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姑娘在伊朗：有人见了我就高喊"一五"（组图）

2018年，为了研究伊朗歌舞，伊朗音乐研究者赵卓群前往伊朗采风。一路上，她与伊朗乐队JAVN的成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自己的走访了解伊朗乐队的生存状况，看到了他们面临的宗教压力和生活压力，也被伊朗人民对于音乐的热情深深打动。

作为博士研究生，赵卓群曾发表伊朗民间音乐研究性论文《跨越融合的音乐交互》，同时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英语专业分类教材”编写组成员。

为了记录下采风行程中的所见所闻，赵卓群写下五千字的长文，叙述自己所认识的伊朗乐队。

赵卓群

全文如下：

2018年2月15日晚9点半，我来到伊朗的布什尔港的乡村，旁观了一次村民的私人歌舞聚会。

赵卓群 摄

“日本人？”一位中年大叔在人群中发现了我面孔的异样，凑了过来努力吞吐着英文单词。

“不，我是中国人。”我放下手里的摄像机，冲他笑笑。

“你那么高，应该是日本人！中国人可是很矮的！”

我身高1米73，在伊朗被错认成日本人，已经是第二次了。我无奈的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比日本平均身高要高，我的家乡在山东，我们那姑娘170以上很正常。”

周围的人不再跳舞，他们慢慢围过来对我上下打量，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不是来自中国的音乐研究者，而是来自中国的大熊猫。

布什尔是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的小城，我跟随向导哈桑到其下面的一个小村子采集该地的一段乡村音乐。这里的村民大概是第一次见到“鲜活”的中国人，满脸兴奋，纷纷掏出手机来与我合影，一时间让我受宠若惊。同样的场面也曾发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但是远没在此夸张。

“嘿，秦（中国人），一五一五！”一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冲进人群，怀里抱着一个硕大的电扇。

“看！”他指着电扇上的中文商标，再次大叫：“一五一五！”

我：……

“一五一五呀！你们的！”

我突然反应过来：是“义乌”。我连连点头，“aare ，aare（是的）。”见我能说两句波斯语，人群变得更加热情，争先恐后地围过来，想跟我说点什么。

半分钟后，我的波斯语就不够用了，尴尬地站在那里。一个穿着相对考究、英文尚可的小伙子神神秘秘要走了我的电子邮箱。后来，我收到了他的电邮。他希望我能推荐中国超市和批发市场里最廉价的清仓货渠道给他。他特意强调了“清仓货”。我不由得连连叹气，伊朗人抱怨中国商品质量差是有原因的。批发市场里连卖带送的尾货最得伊朗小贸易商青睐，可想而知，这部分产品质量并不过关。

这时哈桑过来为我解围，他向周围人解释，我是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到布什尔采风，研究这里的歌舞，请大家继续唱跳。我感激地看着他，拿起DV继续录像。主人为我端来茶水和蛋糕，哈桑坐在我旁边拿了我的小本细心帮我记录每个乐段的名称。

哈桑是我所研究的伊朗乐队JAVN的成员。JAVN在布什尔以至伊朗全国都非常有名，参加过不少世界音乐节，也曾多次来中国演出。最近两年因为研究的关系，由我负责接待，也曾一起合作演奏。我的学术论文《跨越融合的音乐交互》就是以JAVN为研究对象。

JAVN所代表的是环波斯湾港口音乐——Bandari。这种音乐风格不仅局限于伊朗布什尔，还存在于各波斯湾沿岸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传统的Bandari乐队以声乐为主，伴奏乐器有波斯风笛Neyanban、乌德琴，以及通巴克鼓、达卡不卡鼓等打击乐器。而JAVN乐队审时度势，在传统乐队的基础上加入很多流行元素，如电贝司、电吉他等等，音乐形式也更活泼多元。

与我们想象的有经纪公司的乐队不同，JAVN虽然名声在外，但是还是小作坊的经营模式。这也是伊朗大部分乐队的生存现状。演出邀请方与乐队队长谈好演出酬劳，队长私下按比例分给乐手。队长与乐队成员之间没有合同束缚，队员按演出场次数拿钱。其薪酬与乐手资历有关，年轻的乌德琴手普通演出收入约为40美元，专场音乐会则在200美元左右。乐队成员除了在JAVN演出，也可以去别的乐队帮忙。但是其他乐队的薪酬远远没有JAVN可观，基本在20美元左右。

伊朗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与中国相似，所以单凭演出收入很难糊口。大部分普通艺人还做点其他营生，比如卖乐器、教学或其他小生意等。JAVN乐团的乌德琴手开了小咖啡店；歌手业余开大巴；一位打击乐手在私人音乐学校当老师。

JAVN的队长叫那瓦，是专职艺人。他生于1970年代，在波斯湾边听着两伊战争的炮火长大；少年成名，从不循规蹈矩，既“坚定执着”又“游戏人生”。一方面，他代表了一代特殊的伊朗人——爆发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40年的亲历者，经历了战争与战后艰难的社会环境，“及时行乐”的思想贯穿生活始终；另一方面，从一个小城市的无名小卒到全国知名艺人，人生极富戏剧性。

