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离去的街头政治 全球为何进入新抗议时代（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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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征兆还是积蓄已久？

2019年的街头政治运动危机，不仅诉求看似杂乱无序，而且很多是在几乎毫无征兆的背景下发生。就像当年的“阿拉伯之春”，起源于“北非明珠”突尼斯一名小商贩与当局发生冲突后选择自焚。当然，这种毫无征兆并非真的毫无征兆。

香港从2019年6月开始至今的反修例运动，虽然源自港人在台湾的一起凶杀案，但抗议人群的不满并非全在修改《逃犯条例》本身，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长期未能消解的社会矛盾才是表象之下的深层次原因。

一直以来，香港的经济政策完全倾斜于企业与资本，信奉企业获利之后经济分配会发生滴漏效应（trickle down economics），忽视政府在经济分配中的角色与责任，甚至对经济升级转型完全缺乏认识和想像，采取撒手不管的态度。

香港政府的放任让资本野蛮发展，官员们认为市场会自动调节，修复扭曲，看不见市民和消费者因此要承受的剥削，更不会预见经济倾斜濒临崩溃可能造成的社会伤害。

对于同样爆发街头政治游行的英国和法国，同样也是满满的政府对社会失衡的无力感。西方经济总体上的不景气，经济衰退、移民问题和原有的种族冲突及政治撕裂等，都制造了大量不满，民怨四起，才使得各大政治力量彼此纠缠。

再加上极端民粹思想的泛滥，也使得互不妥协的利益集团让西方民主制度失去了必要的弹性，直接导致矛盾的总爆发。

社会的割裂造成了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二元对立，长久的傲慢与轻视让政治家的野望与底层民众的愤怒直球对决。

说到底，西方世界内部的纷纷扰扰都是全球化的红利被资本寡头们瓜分殆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越来越严重，原有的稳定性社会结构土崩瓦解所造成的。

自从金融危机消灭了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后，西方世界从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一路走来，愈加动荡不安。

新自由主义迷思

今天的世界，很多国家社会积弊难以清除，社会公平难以提升，致使社会发展失衡。于是从北非到东南亚，街头游行抗议在2019年集中爆发。

如果将时间线拉得更长一些，以阿拉伯之春作为这一轮街头政治风潮的起点，我们会发现，街头政治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蔓延，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都曾上演同样一幕，特别是越发达的经济体，更夹杂着民粹的兴起。

作为“远东最后一个自由主义堡垒”，香港人不仅不满港府的治理能力，还认为是因为自由受到中共侵犯才走上街头。但是正如大多数社会抗议一样，这个生长在自由主义土壤里的街头运动，不满建制政府，不满资本家，要求平等。

在持续了半年多的香港反修例游行中，不时可见英国国旗、美国国旗与代表恋殖的龙狮旗飘扬。

在香港社会的价值观中，自由资本主义乃至原教旨资本主义一直被视为圭臬。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功臣，但亦有人说，它同样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掘墓人。由于苏联解体，再没有人质疑资本主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历史已经终结”。

香港在资本主义的怀抱中，曾经看着内地社会主义的风雨飘摇，更坚定对资本主义的认知和坚持，却无视深圳河对岸在改革开放中走出困境，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出现了各种社会不公与冲突。

资本主义将一切交给利伯维尔场（源自法语Libreville，或称自由市场），市场之外的很多制度安排和机制等有意无意地被新自由主义者忽视，比如分配、产业发展等。

但市场并非万能，“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奉行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最大弊病是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民生及其附带的公平内涵，并不等于国家的健康发展。

当政府放弃了或者失去了调控的“手”，任由资本主义肆意发展，最终结果就是在看似“自由”的面具背后，“大鱼吃小鱼”的黑暗丛林逻辑盛行，大财团（阀）掌握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年轻人无法出头，阶级固化，民众缺乏希望，一切唯资本论。

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到今天智利、香港等地的街头风波，都表明在自由主义的挟裹之下，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妥善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将一切交给市场，势必使资本主义社会，即便是发达经济体未能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不平等通病。

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将私有制、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过于教条化和简单化，片面强调市场自由化的有效性，而否定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

当经济增长比较理想时，这种矛盾和失衡有所遮掩，一旦经济下行，矛盾积累到了临界点，锅盖就会被掀开。但事情背后并不是单纯经济下行的问题。如果只有经济数量增长，没有经济质量的提高，没有结构优化，就不能惠及民生的改善。

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政客和学者，可能已经得到了一个时机，需要全面、深刻地反思，为什么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已经很高，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会频繁地出现街头运动？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