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也有春天 | 更知道读大学很重要

两周前，当Jessica Tabone走进她在Macquarie University的第一堂媒体与营销课程时，她知道自己已经在那里获得了一席之地，因为她以ATAR95.4从Doonside Technology High School毕业，并且获得中学最优秀学生DUX的荣誉头衔。但她并不总是那么自信。在她所在的悉尼西区的学校，60%以上的学生处于社会教育优势谱系的最低四分之一区间。她记得在学校组织的外出活动（excursion）时和其他区的孩子们交谈，“当你提到你来自哪里时，对自己的存在感觉起了一些变化”。

First year university student Jessica Tabone has dreams of going on exchange in Amsterdam. Credit:Wolter Peeters

当这种情况重复出现时，它就会在你和你的朋友对你自己的看法中，在你能取得的成就中，扎根下来并根深蒂固：“你认为别人一定比我们更聪明。” 尽管我们在学校的排名可能不错，但我们不知道如何与那些请得起家教、上最好私立学校的人竞争。她说：“看到我不仅在学校里很突出，而且在新州也很出色，这真是太棒了。我所在年级的一些学生在12年级期间不得不业余时间工作，以维持生计，支付他们的公共交通（Opal card）的费用和手机费。其他地区的孩子可能不会面对这样的挑战。”

大学录取中心（UAC）发布的数据显示，完成HSC考试的学生比例随着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 SES)的下降而下降。在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四分之一区间的学生中，只有1.3%的学生获得了超过90分的ATAR分数，而在最高的四分之一区间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为9.4%。但这些数据也讲述了一个关于学生如何进大学的不同故事版本：尽管学生的入（大）学率随着他们的ATAR分数下降，但在所有ATAR的分数区间段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申请人的入（大）学率高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申请人。

社会经济地位背景较低、ATAR较低的学生申请的比例也较高。大学录取中心表示，这可能反映了它在扩大参与度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效的。这一发现并不让Jessica Tabone感到惊讶。她说：“我们非常清楚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灵活性去休一年假，也没有备用资金去旅行并发现自我，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工作一年，或者去上大学，这样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为社区获得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希望被我们生活的地方所定义，我们希望被我们所能取得的成就所定义。大学给了我们这样去做的机会。”

在夜以继日地备考HSC的一年之后，Tabone同学现在做两份工作，一个在Novotel宾馆和另一个展会演出中心，希望工作收入能省下来支撑她大三的交换生计划，她希望能活出一生中的的“机会”，并能在阿姆斯特丹学习了六个月。

然而，据RMIT研究员Grant Cooper博士和Monash University教授Amanda Berry称，在提高让学生可以参与进来方面，还有一个领域“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就是科学。Berry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背景对学生是否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影响最大。

研究人员在1月份的《国际科学教育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上写道：“很难在科学或STEM教育领域找到针对社会经济地位背景低学生的干预措施的例子。”他们还指出，学生形成“自我概念”的基础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这可能会限制他们是否形成与科学相关的兴趣和社会联系。

Tabone同学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方法是将成功人士从低社会经济地位背景中玄彬出来，并改变他们的择业标准。她说：“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居住地区被普遍看低的情况下，当一个人做得非常好，或者你在新闻上看到它，它表明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很好。这是一个关键因素。”

本文综合参考并翻译了https://www.smh.com.au/national/nsw/students-with-lower-socio-economic-status-go-to-uni-at-a-higher-rate-20200224-p543rk.html，原文及照片归原文作者、摄影师、报社和相关权利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