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冲击立法会 香港“高烧”过后如何再出发（图）

面对香港示威者7月1日晚间暴力冲击立法会之举，虽然各方都在强烈谴责，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暴力行为已经带给香港难以愈合的创伤。接下来，除了依法处置暴力分子，香港究竟该如何凝聚共识重新出发，成了特区政府和北京不得不严肃思考的命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暴力占领立法会是这次运动的道德正当性拐点，运动的道德基础因暴力因素而解体。此外，这场运动相当于是香港发了一场高烧，所有的历史积怨和矛盾冲突像“脓包”一样在超限压力下被挤破。 

记者：从借助G20意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到7月1日晚的暴力冲击立法会，香港反修例已经走向了变味、变质。这场暴力冲击立法会，不仅摧毁了香港长期以来法治、文明的形象，也让香港社会更加撕裂和难以愈合。你怎么看这场暴力行为？会给香港造成怎样的实质性伤害？ 

田飞龙：我觉得七一的暴力占领立法会是这次运动的道德正当性拐点，运动的道德基础因暴力因素而解体。香港社会对非暴力的和平抗争甚至像2014年占中运动的抗争是有很大宽容度的，将之理解为基本法上的政治自由，但暴力行为绝不在容忍之列，法院亦不可能宽宥。看看“旺角暴乱”的主角梁天琦被判六年监禁就明白了。 

暴力占领立法会导致这场运动本身分裂分化，合法性自我消解。但这次暴力行动对香港社会的实质性伤害是很严重的：其一，给香港法治带来持续性、根基性伤害，如果未来检控不力或司法裁判偏颇，香港法治秩序很难恢复到原初；其二，给政府管治造成一定的瘫痪效应，对后续的涉政治敏感性立法议题构成阻吓性效应，拖累中央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制度结合进程；其三，造成香港代际价值撕裂和青年人更深度的未来主义迷惘，心理创伤一时难以补救；其四，迟滞香港与大湾区战略框架的融合发展，对香港转型提升有消极影响。 

记者：林郑今日凌晨4点会见传媒时表示，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是违法暴力行为，并强调警方会追究到底。保安局长李家超则指出，有关的冲击行为分别触犯了《公安条例》、《刑事罪行条例》以及《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法》，强调一小撮暴力倾向人士出现，会对公众活动带来极大风险。后续特区政府应该如何依法追究这“一小撮”，才能起到威慑作用？ 

田飞龙：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特区政府应当正确对待和回应运动中提出及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民生疾苦并展开系统政策检讨，但对于运动中显著的违法暴力行为必须严格精准检控，注意从法律上区隔对待运动的多数以及暴力行为的少数。法律只用于惩罚暴力行为的少数。 

从检控具体技术来看，暴力行为者触犯《公安条例》、《刑事罪行条例》等法律是较为明显的，但仍然需要根据个案嫌疑犯的证据链条和实际罪状提出合格检控。现场蒙面行为令检控出现一定的证据困难，但警方、媒体及路人的有关照片、录影皆可为证，只要证据链组合完成即可检控。 

从司法裁判立场来看，暴动罪已有梁天琦案等成例，此次暴力危害远胜梁案，故只要证据确凿，定罪量刑不是大问题。特区政府无法做到完全检控，但典型的个案检控仍然可以起到有效的犯罪预防和社会运动暴力阻吓作用。如果退缩不检控，反而放任犯罪和暴力，对香港法治秩序恢复不利。

记者：因为有了6月12日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等驱逐示威者的先例，所以这一次警方先是弃守而后于凌晨进行清场，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双方冲突，也能看得出警方在谨慎使用武力。但我们知道，社会一定要有一些人坚持基本规则和共识，亦无法避免另一些人会破坏规则与共识，这既要法律和制度解决，更要人的社会认识支撑，但不会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解决不了的，或许就需要使用公权力，甚至武力处理。一个文明社会会将这种需要局限在最小可能环境，或者最懂得如何适当应用，如何搭建这种社会才是大家应关心的。 

田飞龙：从反修例运动的全程来看，香港警方高度克制和专业化，但这种法治社会的克制取向在激进人士看来可能是一种软弱可欺的表现。运动过后，香港警方也应当内部自我检讨，是否面对暴力冲击过于克制而未能善尽维护法治及保护市民的法定责任。 

任何民主社会都对多元性有一定的宽容接受，但这不代表完全无原则和底线。制度共识需要法治维护，也需要民主予以动态检讨。如果民主运动超出法律限度诉诸暴力或者明显提出了非分苛刻的政治要求，公权力机关应当严格立场、依靠法律并争取最大化民意予以反制。政府代表民意和公益，不能在社会运动暴力冲击下简单屈从及放弃管治责任。 

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基本的秩序与制度需要各阶层共同维护，尤其需要该社会的精英阶层达成基本共识，承担责任伦理。如果精英内部是分裂的，如果精英包藏私心，如果精英煽动民粹，社会撕裂和政府管治瘫痪就是现实的威胁，其结果就是全体人民承担。 

林郑特首近期的公众讲话提出了一种哈贝马斯式的民主商谈伦理和程序方法，值得重视和回应。 

记者：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批评公民党发表的声明没有谴责暴力冲击行为，反而归咎于政府，是“法律人的悲哀”。其实反修例发展至今，暴露出很多人的“悲哀”，有港府的，有泛民的，也有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当然也有作为大多数因怨气和怒气走上街头表达诉求和抗议的和平示威者的。鉴于这诸多“悲哀”和现实，香港接下来要如何重新出发？ 

田飞龙：陈弘毅教授昨晚的个人声明是一个标志，之前他在《完美风暴》一文中曾对抗争者有一定的同情理解，那时的抗争尚无显著暴力因素，但此次一旦涉及暴力因素，陈教授作为权威法律人的立场就非常鲜明了，坚决反对。这是香港社会法治理性面对社会运动变动情势的一个缩影性案例。 

这场运动相当于是香港发了一场高烧，所有的历史积怨和矛盾冲突像“脓包”一样在超限压力下被挤破。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坏事，挤破脓包后的香港或许可以更健康从容地再出发。只是这种社会运动带来的心理创伤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理挫折与迷惘，不是一时可解。 

香港的重新出发需要国家帮助，更需要自身反思调整：其一，教育和管治上的“去殖民化”和“国民化”不能再耽误，否则青年人仍然找不到“回国”的路；其二，泛民主派需要与激进暴力派严格切割，不给这些维护香港和国家的极端势力以民主发展空间，使其逐步边缘化，维护香港民主运动道德底线；其三，大湾区规划加快精准实施，惠及香港多数阶层人士，缓解香港社会正义困境和发展性痛苦；其四，国家继续稳定“一国两制”方针，给出时间和空间让香港社会理性回归，秩序修复，信心重建；其五，特区政府进行系统的政策检讨，精准诊断民生痛苦点，从本港管治及资源再分配角度推进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