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风波的三种可能性终局（组图）

过去两个多月，香港陷入了回归中国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示威抗议几乎已经成为常态，屡次出现违法暴力和冲击“一国两制”秩序的行为，反修例运动频频偏离初衷，一再损害港人的“和理非”形象，冲击香港一直以来所尊奉的法治和安全秩序。

香港政府发言人已作出回应称，示威者“正将香港推向极为危险的边缘”。香港特首林郑表示“社会现时不安全不稳定，玉石俱焚的做法只会令香港推上不归路”。8月7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通报北京精神时指出：“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称“香港正处于九七后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对香港这个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来说，这种持续不断的暴力行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谋杀”城市的未来。

事到如今，尽管8月18日“和理非”大型集会后局势出现一丝缓和迹象，但仍然充满变数。香港局势接下来怎样演变，会否如近来一些传言所称“北京将强力介入平乱”，已经引起国际舆论密切关注。以目前情势来看，香港修例风波可能会有三种可能性终局：第一是经过较长时间的示威抗议和纷争后，港人疲倦了，像当初占中运动那样，混乱状况慢慢结束，社会逐渐回归平静；第二种是港府在北京支持下作出适当让步，多管齐下，以消除港人怨气，平息风波；第三种是抗议者不依不饶，行动不断升级，造成重大混乱，港府无力处理，引发北京强力介入。这三种结局各自情况不同，影响有别，及早进行推理和研判，有助于未雨绸缪。

第一种终局：局势逐渐自动缓和

众所周知，2014年香港曾爆发大规模的占中运动，当时同样影响甚大，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占中运动之初，香港警方一度动用大量催泪弹，与示威市民发生冲突，造成局势一度趋向危险边缘。后来在北京和港府、警队保持克制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流逝，占领行动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成本后，示威者和港人的耐心逐渐耗尽，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抗议，希望回归平静，于是一度声势浩大、形势危急的占中运动在第续79天得以和平结束。照此逻辑类推，今次修例风波尽管规模远超占中运动，但考虑到港府已经作出让步，完全停止了作为矛盾导火索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并已向市民公开致歉，反修例最初的诉求已经成功达到，那么只要后续过程中不出现重大变故，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示威抗议成本的增加，大多数示威者是有可能在现实面前让步，重新回归迫在眉睫的经济民生轨道。尤其是考虑到前段时间持续不断的违法暴力，已经冲击到香港经济，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和理非”的呼吁开始被更多人接受，局势趋于缓和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这种结局的益处是北京不必公开出面介入，不会造成太大的震荡和负面效应，更不会酿成难以挽回的悲剧，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在经受风波后，抗压性更强，弹性更大。那些经常拿香港“一国两制”做文章、妄谈“两制已死”的声音可休矣。毕竟，面对这么大的风波，期间多次出现违法暴力行为，连中国政府驻港机构都被冲击，北京还能保持理性和克制，包容“一国两制”下的示威抗议，其传递出的讯号不言而喻：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受到充分保障和得到有效实施。

最近，香港社会反暴力的声音有所升温，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希望各方能保持理性。（新华社）

当然，要认识到的是，就像当初占中运动和平结束绝不代表香港社会真正稳定，今次修例风波纵使能够逐渐自动缓和，同样不能说明香港社会重新恢复真正稳定。这是因为今次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香港常年未能解决的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存在三大矛盾，包括：陆港之间的矛盾，许多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对内地存在意识形态认知，甚至缺乏国族认同；香港内部矛盾比较严重，港府认受性不足，建制派、泛民等不同派别之间常年撕裂；自港英殖民时期以来，香港贫富悬殊问题非常严重，许多港人生存卑微而艰难，年轻人更是难以看到未来的希望。不论是2014年占中还是2016年旺角骚乱，尽管各有不同诱因，但深层根源都是在于此。只不过当时治港工作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甚至有时将责任推给仅是外因的外部势力或作为表象的激进本土、港独，导致一直回避了对深层内因的真正反思，结果今次修例事件反受其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修例风波在经历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发酵后示威者精疲力竭、心生厌倦，民意得以转向，社会得以重新回归平静，港府务必要吸取当初占中运动、旺角骚乱的深刻教训，直面和回应港人的诉求，努力解决困扰香港已久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锐意改革，千万别再像当初占中、旺角骚乱时那样遮蔽深层问题，不然便不是真正的止暴制乱，下次将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危机。

不过这种结局能否实现，关键不在于北京和港府，而在于示威者能否遵守法治和“一国两制”底线。倘若示威者一再逾越底线，让反修例运动彻底失控，暴力不断升级，造成重大社会动乱，那么必将出现所有关心香港的人都不愿看到的糟糕结局。

