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悉尼华人：在澳洲，比疫情更严重的可能是华人的处境（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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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摘掉口罩，低着头，匆匆地穿过停车场。不远处，几个白人聚在一起抽烟。我没有与他们对视。车门落锁的那一刻，我长舒一口气：现在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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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新冠疫情开始爆发的一月，我正在悉尼找工作。南半球夏天的尾声如逐渐拉长的慢板，在波澜不惊的节奏里终结了肆虐数月、百年不遇的山火。那段日子里，远在国内的父母每天都守着新闻频道，询问我和孩子们在澳洲是否安好；难预料不过数日，就变成我一天几次地刷新闻，告诫他们警惕正在爆发的新冠疫情。

从圣诞节直到次年三月份，都是澳洲传统的招聘淡季。企业放出的职位数量锐减，LinkedIn上的招聘广告更新得越来越慢。HR们拖家带口地登上邮轮和飞机，去往世界各地享受假期。这个时间点，对于我——这个已过而立之年、有两个幼小的孩子、来澳尚且不足五年的新移民来说，都不是求职的好时机。

很多在澳华人都有自己的生意，而我和老公都是公司职员，每一分开支都源自我们的薪水。我以前没意识到，突如其来的失业，会让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尤其房贷的压力骤然凸显。老公的薪水虽然不错，但交的税非常高，拿到手的钱也不足以让我们这个六口之家继续舒服地生活。于是，我把“找工作”当成了自己的工作，修改简历、申请职位、约见中介、参加面试，在悉尼城里奔波往复。

出国五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为大洋彼岸的祖国同胞感到担忧。各种消息听在耳边，各种故事也不断上演。在澳华人企业和团体开始大批购买医疗物资运往国内（后来在澳洲疫情爆发时，华人企业因此受到澳洲媒体穷追不舍的抨击）。微信群里，给武汉捐款的接龙也越来越长。

找工作的焦虑，与国内疫情的曲线一起，不断攀升。本想去澳洲本土大企业，但如我这样曾在国内炙手可热的求职者，换个国家却完全是另一种情状。除了自己“新移民”的身份会增加企业的文化认同顾虑，还有一重顾虑就是——我的亚洲面孔。

二月初，已经有个别病例陆续输入澳洲。亚裔，尤其像我这样二十七八岁才移民的年轻人，想去本土大企业找工作本来就是一件难事；加之中国的疫情愈加严重，我很担心自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我不得不尽快调整目标，只求薪金匹配、专业合适的西人公司，放弃了想进大企业的念头。幸运的是，多数澳洲人以为新冠疫情远在天边，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不甚了解，对我这张亚洲脸也还没有特别的“忌讳”。

在中介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并迅速入职。那时我不曾预料到，如果再晚几周，我很可能今年一年都找不到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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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已经三年多没有回国了，生完二胎后也没有机会带回国去给父母看一眼。公婆在悉尼帮我带了近一年的孩子，他们的签证三月中旬就到期了。我本来计划春节期间全家一起回去，正月十五之后再带着父母过来。眼看着武汉的确诊数字越来越长，波及的地区越来越广，我们只好推迟了回国计划。

我知道我今年又不能回国了。新工作的试用期是六个月，要想保住工作，转正之前我必须乖乖呆在澳洲。很快，澳洲政府就替我们所有人做了安排。二月上旬，澳洲发布了对中国游客的旅行禁令，所有非澳籍、非永久居民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入境澳洲。

华人圈子炸锅了。本来是旺季的中国春节，航空和旅游业的生意首当其冲地泡汤了。回国过年的留学生不得不计划着如何“曲线回澳”。中澳两国的春节庆典活动也取消了。华人媒体还在批评澳洲只禁中国，不禁日韩。

我父母的机票半年前就买好了，计划三月中旬飞悉尼，与公婆换班带孩子。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成行。中国禁令是每两周一次评估，后来变成每周一次，所以我们周一到周四看新闻、听广播，周五便巴巴等着总理发表讲话。

