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婚姻困局背后 是找不到出路的中国剩男（组图）

这两天，跨国婚姻及其潜藏的骗局，又引发公众关注。澎湃新闻的《去巴基斯坦娶亲的男人们》，新京报的《跨国婚姻骗局：带不回的巴基斯坦新娘》都聚焦于此。

成千上万条评论，充分表达着网友的不解和嘲讽。其实，跨国婚姻，不过是文中的主角们——农村青年们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

农村“剩男”被剩下，是社会进步的“自然”结果吗？追求一桩虚无缥缈的跨国婚姻，显然要面临不小的风险。且不说两国在社会文化、生活习惯方面必然存在差异，单是某些以诈骗为生的跨国婚介组织，就让人防不胜防。新闻里介绍的一个个事例，已经让读者见识到了前往异国他乡追求爱情的道路，有多少艰难险阻。就算能把来自异域的新娘娶回家，由于婚前缺乏感情交流，婚姻的基础如同纸糊的窗，一捅就破。很难相信，这样的婚姻能和人生的幸福划上等号。

可既然如此，为何还有人宁愿铤而走险，只为试一试自己的运气？

王某原准备领回巴新娘后，搬进新房。如今，院里已经荒草丛生。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在《去巴基斯坦娶亲的男人们》这篇文章中，一位青年回想起在巴基斯塔的时候，一个16岁女孩对他一见钟情，因中介扰乱而错过。“这种事，在国内可能吗？”这句不经意间的回答，听来格外心酸。不必讳言，这些农村青年之所以寄希望于跨国婚姻，主要还是因为自身的条件相对较差——有些是外貌不佳，有些是不善言语，但根本的，还是经济条件不佳、社会地位低下。

图片来源：新京报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未婚男性而言，婚姻的经济承付能力、婚姻的搜寻成本决定着其是否能够结婚。根据“择偶梯度理论”，男女择偶时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即如果将男女分别划分为A、B、C、D 四种不同的等级，其中 A、B、C、D 是按照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排列的，一般 A 类男会选择 B类女，B 类男会选择 C 类女，C 类男会选择 D 类女，因此到最后剩下的往往是D 类男。

所谓的等级，代表的还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正因为被不断挤压，某些农村青年才会相信越南、巴基斯坦新娘的传说。而潜藏在他们美好愿望之下的，是农村“剩男”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渐渐淘汰的残酷现实。

中国传统中的理想婚姻是家族的门当户对和个人的郎才女貌，也就是门与户、才与貌的等价交换。颇受媒体关注的“中国式相亲”，其实质就是强调资源交换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以“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原则来审视这些想结婚而不得的农村青年，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处境。

但我们是否能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现象呢？值得玩味的是，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了不少赞：“十几万块钱还得东拼西凑，这家得多穷。这么穷不想着先去挣够钱，却想着结婚繁殖，难怪一直穷。”言下之意，就是文中写到的农村青年“没有本事”，所以娶不上媳妇。但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弱势群体是否注定要会被“淘汰”呢？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农村“剩男”比城市“剩女”更需要关心？其实被“剩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不婚族、独居青年……这些名词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媒体的版面上，进入公众的视线。但是，占据舆论场C位的，往往是“剩女”，而不是“剩男”，这又是为什么？其实，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每一受教育水平内部，在同一出生同期群未婚人口中，男性占比都大大高于女性。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受教育阶段中，伴随年龄的增加，“剩男”的占比就越高，“剩女”的占比就越低。这就是说，“剩男”的占比大大超过了“剩女”。（《单身未婚：“剩女”和“剩男”问题分析报告》，张翼）

可为何相比“剩女”，“剩男”反而成了更沉默的群体呢？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同样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剩男”在相应年龄段人口中的占比就越低; 而“剩女”所占比重则相应上升。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男性最终的结婚率也越高，而女性则面临沦落为“剩女”的风险也越大。

可见，同样被“剩”，“剩女”与“剩男”的情况大不相同。“剩女”的学历更高，更容易找到好工作，自然也就能得到相对更优越、体面的生活。可以说，“剩女”之“剩”，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动选择。即使一个人生活，她们同样能活出精彩、活出快乐。而即使部分农村女性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城市女性的殷实家境，但根据“择偶梯度理论”，仍有通过希望婚姻改变命运（即与条件相对一般的城市男性结合），甚至是下一代的命运。

相形之下，农村“剩男”面临的困难就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缺乏家庭出身的“先赋性因素”和文凭学历的“后致性因素”，在城市中，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廉价的报酬，但到了适婚年龄的他们，最终选择回到农村，期待娶妻生子时，却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配偶。

电影《光棍儿》，表现了农村底层光棍的性苦闷

如果说城市中的精英剩女只要愿意屈身低就，尚有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农村中的低端男性几乎无可选择，已经成为绝对的“剩男”。行文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部分农村青年为何明知前路艰险，也要去国外试试运气。

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剩女”比“剩男”得到了更多关注。这并不奇怪，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掌握先进的媒介工具、知识水平足够高的“剩女”，在舆论场中能够更顺畅、流利地表达自己。而那些农村“剩男”则被挤压到社会角落，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或许，只有在“快手”“抖音”上的土味视频里，他们才能逗人一笑，成为被“审丑”的对象。无论如何，他们不该只在这些时刻才被人们想起。

如果“剩男”现象的蔓延，将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到巴基斯坦追求跨国婚姻的农村青年们失败了，但我们应不应该用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看待他们？事实上，“剩男”现象，离我们并不远。

《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13.9万对，结婚率为7.3‰，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单身成年人，其中更有7700万独居成年人。

也就是说，“剩男”，尤其是农村“剩男”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多。而与城市“剩女”不同，这一群体更容易演化为某种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单身未婚男性过多，社会犯罪率也会水涨船高。

我们在过去的专题中曾分析过该问题：婚姻能够形成非常重要的社会纽带，使得人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相互约束，因此能够抑制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从事犯罪活动，因为他们一旦犯罪，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世界范围内，未婚成年男性犯下的暴力行为比已婚男性多23%，相对未婚人口而言，结婚往往能够将犯罪的可能性平均减少35％。

更重要的是，我国社会近期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而这一挑战并不是单纯地来自少劳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老龄化），与少子老龄化（0-14岁少儿人口减少的老龄化）也息息相关。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已经指出，少子化的挑战要大于老龄化，因为低生育-少子化关系到人口的未来与家国的希望。

一方面是老年人在增加，一方面是年轻人在减少，如此一来，老年人福祉更难保障。可如果没有婚姻，新的年轻人又从哪里来呢？

此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一。

所以，面对那些从巴基斯坦、从越南铩羽而归的农村青年，我们给予的恐怕不该是嘲笑。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从来是其中的弱势群体能否找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彷徨失措的“剩男”们需要的，是多一点关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