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阅兵】划时代意义 国庆70年大阅兵的政治要义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从习近平的新时代的当下回顾历史，自19世纪中叶的晚清开始，立宪、变法、游行、改革、革命、战乱……从民族独立到自强，中国始终走在寻求国家近代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近代历史中的点点滴滴，足以为后人明鉴出现代化之路。为此，多维新闻专访到中国社科院近代所马勇研究员，为我们讲述，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启示。以下由采访实录与相关文献整理而成。此为第一篇。

而中国的工业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属于“非常态”，洋务新政的主要领导者恭亲王奕？、文祥等从与英法联军冲突、交涉的经历中获得了三个教训：

“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个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

第二，恭亲王奕？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

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完全无办法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恭亲王奕？、文祥等主政者制定了一个“统筹全局”的大政方针：

“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

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定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机的时候，他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这个大政方针之梗概，就是“通筹洋务全局章程六条”，这六个条款，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三十年的发展：

第一，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

第二，于南北通商口岸分设通商大臣，以期易顾。

第三，加强新设各口关税管理，以期裕课。

第四，各省办理外国事件互相知照，以免岐误。

第五，荐选通知外国语文人才，以备咨询。

第六，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环比咨报总理衙门，以凭核办。

“通筹洋务全局六条章程”递交并批准于咸丰时代，但真正获得执行落实，还是在咸丰突然去世后。由于身份的特殊，也由于“后咸丰时代”中央政治权力架构的特殊性，作为咸丰帝六弟，恭亲王肩负着非同寻常的政治责任，成为那时名副其实的“议政王大臣”，辅佐咸丰的两位未亡人，也就是恭亲王的两位嫂子-慈禧太后、慈安太后，那时的权力架构，很像中国历史上的“周召共和”，恭亲王主管朝政日常，静待小皇帝成长。所以，恭亲王向西方有限度学习的理念，便自然深刻影响了清帝国的政治走向，不仅中央层面形成了一个很强的政治势力，具有自强、发展，学习西方的意识，而且在地方督抚中，也渐渐成长起来一批后来被誉为“中兴大臣”的政治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一批汉大臣。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的这场现代化运动发生的时候，与太平军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甚至看不出必胜的结局，洋务、自强、新政，就其本质而言，无疑是要用西洋的军事手段强军，因而那时的湘军、淮军，甚至太平军，都注意到了西洋武器的优越性，甚至注意到了西方富强的根本。

记者：您提到了李鸿章这个清清重臣，除了在推动洋务运动中有很大贡献，他也是主政晚晴政坛，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视角，该如何评价？

马勇：李鸿章是两千年帝制最后时期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长时期主管中国对外通商及交涉事务，很长时间是中国最高外交官，先后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主导洋务新政，处理晚清三十年最复杂的对日外交，是《中日修好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中方签字人，也是以“头等钦差”出使欧美第一人。

在晚清数十年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传统叙事模式主导下，李鸿章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好像对外妥协都不应该，好像如果不是李鸿章出面，中国的结局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会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更不会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也不会同意让外国人租借香港、胶澳、旅大、广州湾，更不会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不会在马关议和、辛丑谈判中赔了那么多钱。好像近代中国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李鸿章承担，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担负着近代中国落后、挨打、被欺凌的全部责任。

人们当然有权力这样指责李鸿章。李鸿章在其政治生涯中也确实有失误有不妥，比如在甲午战后，李鸿章或许不应该意气用事弃东洋转亲北极熊，更不应该总是使用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老路办外交。他虽说知道中国外交在那时的最大难题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意识，要让世界觉得中国不是怪物，中国与别国一个样。只有让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中国才有外交可言，才有国际地位。

李鸿章的认识是对的，只是历史条件的约束，有许多事情可能知道，或许也已经想到，但是没有用。比如李鸿章的幕僚在1870年代就向他详细讲述过西方富强并不在坚船利炮，并不在生物电化，而在制度，在于西方人有一个上下沟通无滞碍的议院制度。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也是中国最先详细了解的人，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只有经历了头破血流，只有到了彻底失败，方才醒悟，方才走上维新，学习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