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前主席：为什么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不值得骄傲

曾钰成，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民主建港联盟创党主席，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荣誉教授。在唐英年与梁振英鏖战的2012年，曾钰成获泛民阵营的媒体发文力撑，认为他是下届特首的最适合人选。2016年更是成为《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人物，被称为“香港的希望”。在香港反修例风波发生后，曾钰成为对整个社会有益处，率先提出“特赦”论。

7月31日，多维新闻记者在香港专访了曾钰成。此为上篇。

曾钰成认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并不值得香港感到骄傲。（香港01）

记者：香港反修例运动发展到现在，各方分歧很多，但一个“共识”是大家都认为香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正在发着高烧，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明显不管用了。你怎么看香港的“病症”，还有管用的“药方”吗？

曾钰成：行政长官最后一次公开讲这个事情是两个多星期前，她也说首先会暂缓修例，已经承认政府的工作做得不足，这是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是她在最后一次的公开讲话时，点出了在这个危机的背后，其实是香港社会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上一次，2014年的占中运动以后没有解决的。总结占中和这一次的经验，林郑明白了，光是化解了危机，当然现在这个危机还没有过去，就算过去了，如果不解决深层次问题的话，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会爆发另一次危机。

所以刚才说这个“病”，就是香港已经有一个很严重的“病症”，这个“病”，可能在病人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但是以反应，比如刚才说的“发高烧”，就看到这个问题了。但是“烧退了”，不等于“病医好”。

记者：这一次的逃犯条例，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么严重的政治风暴？前特首董建华日前公开表示，将矛头对准了台湾和美国，认为“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香港变成国际博弈的战场，令香港变成反抗中央的基地、牵制中国的棋子。”

曾钰成：外部势力之外，这一次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参与反对的一般香港市民，人数众多，这是最大的问题。到最近的一些群众性的活动，还是很多人参加。绝大多数抗议者都是不赞同暴力的，他们都是坚持和平示威的；第二，他们明知道在和平示威中间或者和平示威之后，有少数一部分人会转为暴力的行为，冲击警察、冲击政府，但是他们还要去，而且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对于动武的青少年表示理解，尽管他们不支持暴力行为本身。

为什么会这样？就从逃犯条例本身来说，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荡？国务院港澳办的新闻发布会也说了，很多香港市民对内地的司法制度、内地法治的情况不了解，或者有误解，或者不信任。不管在过去十多年里，国家在依法治国方面，在改进司法制度方面有多大的进步，香港市民是不相信内地的法律制度的，有太多负面的例子了，到最近还有。

问题呢，香港人一般是不管的，内地是内地，香港是香港，“一国两制”，内地怎么搞是内地的事，不要影响香港的制度。但是逃犯条例让很多香港人以为这个“防火墙”要拆掉了，要把香港人送到内地去，接受内地司法机构的处理了，所以这就是引起这么大震荡的主要原因。

记者：但《逃犯条例》针对的是逃犯，而不是普罗大众，难道这一点“基本事实”港人不清楚吗？

曾钰成：理性的看当然清楚，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理性分析的问题了。从中反应出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一国两制”要成功，一定要靠中央政府、内地对香港，和香港人对内地的信任、信心不断的增加，回归22年，这个还没有发生。

今天的香港人对内地的印象，不能说比回归初期或者回归前要改善很多，反过来，中央政府对香港人的信心、信任，最近这几年也是下降了。怎么看到的呢？像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这些话以前是不会说的，不能突破“一国两制”的底线。过去几年香港发生的情况，出现的现象，也让中央对香港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戒心，这是最值得我们担忧的。“一国两制”要走下去，要怎样去重建、恢复香港人跟内地以及中央政府互相之间的信任呢？这是从这次事件所展开来讲的。

记者：你说的北京对香港的“戒心”，其实不太恰当。北京始终把香港当做自己的“孩子”，哪个“父母”会对“孩子”有戒心？北京只不过是想让香港更好的发展和繁荣罢了，手法上可能有些不够现代化，不符合港人的期待值。邓小平当年就说的很清楚，一切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曾钰成：因为很多香港市民心中在过去几年积累了比较强烈的，对特区政府，甚至对“一国两制”的不满。不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之前答应给香港人普选的，其实普选的议题从回归以来一直都没有停过，基本法的说法是循序渐进，的确也是循序渐进，虽然步伐慢了一点，但也是一步步有前进的，一直到2007年当时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但很多人认为这个时间表比较慢，但是毕竟有希望了。

