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事务代表”背后的冷思考（图）

中国大型企业云集的杭州市政府，最近宣布将抽调100名政府官员作为“政府事务代表”，进驻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吉利、娃哈哈等100家重点企业，派驻时间为1年。杭州政府宣称，这是杭州实施“新制造业计划”中的一个“创新举措”。杭州政府此举也引发了关注。

路透社9月23日的一篇报道说，这一举措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政府干预企业运作的担忧。阿里巴巴在一项声明中表示，政府这一决定不会干扰其运作，政府官员将起到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吉利等其他企业则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杭州市政府称，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的前提是“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的基础上”，“不干预、只排忧，不打扰、只解难”，强调派驻代表目的是：服务重点企业，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开展信息沟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项目落地推进提供等全方位的保障。

但“政府事务代表”的设置还是引发了社会的担忧。有论者担心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容易干涉企业的经营，甚至替代企业家管理企业，反而起到副作用。为此，杭州市政府通过媒体进行了回应和澄清。

这似乎并未完全消除很多人的疑虑，因为，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举措表明，“政企分开”似乎已不再是中国企业管理的主流价值观念。这一变化不仅仅出现在国有企业——中国的执政党越来越强调“党的领导”，涉及各个层面各个行业。

去年几十家银行宣布修改公司章程，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之中。

同样是在去年，中国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连（中）队以及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支部。”

很多中国的私营企业，包括很多外资（包括港澳台）企业都成立了“党支部”，“党建专员”成为很多企业炙手可热的岗位。路透社的报道说，近年来一些外企高管说，他们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允许中国的党政代表参与公司管理。这对于企业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级政府就公开倡导和推行“政企分开”，但政企关系实际上一直处于矛盾状态，通常情况下很多国有企业的高管都有行政级别，这让政企关系往往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困境。而在私营企业层面，复杂和病态的政商关系，更是为中国社会所普遍诟病。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很多落马高官的“白手套”身陷囹圄。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能再多。

刚刚曝出被罚没857亿人民币的中国富豪吴小晖，则是中国社会“权贵关系”的另一典型。吴小晖通过与中国政坛“红二代”的神秘关系，构筑拥有全金融牌照的金融帝国——安邦集团，曾经在金融行业叱咤风云。有媒体曝出，面对中国保险监管部门保监会的监管，吴小晖曾经对外吹嘘：“监管不是问题，从主席到门卫没有我不认识的。”

这之中有多少腐败问题和违法问题，可能很容易就查的明白。但有多少不明不白的灰色地带，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搞得清楚的了。

中共十九大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这说明在过去很长时间，中国的政商关系是不清不白的。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功成。要知道，很多企业家、商人，以拥有和领导人的合照而自傲；很多人借助与官员的关系谋求便利……这并非个案和少数。

向企业派驻“政府事务代表”，本身就揭示了当前政商关系面临的微妙难题。越来越多的企业成立公共事务部或政府事务部，期望更好地同政府部门沟通并影响涉企政策。政府层面能够主动谋求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政务服务，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这之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避免出现权力寻租。

另一个层面，目前“政府事务代表”入驻的都是大型企业和重点企业，这对于更多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政府部门不能够眼光只盯着这些企业，而是应该将更大的精力投诸于中小企业。

更深层次的讲，这种向企业派驻“政府事务代表”举措，如果是阶段性目标之下“权宜之计”，可以理解，但不应该成为长久之计，政府部门应该做的是，为社会和企业提供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公共服务，这才是第五个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现实要求，而非这样的“特事特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