禁令一再延期。澳洲不仅没有对中国解禁，还禁了伊朗和意大利。我们不能再等了，于是找了移民中介，咨询是否可以延长公婆的签证。他们的签证上面明确写着“不得延签”以及“18个月内不得停留超过12个月”的附加条件，但我们还是想试一试。如果不能获批，他们很快就得离境，而我父母又不能入境，那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我不得不给孩子紧急找个托儿所，支付每天一百澳元（约人民币五百多）的高昂费用。如果没有老人帮我带孩子，我和老公势必有一人没办法再工作了。

移民中介说希望不大，只能一试，先逐个申请移除两个附加条件，通过之后再办理延期。我马上写了申请，极力陈述父母不能如期来澳、公婆不应该奔赴疫区、我和老公不能丢工作。想必移民局业务量剧增，类似我们这样的情况，华人中不在少数。我们先获得了28天的过桥签证，准许暂时居住，等待签证被批或被拒。

同时，武汉封城，中国封境，我收到了南航的短信，说父母来澳的航班已经取消，请尽快申请退票。过年那几天，爸妈已经把行李收好了。给儿子买的小衣服和小鞋子，给女儿买的绘本和玩具，都整整齐齐装在了箱子里。我妈叹气道，你总说现在地球变小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我们就能见面，事实上澳洲还是很远的，来一回还要办签证、做体检，不是想见就能见。再晚几个月，孩子的鞋子就穿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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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自然是彼此的安康最重要；疫情退去后，何愁见不到面。我这样想着，但这次疫情来势汹汹，家里不是老人、就是孩子，谁也不知道不幸是否会突然降临。

女儿所在的幼儿园里，多数都是华人小孩。虽然政府禁止中国公民入境，但澳籍和永久居民还是可以自由往来，只是在过去两周有过中国旅行史的人，需要在家隔离14天。

一次去接孩子，我照例询问了一个华人老师，有没有海外回来的小朋友。她不无担忧地说，有一个从澳门回来的小孩，上午老人送来的时候，我们说需要隔离14天，孩子被带回去了；下午孩子又被妈妈气冲冲地送了回来。华人老师无奈地说，这位家长还投诉到了园长那里，说自己交了钱理应得到托儿服务。中国老师只有三个，其他十来个澳洲老师也觉得她们反应过激。

不仅如此，另一个华人老师戴了口罩，还被勒令摘掉，说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这里的幼儿园按天计费，不去也要交钱；即使有政府补贴，我们一个月也要交1300澳元（人民币近6500元）。我给当医生的朋友打了电话，她说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不去上学了。也许这个时期，只有在一线的医生才知道疫情不是儿戏，而广大的澳洲人依然觉得病毒只会找亚洲人，对华人社区的警告不屑一顾。我真担心这样下去，澳洲就是第二个意大利。

在我给幼儿园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孩子退学了。接电话的是五十多岁的园长助理。我询问了幼儿园是否有计划关闭，是否有为孩子测量体温，是否有减免费用的计划。没说几句，这位为人和善的阿姨开始情绪激动。

“我理解你想减掉入学天数甚至退学的想法”，她说：“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听卫生部和教育部指挥，现在我们必须开着。但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来上学了。”

她絮说了很多，言语中充满着焦虑和伤感。“这所幼儿园已经服务社区四十多年了，我没想到再过几周它可能就要被迫关闭，永远消失了。”

我想起微信群里，家长们讨论着如何与园长谈判、给她们施压，也描述了最后一天接孩子的时候，几个年轻的老师哭着跟孩子说再见的场景。我最终也没有忍心退学，而是把一周五天改成了一周两天。

下班回家，听孩子爷爷说在街上遇到了幼儿园的一个华人老师，几天前已经被裁员了。她可是女儿最喜欢的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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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公司有四十多人，只有我和另一个部门叫Cathy的女孩是中国人。她比我早入职两个月，也还在试用期内；家里有一个三四岁的儿子，也是老人帮着看。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吃饭，用中文聊天。旁边的西人同事也聚在一起刷Facebook和Twitter，聊时事谈八卦，不时迸发出吵人的笑声。此时，中国已经全面封境，伊朗和意大利依次沦陷，日本为了奥运会继续嘴硬，英国的“群体免疫”备受批评，新西兰禁止邮轮靠岸，美国忙着做各种对全球疫情没有帮助的事情。

