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剩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组图）

如果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京拥有自己的事业、未婚的30岁女性，在婚恋市场上最可能会遇到什么呢？

你猜对了——羞辱。总不可能是白马王子。

律师华梅（音译）走进一家互联网婚介中心。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发问：你理想中另一半是什么样子呢？

她有点不好意思：“我希望他受过良好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女性的意愿，能够和我一起分担家务。”

还没听完，对方就迫不及待地攻击她的外貌、年龄、职业、性格：

首先，你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美女；其次，35岁就是高龄产妇；什么？你还会有不想生育这种想法？如果你想走入婚姻，那你就不能够选择不生孩子呀。可能和你的职业有关，你性格太硬了，要柔软一些。

图片来自《剩女》

相亲角的阿姨刚听说华梅的职业，立刻结束了对话：“不谈了好吗？你吓着我了。”

综上所述，如果你没有作为生育资源的自觉性，还以为自己在婚恋市场上颇具竞争力，想要坚持独立意志，就纯属“自欺欺人”。

否定不仅来源于外界，更来自家庭。

徐敏（音译）28岁，北京人，有一份体制内播音主持的工作，而每每考虑到伴侣条件，挂在嘴边的话永远是——我妈应该不能接受。农村户口、不在北京出生、工作不稳定，都是她妈妈拒绝的理由。催促和寻找却无法停止。

图片来自《剩女》

而结婚，就是大团圆结局了吗？

女性主义者最终决定闪电结婚生子，有怎样的心路历程？为丈夫调职到广州大学的女教授盖琪（音译）不得不直面这个尖锐的问题。她巧妙地答：我当然做了妥协，比如来到广州、生了孩子糊弄他。我会说单身的生活很有趣，很丰富，现在比较无聊，但更幸福。

让我难忘的细节都与时间有关——盖琪说我必须得在一年内完成这些事（结婚生子）；徐敏的妈妈说她再不结婚，自己和丈夫的身体情况就不允许帮忙带孩子了；华梅的婚姻咨询师说，你年纪真的很大了。

不论她们是否情愿，每个人心里都为女性设置了倒计时器，这绝非是青春赏味期那么简单。这个时间轴嵌套了最佳生育时间、父母健康时间、男女初婚时间等等因素的考量。而无论她们身在何处，秒针滴答转动的声音，总会适时响起。

显然，于女性而言，这条时间轴更为苛刻。

这三位女性的故事来自纪录片《剩女》（Leftover Women），全片85分钟，由两位以色列导演Shosh Shlam和Hilla Medalia执导。拍摄的过程在前期就遇到了一些困难。《深焦》的采访中，导演们透露：很多女性只想说说故事，不想被拍摄；有些人愿意被拍摄，但家里人不同意，因为“剩女”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是“耻辱”，是一种人生的“失败”。

谁定义了“剩女”

想要弄清为何“剩女”一词天然带有耻感，就要知道是谁定义了她们。

“剩女”一词诞生于2006年。

彼时《时尚Cosmopolitan》推出一期杂志，封面标题为《欢迎来到剩女时代》，用以指代那些对寻找丈夫有过高期待，结果沦为单身的女性。  

2007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中，“剩女”成为171个汉语新词语之一。官方给“剩女”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洪理达的著作《剩女时代》中指出，自2007年起，2010年、2011年、2013年，多篇内容相同的关于“剩女”的文章被各大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数次转发。文章包括：《简单八招从“剩女”中突围》《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

2010年，全国妇联的一个下属单位婚姻家庭研究会，与婚介行业委员会和百合网联手，在全国31个省份针对三万余人展开调查。其针对中国人婚恋态度的官方调查报告广为流传，其中一条副标题名为“看看你‘剩’到了哪一级”。

在这项调查中，剩女们被分为许多等级，比如“剩斗士”（25岁～27岁）、“必剩客”（28岁～30岁）、“齐天大剩”（35岁及以上）。超过90%的男性受访者认为，女人应该在27岁以前结婚，否则就很难嫁出去了。 