所以2007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政治上算是比较平静的。一直到2014年、2015年，中央提出的“831方案”没有通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次失败之后，时间表没了，过去这两年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也没有提什么时候再重启政改，那么“循序渐进”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才有普选？没了。一般的说法是“中央给了你们，你们不要，不要就算了”，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里，普选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希望也没了，你叫他们心里怎么会高兴？

记者：2012年的时候，虽然北京没有清晰回应2017年普选“门槛”的问题，但你对“真普选”信心满满，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这不是信念问题，而是逻辑问题，“没有普选，无法管治，就这么简单”。

曾钰成：是的。为什么普选这么重要呢？现在的行政长官是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一般市民的观感也是真的反应事实的，就是这1,200人其实是工商界、大财团控制了很多议席。行政长官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就是你的老板，香港市民和大财团有矛盾的话，例如在房屋问题上，香港现在如果不填海，剩下来能发展的地都在新界，剩下的地都在几个开发商手上，不在政府手里。所以公屋轮候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现在要注册轮候公屋的话，要轮五年半，可能到明年变成六年了，越来越长。私人房屋的房价越卖越贵，现在几万月一平方尺，几十万一平方米，这样的价钱，谁能买得起？

但是，为什么政府不强制从开发商手里收回这些土地来发展公屋呢？因为他们是行政长官的“老板”，所以市民不相信政府会代表他们的利益。1,200人选了之后，还要中央任命，所以另外一个“老板”是北京，也不是市民。如果香港市民跟内地有矛盾的时候，政府是站在市民一边还是北京一边？例如逃犯条例，很多香港人就不相信，不是北京让港府搞的，中央的官员也说了，内地有几百个有名有姓的逃犯到了香港，奈他不何，所以市民觉得还不是中央向香港要人。中央向港府要人，市民不让，那么港府站在哪一边？

所以，普选不是一个政治理想的问题，是很实质的问题。行政长官要站在基层市民的立场，要站在香港人的立场，捍卫香港人的利益，如果你的老板是香港的大商界和北京，市民怎么相信你呢？你越能干，市民就越害怕，这是一个方面。现在普选没了希望了，市民还不出来吗？

记者：还有一个“不满”是什么？

曾钰成：香港现在不公平的现象、贫富悬殊的现象非常严重。香港现在的基尼系数肯定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是贫富差距最严重的。以香港现在的富裕程度，香港很多基层市民的生活是根本不能被接受的。

记者：很多人住㓥房、棺材房，居住环境太糟糕了。

曾钰成：这真是一个世界奇景，居住环境的恶劣情况，你是想象不到的。现在内地实行社会主义，退休后有社会保障，香港是没有的，老人家也不愿意领取社会救济。另外，富裕的人住得好像皇宫一样，要什么都有。所以相差太远了，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都是满腔热血的，有正义感，怎么能让香港这个富裕的社会，贫穷的情况还这么严重呢？

所以这也是跟特区政府的管治理念有关。香港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在资本主义中，香港搞的一套是很右的，非常保守的资本主义，政府会说自己是小政府，不干预，全部都是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了。

记者：香港多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特区政府和北京都把这个当做成绩单，其实这个“光环”本身与普通民众没什么关系，反倒可能是一种加剧香港问题的“负担”。

曾钰成：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美国传统基金会在评定自由指数的时候会看十个方面，香港其实很多方面都不是最高分，最明显的是香港是小政府，税很低，福利很少，这让右派非常欣赏。

大概十年前，香港要通过一个规定最低工资的法律，很多的发达经济体都有最低工资，传统基金会飞过来几个人，骂：“千万不要，你们一通过最低工资法，你们的经济自由度马上就下降，我们就扣你们分。”后来香港还是通过了这个法律，通过后还是比很多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右，还是排在第一。但是我认为不值得香港人和特区政府感到骄傲。北京也拿来说。所以所谓的财富在分配的概念，政府就非常看不清楚，所以就造成很多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是英国人管治，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我小的时候家庭也非常贫困，但是我们经过努力是可以上升的。现在的年轻人，看不到这个前景。几十万一平方米的住房，一辈子也买不起，那我怎么打拼。很多香港的年轻人结了婚，各自在自己的父母家里住。

但是特区政府每年几百亿港币的财政盈余，都放到财政储备里去了，今年减了一点税，但要是投资、搞养老、增加医院，或者对贫穷家庭提供长期房屋，想办法多盖公屋，是没有的。

记者：明日大屿计划是想做这些事情。

曾钰成：那要等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