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书记双双下台意味着什么？

“人事变动可以被解释为北京终于采取果断行动，开始了对危机的内部责任拉帆绳的过程，”悉尼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说，他用的这个航海术语有定责的意思。“但是也明显带有一点恐慌的味道。”

就在前一天，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国最高政治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第三次紧急会议，并宣布，政府的努力开始产生“积极成效”。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履职尽责，”习近平说。他再次将抗击新冠疫情称为一场“人民战争”。

习近平的这些让人放心的话，使官员的撤换像病例数和死亡人数的新近上升一样，变得更令人吃惊。

另一个突显出类似担忧的举动是，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宣布，任命另一名习近平的亲信为国务院香港事务负责人。香港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因抗议活动而动荡不安，现在又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

即使是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建立起来的日益集中的威权体制下，省委书记被免职的情况也实属罕见。习近平领导的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已导致数十名高官下马，但只有两名省级领导人在习近平任期内被免职，这两人都被控腐败。

最近一次发生在2017年，被免职的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重庆和北京一样是直辖市。孙政才曾是一名非常有前途的政治人物，被认为是未来国家领导人的人选，他被控“违纪”，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

就在被免职的头天晚上，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官员会议，在会上巴结逢迎地把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作为该省应对疫情的指导。应勇接替了蒋超良的职位，前者自2017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市长。

现年62岁的应勇是从浙江省政坛升上来的，应勇学过法律，曾在司法部门和权力巨大的公安部门担任不同的职务，包括禁毒部门和反恐部门的负责人。

与应勇不同，蒋超良学的是经济，当过银行家，仅在三年前，他还在接任中国央行行长的候选人短名单上。

山东省济南市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了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市长今年1月曾说，马国强提出过要辞职。但他一直留任到周四。

王忠林在山东公安部门工作过15年，后来在党内得到晋升。

习近平愿意向自己熟悉的官员求助，这不奇怪。新任命的两人都有政法背景，这也不奇怪。在危机的严重程度尚不明朗之前，现在就调整官员，凸显了此次疫情给习近平，以及他作为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领导人的野心所造成的挑战。

北京的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在接受采访时说，“为应对未来有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危机，他们首先需要的是高度忠诚的人。”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会议通稿，在周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敦促官员尽一切可能改善湖北患者的医疗条件。与此同时，他还敦促官员确保恢复正常生产，确保实现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

其中包括习近平制定的在2020年前消除极端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习近平再次称此次疫情是对他执政七年政府的考验。

“在这个体制的支持程度可能处于历史最低点，因为体制未能保护人们生命健康的时候，说这话是要有点胆量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L. Shirk)说。

与多年来的其他危机不同，这场疫情动摇了中共的内部政治。疫情造成干扰的下一个表现，可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年度会议。数以千计的代表聚集北京，在这两个基本上是礼仪性活动的会议期间，支持中共在接下来这一年的政策议程。

“两会”原定将于3月初召开，但是否能按时开会目前尚不确定。

此次疫情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惧、痛苦和愤怒。

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上周的去世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李文亮因去年12月底警告医学院同学注意一种潜在的新传染病，而受到了当局的惩罚。

自那时起，当局在努力控制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同时，也在大力采取行动，压制任何有着势头渐强迹象的抗议活动。

此前，习近平顶住了要求追究官员责任的异乎寻常的公开呼吁。中共只对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采取行动，在本周将他们撤换。

撤换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做法反映了针对更高政治级别官员的行动。这两名官员都曾在今年1月初分别主持召开了省级和市级的两会，当时疫情已在武汉顽固地扎下根来，并开始蔓延。

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报道了他们被解职的消息，但放在了半个小时抗击疫情的其他报道之后。这似乎反映了对似乎屈从于公众要求问责的谨慎态度。撤换官员也可能是为了转移对中央政府的指责。

任命新的香港事务官员反映了一个类似的希望，那就是在不做出对公众舆论让步的情况下，控制住另一个巨大挑战。

曾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夏宝龙接任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一职。他换下了张晓明，张晓明将继续担任港澳办副主任。

香港前高级官员刘兆佳说，新任命表明，中央政府下决心要严厉打击任何威胁中国控制这片半自治领土的行为。刘兆佳现在是为北京出主意的精英机构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