至此，“剩女”被脸谱化地塑造为这样一种女性——挑剔导致单身，时常感到孤独，周围朋友带来了同侪压力，又背负着不孝的枷锁。

《现实困境与逻辑进路——基于对互联网场域中“反剩女”话语的考察》一文中指出，事实上，“剩女”话语意识形态区隔了男性和女性。它将女性物化成为供方市场中等待男人挑选的商品。男性是主宰者和拯救者，顺利被男性挑走的女性是合格品，是女人；没被男性挑走的女性是次品，非女人。

最终，这套话语体系迫使“剩女”群体最终改变、降低自身的择偶标准而屈从于现有的秩序。

纪录片中，盖琪最终结婚生子。不难看出，她的家人比她自己更期待这段婚姻，而她多少有些不甘心。

一旦她们未能遵从社会预期成为被驯服的角色，那么她就会面临可以预见的认同危机和身心压力，这实际上是一种男权凝视下的惩罚机制。

正如华梅只能尴尬地离开相亲角，只能接受自己姐姐的残酷判决——没有结婚的女人就是不正常。

而这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符号权力”。布迪厄提出，符号权力的实现依赖于一种普遍共识，但同时，这种共识是一种误识。正如“剩女”问题。

女性的反抗

首先，并没有如此庞大数量的女性被“剩下来”。

此处就不讨论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高达100（女） : 120（男）了，可以看一个更直观的数字。Gavin W. Jones在2018年发布的论文指出：

中国大陆未婚男女的比例非常低。1970年，30岁～34岁女性中只有1%处于未婚状态，40年过去，这一比例也只达到5%左右，远远低于韩国（接近30%）和日本（接近35%），基本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持平。

其次，即便我们默认高学历、高收入、一线城市女性结婚可能性低于一般女性。那也完全是女性的自我选择，而非被“剩下”。

腾讯“事实说”2016年的调查现实，81.2%的女性认为超过30岁结婚可以被接受，或者不论在什么年龄结婚都可以。同时，越年轻的女性越能接受在30岁之后结婚，处于经济水平发展越高环境中的女性，越少被“剩女”的刻板印象影响。

图片来自腾讯事实说报告 

而原因是一望而知的。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家庭论》中指出，一个理性经济人结婚的目的，在于想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如果婚姻收益超过了单身收益，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结婚，否则就宁愿单身。

人口学家则提出了Marriage Package（婚姻包袱）的概念。特别是在东亚家庭中，婚姻总是和生孩子、养孩子、照料双方年迈的父母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婚姻对女性来说，意味着在家庭无偿工作中的时间大幅增加，生育之后，孩子让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增长近3倍。这让她们无法兼顾事业，甚至在职场中成为被歧视的对象。这是一种普遍的“生育惩罚”。

图片来自腾讯事实说报告

但女性想要靠“不婚”、“晚婚”来反抗，也并不容易。

如同福柯所说——“家庭是权力机制实施的最终场所”。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把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视为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子女无条件听命服从作为回报。

“我们家里那么穷，砸锅卖铁也供你读书！”

“我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被人说是绝户。可我要证明我女儿比你儿子管用。”

“你小学、初中、高中都上了多贵的学校，我又给你买房买车，怎么现在就一无是处？”

这几句话被华梅和徐敏的父母挂在嘴边。

2014年出版的《中国剩女调查》曾指出：“阻挡父母催婚的最佳屏障是受访者与父母之间的人身距离。” 

最后，华梅终于成功了。她一边战斗一边撤退。逃到了北京，又逃去了大洋彼岸的法国攻读硕士。至此，音乐变得轻快起来。她骑着自行车，小路蜿蜒曲折。

没有伴侣又怎么样呢？你看，前面还有很多新的、未知的冒险在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