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严峻时刻”到“毁灭性打击” 北京会出重手吗（图）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于8月24日在深圳举办“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专题座谈会，香港、澳门和内地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会议举办时间选在邓小平诞辰115周年之际，同时香港社会正经历着反修例风波，这样的安排也令外界格外关注。全程参加此次会议的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近日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透露了该次会议所释放的一些信号。

由反修例抗议所引起的暴力冲突近日在香港再次抬头。（AP）

记者：这个会议在时间安排上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是邓小平的诞辰纪念日，另外就是香港现在出现了社会的风波，两者正好能结合在一起，不知你怎么解读整个会议。

李晓兵：这时间挺巧的，显示了北京的良苦用心。因为在香港的问题上，北京各种方法都用了，招待会、吹风会，跟特区政府的一些沟通、协调，各种手法都用了，正好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5周年，所以港澳办通过全国港澳研究会出面组织了40余名专家学者做这样一个专题研讨，同时又有6位香港和内地重量级的学者做一个非常正式的，也是非常深入的，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结合邓小平的纪念讲话，再结合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当前的局势，做了一个应该是相对比较长的研讨。实际上讲述了，北京在对待香港当前困局时的一个方法，所做出的一种努力。

另外香港社会各界对邓小平也是一直念念不忘，心怀感恩，而邓小平对于香港回归过程中，以及回归之后一些问题的判断，今天来看都是非常有远见的，也是非常精准的，很多都预见到了，具有预见性和指导性。所以今年重温讲话实际上是对研究港澳问题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提醒，也是通过一个渠道和香港社会各界进行一个交流，也是一个对话。

记者：你前面也说了，北京对香港是用心良苦，为了解决问题也是用了很多方法，那么这次的会议相对以往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北京此前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但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最近香港的暴力冲突又出现了一个回升。在这一次的会上有没有专家提出一些相对比较实际的、能够有操作性的，让香港出现改变的看法？或者当时邓小平他的一些策略对现在香港问题有没有实质可操作的一些具体借鉴？

李晓兵：我觉得更多是方法论层次上的，大的方向性和策略性的，具体操作性的、针对性的，是由香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和北京的涉港部门进行决策的。但是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是一种大的、方向性的、策略性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对开阔思路，增强信心是很重要的。

现在香港这个事不是简单说管治不好，在没有回归前就预见的到，在以后“一国两制”实践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出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让北京和特区政府非常理性地，也相对不那么急躁地，来面对香港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困难。

这次研讨会相对过去一些研讨会、吹风会，不一样就在于，一个是通过历史的回顾，经典讲话的学习、研究，把那些讲话本身，具有方法论意义、指导意义的内容跟当前形势相结合，通过这个渠道能够打开跟香港社会各界沟通的一个桥梁。另外，地点又往前移了，从北京移到了深圳，可以说一河之隔，这样的话会更没有距离感，不是站在北京喊话，而是到深圳，非常近距离地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探讨，研讨。

记者：外界的反响也是比较激烈的，尤其是王振民的那段讲话：“如果'一国两制'不复存在，如果香港被毁了，国家自然损失惨重，但终究可以承受，无非中央直接接管香港，在香港实行内地法律和社会主义制度！但对香港所有市民、对所有持份者，这是灭顶之灾，是百分之百、毁灭性的损失，是不可承受之重。”当时在各个社交平台都有比较广的传播，那么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于这次会议外界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反应，尤其是香港那边。你怎么看外界的反应的。第二尤其对于王振民这段话，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解读的？

李晓兵：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邓小平当时对香港问题非常有远见，也是非常深刻，比如说驻军问题，当时不管是内地，还是香港，对这个问题都很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抵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大是大非面前，北京是不会做丝毫的让步，所以就坚持按北京认为如何符合“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角度，做出了这样一些安排，现在看来，第一渡过了当时的一些难关；第二它的确对于香港也好，对于北京也好，都是符合长远选择的。