第二种终局：港府作出适度让步 多措并举缓和局势

去年11月17日，法国爆发“黄背心运动”，是该国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最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这场运动当时同样规模浩大，纷争不止、冲突不断，令法国陷入危急状态。后来随着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承认政策过失，回应抗议者诉求，撤回作为导火索的“汽油税”，公布多项纾困措施，发起大辩论活动，与民众共商政事，前后持续大半年时间，逐渐让局势趋于缓和、支持率回升。

前些天，香港少数激进示威者在多个道路上纵火。（HK01）

法国政府处理“黄背心运动”的经验，或可为港府提供某种启示。港府已经作出让步和释放善意，完全停止修例并公开致歉，不妨在已有努力基础上进一步回应社会诉求，多管齐下，进行结构性改革，这样是有可能消除港人怨气，令社会回归平静。当然，考虑到修例风波与“黄背心运动”的不同，实现这种结局并不容易。

现在示威者的诉求主要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撤回暴动定义”、“撤回所有抗争者控罪”、“立即实行双普选”等。其中，目前港府已经宣布修例“寿终正寝”，已经非常接近“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但“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撤回暴动定义”、“撤回所有抗争者控罪”，则存在争议，尤其是反修例过程中多次出现的违法暴力行为，该怎么权衡，如果同意示威者的诉求“撤回所有抗争者控罪”，无疑是纵容暴力和破坏法治，可能留下遗患。至于“立即实行双普选”，北京和香港社会，同样存在诸多认知和政治考量上的分歧，比如，普选是否应该循序渐进，普选是否只有示威者诉求的西方选举民主形式，普选是否应该与《基本法》23条相挂钩、同步推进，怎样保证普选后的特首合乎“一国两制”框架下“爱国爱港”的宪制要求。这些分歧背后，还牵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北京怎样定义香港在国家大局里的角色，是偏重自由港基础上的有效管治，还是倾向有效管治基础上的自由港。

除此之外，港府是否选择适度让步，还取决于局势的演变和示威者能否适可而止、保持“和理非”。毕竟，从港府的角度来看，如果示威者不能回归和平理性，违法暴力没完没了，让步便被容易当作向违法暴力低头；相反，如果示威者能坚持“和理非”，港府自然没有理由不作出回应，这也是为什么8月18日“和理非”大型集会后港府立刻积极回应“马上建立沟通对话平台”、“以互相谅解、尊重的态度对话，为香港寻找出路”。这说明为了香港局势早日缓和，港府和示威者都要释放善意，进入和平理性的商议阶段。其中，港府应该考虑借鉴“黄背心运动”的经验，回应诉求，多管齐下，而示威者则要懂得循序渐进、见好就收的智慧。

第三种终局：北京不得已强力介入平息风波

自从一些激进示威者恶性包围和冲击中国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并涂污国徽以来，网络上有声音批评港府管治失效，关于北京将出动解放军驻港部队的传言四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回应记者提问时称，密切关注香港形势发展，并指根据香港的《驻军法》，当中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对此，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指，他和绝大多数香港人一样，希望《基本法》关于解放军驻港部队执行任务的条文继续备而不用，希望香港警察可以有效控制局面，但前提是这些台前幕后的破坏势力必须马上收手：停止打击警队，停止一切暴力行为。

应该说，考虑到北京强力介入尤其是出动军队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北京肯定不希望出动解放军，能不用则不用，会继续尽最大可能支持港府独立化解纷争，稳定局势。毕竟，纵使在万不得已情况下，才被迫出动解放军，且一等局势缓和及时退出，继续巩固“一国两制”，但还是有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遗症，甚至酿成悲剧。因此，只要局势未到空前危急、港府和警队无力处置的极端情况，北京都不可能出动军队。在此之前，所有网上那些出动解放军的消息，不过是十足的谣言。而以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来看，虽然内地一些媒体、自媒体屡屡出现不负责任的非理性民粹言论，暴露出内地文宣系统的短板，但从官方释放的信号来看，北京的确非常克制和理性，仍然希望香港事情自己解决，这不失为一种负责任态度。

当然，北京保持克制冷静态度，绝不代表没有最坏打算，更不代表少数激进示威者能有恃无恐。为了最大可能避免出现北京不得已强力介入平息混乱的最坏情况，所有珍惜香港未来的港人，以及包括泛民在内的政治精英，都应向那些暴力行为和破坏“一国两制”行为说不，果断切割，防止事态升级恶化，纵使有示威抗议活动，也必须在《基本法》允许范围之内进行，用和平商议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对于北京和港府来说，尤其要吸取占中、旺角骚乱和今次修例风波的深刻教训，直面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积极改革，让困境中的香港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