在澳洲，大片的餐馆已经倒闭，企业开始成千成万地裁员，各行各业失业的人数与日俱增。政府会议不断，社会群体吵成一锅粥，与总理意见不同的州长们公开叫板、各行其是。三月中旬，澳洲政府宣布禁止所有非澳籍人士入境——在中国疫情已经快要结束之时，我们总算“封国”了。

华人群体急坏了。我们知道这次疫情不是“大号流感”，不是年轻人免疫，不是亚洲专有；我们也知道戴口罩至关重要，但依然没有人戴口罩。在西方观念里，戴口罩的人就是病人；如果没病就不需要戴口罩。于是澳洲社会很自然地分为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大声疾呼、不断请愿的华人，一边是我行我素、不戴口罩的西人。

父母不断叮嘱我，不管别人如何，你一定要戴口罩。但是，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若无其事，如果就我戴口罩，会被认为是生病了而劝回家休息的。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即使铤而走险。

Cathy显然比我勇敢。一天早上，她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进了办公室，说：“孩子都不去上学了，老人也不敢出门，但是我每天还在外面跑，他们的隔离有什么意义。”

午饭时间，我又见到了她，她已经摘掉了口罩。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压力太大了。一上午好几个人过来问我怎么了，主管跟我说不舒服可以请假。另外戴着口罩也影响沟通，我打电话客户也听不清我说什么。”

我们边吃边聊。旁边的同事看着手机哈哈大笑。我瞥了一眼，屏幕上是一张调侃疫情的图片——调侃的对象是中国，我还看到了F开头的单词。

我问Cathy：“我们是不是该说点什么”？

Cathy说：“你能说什么？就当没看见吧。”

可能是顾虑我们，同事很快关掉了图片。我心里很不舒服。几年前刚到澳洲时，我也经常跟Facebook上出言不逊的网友争论；如今我已经很少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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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处境跟Cathy一样。早在几周前，我老公的公司已经开了会，就远程办公的事情做了安排。二月底开始，他就在家上班了； 孩子们也都留在家里，老人出门买菜都是口罩手套全副武装，只有我一个人出入写字楼。

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我自己隔离起来？想来想去，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家里只有一套房子，住酒店太贵，何况我还有那么小的孩子。所以我每天不停地洗手，避免和同事交谈、吃饭，但脸上还要装作跟他们一样地镇定自若。我盼着总理什么时候能强制企业必须在家上班，这样家人才算真的安全了。

我们的生活，被疫情新闻切割成块。

华人媒体——那些头部微信号更新得更加频繁。除了疫情数字，一些华人受攻击的消息也不时出现。悉尼地铁上，戴口罩的小伙子被白人妇女辱骂；珀斯校外，留学生被不明身份的男子殴打；墨尔本街头，女孩被吐口水、扯头发；甚至有华人的车被点燃，烧得只剩一半……辱华标语也不时出现。有两个华人小伙子暂停了工作，每天载着水枪和油漆桶到处转悠，看见这样的标语就上去清理。

新公司离家很近，每天只需要开车15分钟就能到。因为是新员工，我没有公司楼下的停车位，而是得步行10分钟去一个公共停车场。

公司的车位在停车楼的顶层。因为是外部人员，没有电梯卡，每次我都得从入口进去，绕着车道一圈圈走到顶层。以前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却不得不跟白人同事结伴而行，独自经过时也得倍加小心。到了入口处，我摘掉口罩，低着头，匆匆地穿过停车场。不远处，几个白人聚在一起抽烟。我没有与他们对视。车门落锁的那一刻，我长舒一口气：现在安全了。

回家路上，广播里反复播放着总理的讲话：如何带领澳洲应对疫情，如何拨款挽救经济。停车等红灯的时候，望着眼前经过的行人，我忽然担心有人会冲着车里的这张中国脸，竖起中指。

有个朋友说，要送孩子和老人回国去“躲一躲”，一直到澳洲疫情结束。这时，澳洲已经取消了90%的航班，州和领地也各自封了边界。仅有的几个往返中国的航班，机票价格已经涨了好几倍，一票难求。

