的补习行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被一所精英学校的校长煽动所致。当时他告诉当地小学的家长们，“你的竞争对手们都在进行严格的补习辅导”。

到了2018年，补习学校已经在悉尼遍地开花，生意兴隆。还有出版商专门负责印刷备考书籍。

（一家补习网站出售在线试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精英中学考前补习可分为线上和线下。在一家在线补习网站上，正以每人100澳元的价格出售模拟题的订阅服务。在线下，整个悉尼大大小小的补习学校上百家。

一位来自Burwood某补习学院的老师告诉记者，补习学校最值钱的东西是内部的模拟考题。

这名老师告诉记者，大型的补习学校每年会关注正式的精英入学考试。在采访完数百名学生后，把问题拼凑成试卷，设计出多种版本，并对其严格保密。

自2000年代初以来，新州教育部门停止了公布精英中学入学测试题，被外界认为以此试图遏制补习行业。但这一做法受到了行业人士的批评。

“从2003年起，新州教育部就停止公布考题或者模拟题，因为他们认为精英中学的入学考试是不可能通过补习而过关的。”，澳洲私教协会主席Mohen Dhall告诉今日澳洲App。

“但是如此的不透明化反倒另学生错失备考机会。如果政府持续提倡公平性，就应该公布试题，让那些读不起补习班的学生也能自备考试。”

（新州教育部部长 图片来源：Blockbrief Blog）

新州教育部部长Rob Stokes在一份公开文件中指出，本次改革是对去年年底发布的《精英学校入学报告》（Review of Selective Education Access report）做出的反应，该报告审核了自1991年就创建的现精英中学选拔制度。

“学术技能不会因性别、种族或邮政编码而有所区别。在新州的每个学校里都有具备学习天赋的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希望他们都有机会参加选择精英中学。”，部长在文中说道。

Stokes还表示，明年的入学考试将会更加公平，但变化不大。

Burwood补习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具体的新措施仍是未知数，但她有信心，行业会很快适应新考题。

今年升精英中学的考试在3月份已全部结束，但本次改革并不牵涉到今年的招考，2020年新的招考模式仍在研发当中，预计将在下半年公布。

也许，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绝对公平的选拔制度，每个制度中一定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此次澳洲教育部的改革出发点是为了公平，修补30年高龄的选拔制度无可厚非。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也能保证让政府和社会能聆听各个方面的声音和观点，以一种理性和高姿态来看待复杂的社会问题，而非一味将事情简单化或怪责某一社会族群，是媒体和政府在今后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名字有作出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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