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研究显示 西媒对中国的报道以褒扬为主（图）

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爆炸式增长，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全球性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不断加大。在国内人们的印象中，外媒似乎总是热衷报道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有时甚至还刻意诋毁中国。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们还是以数据说话吧。

首先，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调查中，45%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而43%的人对中国持负面评价。在12个国家中，多数国家给予中国积极的评价，在非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最为普遍。在美国，38%的人对中国持正面态度，这比2017年的44%略有下降，而近一半的人表达了不友好的态度。但在经历了一年争锋相对的贸易战后，该比例发生明显变化。2019年，60%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不友好看法，高于去年的47%，并创下2005年该调查开始后的最高水平。而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降至26%。今年早些时候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

同时，全球70%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比10年前更重要，大幅领先位于第二位的俄罗斯。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的全球重要性已经上升，但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应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全球有34%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但63%的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让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者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最倾向于选择美国而非中国的五个国家中，有四个位于亚太地区，其中包含81%的日本人，77%的菲律宾人，73%的韩国人和72%的澳大利亚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多种，包括国家制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其次，在媒体对各国的态度方面，监控全球媒体的GDELT项目的大数据结果显示，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报道以褒扬为主。GDELT项目是最大、最全面的人类社会开放数据库。从1979年至今，GDELT以100多种语言追踪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更新。GDELT会给每一篇报道标注了一个“褒贬指数”，褒贬指数为正表示这是一篇正面报道，正数越大越正面。反之亦然。根据追踪结果显示，英国媒体对中国的“褒贬指数”为1.335，位于新加坡和日本之后，排名非常靠前。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褒贬指数”为0.307，虽然指数不高，但对中国的评价仍是正面的。相反，对中国“褒贬指数”最低的几个国家是韩国（-1.639）、日本（-1.554）和越南（-1.420）。这个结果与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有几分相似。

反观中国，国内媒体“褒贬指数”仅对六个国家的呈正数，分别为中国、巴基斯坦、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新西兰，而其他国家则全为负数。其中，美国的“褒贬指数”为-2.091，对英国的“褒贬指数”为-0.859。而中国对日本的“褒贬指数”为-2.257，远低于日本对中国“褒贬指数”。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媒体热衷于报道本国的正面消息，但对西方大国的报道都以批判为主。中国媒体对大部分外国的评价，都低于对方对中国的评价。

综合上述信息，认为外媒热衷于报道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的刻板印象显然有失偏颇。不管是国外普通民众或是媒体，对于中国的态度倾向于中性，甚至较为积极。海外民众承认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地位提升，也认为中国在全球性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比之下，国内媒体对国际的报道显然带有一定的偏见色彩。

偏见主要源于国内外对媒体的定位不同。海外媒体承担的角色主要是独立表达声音，包括监督政府行为。在西方国家，媒体一般被认为是除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力。第四权观点认为，媒体有助于公众从不同维度了解问题，并发表独立的公共见解，与政府力量产生制衡关系。但是国内，媒体受政府的影响较大，媒体承担了较大的宣传工作，是宣传的传递工具和渠道。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体产业和信息传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度也影响了国内媒体产业的发展。不过，国内在互联网管理方面迅速跟上，维持了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一定管理权。

从上述例子来看，有失偏颇、有意选择的报道如果长期持续，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大多数时候，信息局限会逐渐发展成为认知局限。信息来源单一可能形成思维定式，难以形成批判性思维。定式之外的信息可能就被“选择性”过滤，造成的就是对于事件刻板、固化的理解。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经说过：“考察一个人的判断力，主要考察他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长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而且是一种完全被扭曲颠倒的信息，这是导致他们愚昧且自信的最大原因。”这个观点对于分析国外与中国的情况应该都有参考意义。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不象我们在国内想象的那样“偏颇”和对立；中国媒体对中国和世界的报道，也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公正和客观。这种反差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个人是否拥有多元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渠道。如果信息局限长期存在，那么身处其中者可能会产生对世界的误判。（AC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