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军事】谁是特定假想敌 战略方针变化背后的逻辑

习近平时代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剑指何方，值得探究。（新华社）

中共十九大进入“新时代”后中国首部国防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成为观察中国军事战略变化的最新窗口。这部与7月24日公布的2.4万余字的白皮书，对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安全形势、国防政策、军事力量以及军事科技、国防经费运用等进行全景式的展示。其中，军事战略方针的变化背后的逻辑和战略指向，是习近平时代军事战略变化的核心和关键。

在国防政策章节，白皮书再次强调：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白皮书同时对中国新时代的国防的根本目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时代特征——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进行了阐述，强调“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决不走追逐霸权、‘国强必霸’的老路。无论将来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

上述内容基本是中国国防政策的延续性说法，并未有变化，但在“军事战略方针”层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官方公开的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是：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相统一。这表明，解放军被赋予“战役战术上”层面上的主动进攻授权，而不仅仅是防守型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层次的逻辑和指向。

毛泽东到习近平，军事战略方针的变与未变

想要明白中国军事战略以及军事战略方针的变与未变，首先要了解这两个军事术语的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这是了解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变化的不可跨越的起点。

在中共军事理论中，军事战略是国家的总军事政策，具有长期稳定性；军事战略方针是国家总军事政策在特定时期的具体化，因时而异。中国官方编订的《军队建设大辞典》谈到，军事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包含于国家战略之中”。“军事战略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这取决于所面临的特定威胁。”中共高级将领、中国军事科学院前院长宋时轮上将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指出，军事战略即“战争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

具体的战略方针，也即现时所言的“军事战略方针”，则是军事战略的核心与集中体现，是一定时期内规定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必须达到的总目标和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军事大辞典》对这个概念作出如下定义：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行动原则。有总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战略方针”。总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过程的方针；具体的战略方针则是为了贯彻总的战略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战争阶段制定的方针。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发布现场。（新华社）

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核心是“积极防御”，这在理论上保持一成不变，《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同样强调“实行积极防御”。不过，在过去70年中，具体的战略方针在实际运用中表现非常灵活。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先后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8次调整（详见下表）。

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8次演变：

第一次：1955年4月，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战略方针时，毛泽东指出：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

第二次：1960年1月，时任国防部长林彪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新战略方针“北顶南放”，亦即北起鸭绿江、南至浙江象山港，对登陆的敌军要坚决顶住；北起浙江象山港、南至广西北部湾，对登陆的敌军要诱敌深入。

第三次：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新战略方针“对付四面八方”，准备在多个战略方向对付可能入侵之敌，说是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所以要处处戒备。

第四次：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大战一触即发。毛泽东将“积极防御”的立足点放在“诱敌深入”上。

第五次： 1977年12月，中共军委制定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新战略方针，重点仍是“诱敌深入”。

第六次：1979年2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战略方针，改为“积极防御”的四字方针。“积极防御”成为新战略方针，并在1988年12月被军委重新完整确立。

第七次：19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战争形态发生新变化。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提出新时期战略方针：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第八次：2019年7月，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相统一。

从上述历史演变可以看出，但无论怎么变化，“积极防御”都是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础，从中共建政至今，从未改变。而“战役战斗上进攻”的表述，则是第一次出现。

变与未变的逻辑：谁是中国的假想敌

对于军事战略方针的变化背后的原因，中国军方也罕见的进行了公开说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蔡志军少将直白的进行了说明——每次对军事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因素：一是战略思想和军事政策变化；二是国际战略格局重大变化及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引发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特别是战争形态的演变的主要动因。但蔡志军没有说明军事战略方针变化背后的战略指向和特定假想敌。

纵观历史，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不仅因为有层次内外因素，而且都有明确的战略指向和特定假想敌。中共建政初期，面对西方世界的围堵，以及台湾国民党的反攻意图，基于敌人主要来自海上的设想，当时中共定性了“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构成了中国战略方针的基础。此后毛泽东时代的4次变化，都是根据当时时局所作应对。1960中苏关系交恶，基于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战略方针调整为：“北顶南放”，“北顶”针对的是当时与中国交恶的苏联，“南放”针对的则是来自东南方向的威胁，主要是国民党台湾和美国。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新战略方针“对付四面八方”，理由是为了因应美国扩大越南战争而对中国造成的军事威胁，但实际上当时中国最大的假想敌还是苏联。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毛泽东将“积极防御”的立足点放在“诱敌深入”上。此后，“诱敌深入”成为新战略方针的核心。这一战略方针一直延续到邓小平时代前期。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次年12月，中共军委制定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重点仍是“诱敌深入”。这个时期，中国的战略假想敌依然是美国和苏联。

不过，到了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解放军攻进越南境内。苏联作为越南盟友，始终无所动作。中国军方对于苏军大举入侵的危机感有所消退，此时，中美关系又大幅度改善，中共内部很多人觉得新战略方针落脚在“诱敌深入”上，不妥当。中国军方高级将领、中国军事科学院时任院长宋时轮上将认为，如果“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问题，就等于放弃了沿海和三北地区的战略要地，放弃了中国80%至90%的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能力。”1980年9月，他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的报告，建议把“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战略方针，改为“积极防御”的四字方针，中央军委时任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相继在《建议》上做出肯定的批示。10月，中共军委召开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表态“赞成”。“积极防御”成为新战略方针，并在1988年12月被军委重新完整确立。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将国家战备的基本使命从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转变为打一场局部战争。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战争形态发生新变化，促使北京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启动一项相应的建军计划。1993年1月，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新时期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移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加速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概言之，就是未来要在东南沿海地带（即台湾海峡）打赢一场现代技术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2000年，对新战略方针作了相关的文字修改：“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新战略方针重新界定了解放军的中心军事使命，定位了中国主要的假想敌——台湾分裂势力及其美国支持者，并设定了今后作战的规模和模式。

统一台湾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一环。（Google Earth）

现时，中国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调整，同样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内部而言，中共从2015年正式启动军改，到2018年底完成了军队的系统重构——在此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之中，七大军区被五大战区取代，各军兵种也发生相应变化。在此期间，习近平的军事思想也逐渐成型，这是调整的直接内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并不太平。”这是北京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研判。这部分内容出现在白皮书第一部分“国家安全形势”的章节，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变化起点也在这里。

多维曾指出，“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方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回望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内政上通过反腐运动、军改、机构改革等内部改革，重树中共政治生态，推进第五个现代化，直接指民族复兴。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还重新定义了中共百年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外交层面，习近平表露出更加积极参与，甚至主导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意愿。无论是周边外交上“亲诚惠容”的四字箴言，还是大国外交中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抑或是世界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是习近平外交战略不同层面的展示。新时代的军事战略方针，显然要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

中国的崛起，势必会带来连锁反应和诸多挑战，正在交锋中的中美贸易战便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压制手段，中国为此已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中美双方也正在试图通过经贸谈判来寻找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共识”。相较而言，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可能才是中共未来的头等大事，因为实现民族复兴统一台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白皮书中就明确点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白皮书还强调，“如果有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挫败，捍卫国家统一。”此言表明，如果台湾的和平统一无法实现，使用武力就剩下唯一的选项。北京最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强调“战役战斗上进攻”，战略指向大概率与此相关，其特定假想敌便是台湾问题和台独势力及其背后的支持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