那瓦在乐队中演奏波斯风笛，他对“如何提高自己的名声”有着异常灵敏的嗅觉。在粉丝们的认知中，JAVN乐队=那瓦，大家对乐队其他成员的名字几乎一无所知。由此一来，有无合同便不是问题，只要保证自己在粉丝中独一无二的地位，那瓦可以随时换人。

其实这两年，乐队成员已经悄悄换了三四个，大体原因是“乱说话”、“不听话”，或者“业务不够好”。最近，驻场12年的歌手也被换掉，但是丝毫没有动摇JAVN在伊朗的地位，音乐会门票场场售空。而离开JAVN的人，却很难在音乐圈找到更好的位置。因此，这种换人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那瓦的绝对权威越发不可侵犯。

“他才不是音乐家，他可是位政治人物！”一位布什尔青年这样评价那瓦。当然，从管理者的角度，他的做法无可厚非，这也是JAVN能够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我大学时也曾走穴，深知管理一个乐队非常不易，没有稳准狠的手腕，小船说翻就翻。

曾经一度认为，像那瓦这样的人，对人生目标应该是有明确规划的。而经过几年接触，我发现并不是这样。他的精明强势中还包裹着强烈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肆意情怀。作为公众人物，那瓦的有些言行让我觉得像是在玩火。“我哪管的了明天？明天说不定就死了！”话音刚落，他放荡不羁的眼神即刻被一丝难以察觉的忧伤带过。

这种忧伤是熟悉的。那是不可触碰的话题。我曾口无遮拦地跟那瓦谈论过两伊战争。他一改平日老练婉转的说话技艺，“我恨战争！”他的冷漠不加修饰，也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发呆，整个空气都被忧伤凝固住了。

那瓦对“理想”这个词显得很犹豫，他沉思许久，给了我一个略显无奈又无懈可击的回答：让世界更多的地方知道布什尔的音乐吧。的确，对于这个目标，那瓦和他的JAVN乐队一直在实践，他们非常积极地寻找各种国外音乐节和演出，即使没有报酬，JAVN也会欣然接受。“International”是那瓦经常提起的词。这似乎也是伊朗音乐家们所追逐的最高境界。正因如此，马友友丝路乐团成员伊朗卡曼恰演奏家kahlor在伊朗国内非常受尊崇。

后来，我渐渐明白，那瓦对音乐“理想”的迟疑，是有原因的。与中国的境况完全不同，音乐活动在伊朗非常艰难。公开的音乐会需要政府颁发许可证，即使有了政府的许可，演出也会因为宗教部门反对而随时取消。这种反对经常毫无原因。有一次在伊朗宗教城市马什哈德，买了票的观众到了音乐厅门口，等来的却是音乐会取消的布告。

最夸张的是2018年4月JAVN乐队在布什尔的一场非营利性演出，事先拿到了政府的许可，还是打着纪念某伊玛目的旗号，而表演进行到一半，宗教部门前来断电，演出被迫中止，数千人的广场顿时黑压压一片，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发生踩踏伤亡。

很快该事件在伊朗全国引起了热议并持续发酵，民众慷慨激昂谴责宗教部门手臂太长，为JAVN乐队忿忿不平，几位漫画家还为此进行了讽刺性创作。虽然JAVN在社交平台上显尽委屈，但私下揣测，该事件的结果也应该让那瓦颇为得意——他又火了一把。哈桑曾经跟我提起，JAVN乐队在布什尔省）和法尔斯省无法进行商演，而这两个南部省份正是JAVN粉丝群体最密集的地方。

究其被封杀的原因，大约是某年宗教哀悼日，JAVN在国外参加音乐节，这是对宗教领袖的不敬。事实上，宗教部门封杀的不是JAVN，而是那瓦。JAVN可以在布什尔演出，但是那瓦不能上台。而少了那瓦的JAVN，观众是完全不买账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JAVN赚足了同情，但同情不是面包，不足以果腹。失去了布什尔和设拉子的庞大市场，JAVN损失的是唾手可得的可观收益。并且随之而来的音乐周边活动如新歌发行等也受到重创。那瓦为此非常苦恼。太多的未知和突如其来的变数，让他每每饱满的理想，又干瘪下去。

幸运的是，在首都德黑兰，音乐境况相对宽松的多。德黑兰有三个著名音乐厅，其中最大的场地是米拉德塔，在这里举行音乐会的是人气最高的流行歌手；其次是鲁达尼音乐厅。选择这里演出的既有流行歌手，也有波斯古典乐队、西方艺术音乐，或者民间乐队。

我所研究的JAVN属于民间乐队，每年在鲁达尼有八到十场演出。一般来说，在这儿开音乐会的艺人也是需要较有高人气。鲁达尼音乐厅有700个座位，一晚上场租就要1.1到1.45亿里亚尔（按现在汇率约合6200到7800人民币）。要知道，这里最好位子的票也不过100人民币。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在鲁达尼音乐厅上演的音乐会，无论是何种类音乐，无论演出者是大腕或普通音乐家，音乐会在票价却差异并不大。一般在40-100人民币之间。