这是第一个层次，也就是在“一国两制”实施之初，都遇到过这样一些重大争议挑战的，引起各方众说纷纭的问题，北京都通过自己方式解决了。所以今天“一国两制”遇到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是社会治理的难题，北京硬了也不是，软了也不是，那怎么办？也只能是按照事情本来的面目去做，这个事情如果做对了，那要采取强硬手段，也要去做；如果这个事情不对，那么就要加大力气进行调整。所以我想在香港今天出现修例风波，并不会因为它规模有多大，多少人上街，或者说它持续多长时间，有什么暴力，甚至零零星星到这样的恐怖行为，北京就会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不辨是非地做出一些妥协，或者是简简单单做出一个让步，这些对解决根本问题是于事无补的。

反而，让北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没有办法立足，而且会对未来“一国两制”实践带来更大的一些问题。像这次香港特区政府在修例的问题上，6月12号之后暂缓修例，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是不是这样表态之后大家就撤了？心平气和了？回归理性？不是，层层加码，就像驻军一样，不驻是不是大家都满意了？也一定不是的，但是驻军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驻军是香港的定海神针，是稳定的基石，那一定要驻，尽管引发香港股市动荡，引发香港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涉及到国家国防权力是中央的，所以驻军在香港将来出动也是中央的权力，这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样来看，王振民发言里面之所以谈得这么重，实际上跟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香港社会各界特别是官方和产业界，在香港社会获得大量利益的这些群体，这个话不是简单讲给一般老百姓的，实际上只有香港政治精英、商界精英也包括知识精英，他们才最能深刻地体会到“”一国两制“”这四个字的分量，但是这次修例风波到现在，对它所形成这种冲击一种危害、减损，甚至是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它打击了特区政府的管治信心，让管治团队出现了涣散，一时间都聚拢不了兵力，一时间出台不了针对性的政策，这样的话北京也不能听任香港这样无休止地一乱再乱下去，那怎么办？

北京出手就是很狠的手，不出手就不出手，出手就是非常狠的，狠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将来一定要丧失的，为什么？在香港这样的危机关头，他们都不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观望，甚至还暗中同情、支持。如果北京出手，会简简单单的把这个表面的问题给清理一下就算了吗？如果再来一次别的修例风波呢？如果不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掉，还等它再来一次别的修例风波吗？或者其他什么问题引发这样一种全城被裹胁进来的社会动荡里面来吗？一定不会的。所以这个话重，但是对于解决香港当前困局来说可以说是非常警醒性的提醒，具有警诫性的提醒。香港社会各界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特别像对特区的管治团队，如果真要是北京出手了，内地的法律要在香港适用，香港那些在公务员队伍里面潜藏的投机分子，在整个管治过程中不得力的人员统统要清理掉，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提到了“最严峻的时刻”，最严峻的时刻可能是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都会带来这样一种重大影响的一个时刻。

记者：因为你前面有说到北京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要出手的话，出手可能会很重，其实恢复社会秩序对北京而言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还有深层次的问题，它背后可能还有很多的经济、民生问题，甚至还有政治方面的诉求、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这就很复杂了，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会好一些？

李晓兵：一定是个立体的，综合的这样一些措施才可能会产生效果，不然的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是从理念到制度到组织到社会层次的，包括经济、民生、政策都要进行全方位的研讨和反思，把这些方面看到的这些问题都提出来，在能够解决的范围内要进行一些触及到根本问题的解决上。比如像人事制度安排，一定要加强后辈力量的培养和现有人员各种甄别，一定要选拔得力的，一定要选拔在遇到特殊危机的时候有担当，甚至需要有战斗力的，这样的一些精英吸纳到管治团队里，否则的话大家做太平官是可以的，香港没事，甚至让香港法律制度自行运作，那都可以，在这里只是起到一个传风筒的作用，只起到程序上的经手、盖个戳，经办人的作用。

而实际上对于香港特区这样复杂问题的解决，是不能胜任的，特别是香港社会现在要经历的转型，一直没完成，所以要从关键的位置、关键的人员入手，逐渐推动香港社会实现转型，“一国两制”本身就是具有双重效应的，不能够只能满足一个维度，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既要懂国家，也要懂香港，同时要有这种实际在社会摸爬滚打的能力才可以，所以这块恐怕是一个重点，将来要下大力气来解决的，因为方向、基本的策略，和一些基本大的定位完成之后主要就靠得力的人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