我也曾萌生过把老人孩子送回去的念头。但是路途遥远，我不放心；两国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正常航班。更重要的是，两个孩子都是在澳洲出生的，回国需要办中国签证，而现在领事馆已经不再接受签证申请了。就算我们想回国，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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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澳洲经济的影响，很直接地体现在了澳元的表现上。这几年，人民币兑澳元的汇率一直在5上下波动。华人们会伺机而动，在汇率低的时候，把银行、微信、支付宝账户里的人民币，通过外汇公司兑换成澳币，赚取汇率差，此时小数点后每一位的细微变化都举足轻重。三月下旬的某一天，澳币忽然暴跌到了3.91，据说这样低的汇率上一次发生在二战时期。我和老公紧急打了几个电话，又联系了国内的家人，让他们打车去银行给我的人民币账户转帐；之后联系悉尼的外汇公司要求换汇。心急火燎地过了大半天，老公终于来电说，外汇公司已经没有配额了，因为换钱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又问了其他几家外汇公司，一律满额。仅仅过了一晚，汇率便回升到4.2，接着又开始向着5一点点上升。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在朋友圈被刷屏，那些因为没有及时换钱而哭晕在厕所的华人，我们也是其中一家。

三月底，老公收到公司的通知：全球各个分公司，高管停薪、中层减半，普通员工奖金推迟发放、所有升职申请一律暂停。六月份就是财年底，按照澳洲传统，公司需要涨一定百分比的工资来应对通胀，可想而知这个也取消了。

没过多久，新的政策又出来了——裁员。所有临时合同的员工一律裁撤。他们组一个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老员工也被迫离开。

今年五月，老公在这个公司工作就要满十年了。按照劳动法可以多拿三个月的薪水，或者有薪假期。之前我们已经计划好，等他拿到这笔钱就换工作，而现在，能够不被裁员已是万幸，何况澳洲已经不允许两人以上共处一室，哪还有工作可以找。此前，他的部门经理已经帮他把升职报告交上去了，疫情结束前应该是听不到回音了。

不出一周，新政策又出来了。公司让员工自愿减少工作时间，每周可以工作二到四天。如果是四天，可以拿到90%的薪水。我们商量后，还是决定不报名。10%的钱也很重要。

他们公司的主要客户是航空企业，可想而知，股价大跌。但毕竟是跨国大公司，一切流程还比较缓和。而我就没那么多选择的余地了。

三月的某个周六的下午，我忽然接到了老板的电话，他说总理刚刚发表讲话需要关停所有非必需的经营，我们公司很可能要开始在家上班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在家上班，家里是否有电脑。我顺着他一起抱怨了总理的决定“很疯狂”，但挂掉电话后，我欣喜若狂地开始收拾书桌、清理电脑，为远程办公作准备。

在家工作仅两周，公司的新政策出来了：工作时间从五天减少到三天。自然，薪水也减少40%。我还是试用期的员工，又是澳洲职场地位较低的华人，如果有一天公司裁员，那我是首当其冲。同组里另一个女孩也是新员工，但她是澳洲当地人。即便拥有地域优势，她也很紧张自己会职位不保。澳洲人没有储蓄的习惯，大约有50%的澳洲人银行户头里连1000澳元的现金都没有，无怪乎经济稍有动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就能挤爆政府办公楼的大门。

除去医疗物资外，澳洲的生活物资也暂时出现短缺，超市连厕纸都开始限购，但依然有华人代购抢奶粉甚至和上前阻止的顾客大打出手。视频一经发布到Facebook，华人群体再次被推向舆论的浪尖。

四月的一次讲话中，总理说了一句“感谢华人在疫情初期对控制蔓延所作的贡献”。确实，最先预警的是这个群体， 闭门不出的也是这个群体。如果我们像西人一样，不顾指数增长的确诊数字依然聚集在邦迪海滩，那么澳洲现在的疫情不堪设想。

第二天，不出意外地，没有一家当地媒体报道总理的这句话。全澳2400万人口，华人只有120万；我们的意见不被主流社会听取，更没有权威媒体为我们发声。

走笔至此，我惊讶地发现，二月到四月竟如此漫长，仿佛已经过了半年之久，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度日如年”。有时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脸天真地坐在一起玩耍，对窗外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我就不由伤心。2020本该是多么圆满的一年啊。

如今，北半球春暖花开，我所熟悉的城市一个个都开始复工复产，而南半球的秋天才刚刚来临。我们还需要以强大的内心，应对纷至沓来的那些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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