第三个场地是尼德瓦蓝音乐中心，这个场地相对较小，票价也相对便宜。音乐活动基本没有任何政府财政支持，有时会有企业的赞助，但基本是靠艺人自己的票房号召力。好在伊朗民众总体对音乐很狂热，无论何种音乐风格，总有相应的受众群体；无论生活多艰难，省吃俭用也要去听场音乐会。

JAVN乐队有一个“经纪人”，每年负责组织JANV在鲁达尼音乐厅的十场演出。他们之间也没有捆绑合同，这位经纪人只是在这十场演出中与那瓦按比例分成。而那瓦及其乐队可以在伊朗与任何其他经纪人合作，也可以在国外自由演出。

那瓦的经济意识不错，我曾两次邀请JAVN到中国演出，有一次主办方付给酬劳，他主动来问我“我该付你多少钱”。我急忙解释我不是经纪人，纯属帮忙。必须承认的是，那瓦是个可交的朋友。在这些年的研究中，他尽可能为我提供方便；在中国的演出中也全力配合我方的要求。我每次送给JAVN乐队成员的礼物，基本也由那瓦悉数回赠于我。

那瓦的英语口语马马虎虎，文字不行。他并不需要用翻译软件，很多英语很棒的粉丝抢着给他当翻译。在那瓦跟我发的message中，我可以明显地读出来自3-5位不同译者的“作品”。他很享受被粉丝包围的感觉。

那瓦有个二十岁的女儿法莉玛，也吹风笛。女性音乐家在伊朗更加艰难，近年来，那瓦全力为女儿铺路。在女性登台合法之前，那瓦冒着蹲监狱的风险让16岁的法莉玛登台演出！近年来，他又送女儿去欧洲学习音乐课程，为她录制唱片。同样，那瓦对法莉玛的婚姻也是寄予了厚望。法莉玛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男朋友，是欧洲人，对法莉玛非常体贴。“这个小伙子人非常好，结婚就算了。法莉玛才20岁，她有时间”那瓦这样对我说。

哈桑追随那瓦二十年，是乐队的打击乐演奏员。更重要的，他担负着乐团统筹这么一个角色。在8个成员里，他最得那瓦信任。开车、接待、订票、保存收据、定服装、平衡团员关系，甚至帮那瓦解决很多他不便出面的私人事务，哈桑永远随叫随到。

我在布什尔住在那瓦家里，由哈桑照料我的生活起居，买饭，订票、改签，买乐器，联系音乐采集；下乡采风他为我开车，帮我拍摄。哈桑英语不好，但是永远尽力帮我打点好一切。一方面，我是那瓦重要的客人，另一方面去年JAVN乐队来中国演出，哈桑感冒了，我给他买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哈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乱说。那瓦对他从不设防，他们彼此心照不宣。该怎么做，不用那瓦授意，哈桑都非常到位。

我记得与他们在中国的一次合作演出，我弹伊朗乌德琴，本来就不像琵琶那么手到擒来，三天时间又临时加了一段新音乐，让我全面崩溃。这是一段节奏性很强的布什尔音乐，有一个及其复杂的特殊节奏型，与中国音乐的节奏相去甚远，以至我怎么都抓不住韵律。那瓦耐着性子给我演示了几遍，见我依旧不灵，他摇摇头走到一边。那些艰难的日子，是哈桑陪着我一遍遍练习，直到最后完全拿下。而那瓦所做的，是开场前“I am sure you will make it ”，以及演出结束后“you are perfect!”

哈桑有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子。我在布什尔与哈桑的大家庭聚会，他的兄弟姊妹都像他一样，那么淳朴厚道。哈桑除了在JAVN乐队当打击乐手，还在布什尔的一个小公司当电工，这个第二职业每年给哈桑带来约2000到2500美元的收入。毕竟JAVN的演出不是天天有，还要应付斋月这样青黄不接的日子。妻子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孩子要养，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哈桑不抽烟，也没有其他不良嗜好，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全力让家人过得更好。每次见到哈桑忙碌的身影，憨厚的笑容；想到他为生活奋力奔波，毫无怨言，我眼睛里总有泪花。他就是那种会让你想掏心掏肺对他好的人。

“finish!”我如梦初醒。哈桑笑着拍拍我，把DV递过来，

“sleepy?”原来，还在我发呆的时候，他早已为我拍好了新一段舞蹈，每一段音乐的名称也清晰地记录在小本上。我惊讶地望着他，感动又感谢。的确是困了，伊朗冬天的时差比北京晚四个半小时，他们又及其喜欢晚睡。我在那瓦家的日子里，深夜12点来客造访都是稀松平常！果不其然，那瓦的信息进来，告诉我晚上有客人约见。

“go!”哈桑一踩油门，把“标致”开成航天飞机，一骑绝尘，消失在布什尔乡村茫茫夜色中。（文章人名均属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