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大数据与举国体制，中国抗疫经验的是与非（组图）

不仅在武汉，这样的做法在全国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执行。刚宣布武汉封城时，各地公安机构利用人口和信息监控系统，迅速查出从武汉到本地人员的详细信息。现在，随着疫情趋稳，武汉、北京等很多地方仍要求市民处处扫健康码、做好信息登记，只有过去14天没有与新冠确诊者接触，才可以进入各种公共场所。

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新冠病毒作为传染力极强的新型病毒，目前还没有疫苗，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断传染源和传播渠道。大数据帮助政府定位感染人群、感染路径，也提醒每一个人遵守防疫规则，不可妄为。如果不是如此严重的疫情，大数据的“正面”功能大概还很难被人发现呢。

然而，中国的经验可以复制吗？表面看，似乎很难。

难点之一是数字监控早已恶名累累，人们很难把问题的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清楚区分开。诚然，大数据本身无所谓善恶，关键是什么人在用它，又用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并非开发不出数字监控技术，而是担心此类技术的应用侵犯人权和公民隐私。北京政府反倒没有此类担忧，这正是人们批评它的地方，而且批评得完全正确。

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病毒攻击不分国籍、不分人种，也不管你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就数字应用和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张力而言，目前的疫情正在挑战民主社会的传统概念：毕竟当肉体生命受到严酷的当下威胁时，保证其延续可能高于平时人们珍视的那些个人权利或精神价值。最近的一些美国民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部分受访者愿意牺牲部分隐私权换取生命、控制疫情，包括利用手机信号提供警示、实施安全隔离等。

中国经验似乎难以复制的另一个因素是，西方没有中国意义上的“举国体制”。这次抗疫，当北京终于意识到不能再拖延、犹豫而果断宣布武汉封城后，其“举国体制”的优势迅速彰显：它先是从全国抽调3万多名医务人员携带设备紧急驰援武汉，后又派出7000多名医生、护士先后到位。

当然，问题仍然难在“举国体制”和共产党政权性质间的关系。由于北京政权的专制性质，“举国体制”往往与错误决策前提下的浪费甚至资源破坏相联系（如三峡工程），或与不计经济代价、政治账先于经济账的“维稳”相联系（如举国援藏）。然而，此次抗疫证明，“举国体制”作为中央集权行政框架内迅速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手段，凸显了它的有效性。这样定义的“举国体制”强调的是行政权力系统的能力或效能，而非其政治属性。这种强调并非无据可循：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可以和专制制度相联系，也可以和民主制度相联系，只不过就中国而言，集权与极权是不幸搅在一起的罢了。

如果我们把二者拆分开，眼前就会柳暗花明。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但它的联邦体系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显然帮了倒忙。人们通常注意更多的是总统特朗普的糟糕表现，他的自私、自恋和自大延误了宝贵的抗疫时间，他也没能有效协调和各个州长的关系，他甚至把选举政治带进了抗疫，这不仅是无能，而且无耻。但换一个总统，情况是否就会根本改观？美国联邦体系的刚性分权体系似乎很难有效应对突发的、跨区域甚至全国性公共事件。这次疫情暴露的美国应对机制的混乱，包括联邦政府缺乏领导力协调力、一些州长为争夺抗疫物资甚或为保护本州公民跨州旅行之类“权利”而打嘴仗，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在疫情如此灾难性的情形下。

那么，剥开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专制外壳，其内部包含的紧急状态下国家应对方案的积极成分，难道不值得美国或其他国家参考么？

当然，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大数据运用也好，“举国体制”也好，它能行得通，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国民性格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说中国老百姓“听话”，甚至“奴性”比较重，这是党国控制术可以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尽管它也成全了今天的抗疫。但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呢？这些地方抗疫成绩也不错。

韩国并没有封城，它的大数据运用十分见效，包括使用安全摄像头、信用卡记录、甚至汽车和手机的GPS数据来追踪病人的行动。这些国家或地区是民主或半民主体制，但多少都拥有东亚社会的共同文化因子，包括对群体价值的尊重、守秩序、服从大局等等。这提供了某种比较，其优良抗疫成绩是值得深入挖掘的。欧洲也有国家搞得不错，如德国，巧的是德国民族性格中也有重集体、讲秩序的传统，加上今日德国高效透明的官僚体系，这些都有助于成就德国的抗疫。

大体上说，欧美的民情不同，政治文化传统也不同。欧美社会（特别是英美法为代表）的重自由、重个人权利的传统本来是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石；但如何平衡自由与危机时期的必要管制，找到紧急状态下权利与权力的合理交叉点，是今天欧美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甚至认为最近得克萨斯、密歇根等地一些民众上街抗议居家令，以捍卫“自由”和“权利”为口号，其实是对这些概念的滥用。自由和权利都以不能伤害他人为边界，这在一个疫情大暴发的年代尤其容易理解。

就此次抗疫而言，中国经验并非完全不可复制，至少可以参考，只是需要我们用更客观的眼光、更科学的方法，去剥离、汲取其中的积极成分，而避免单纯的“政治正确”、非黑即白，这样做出的判断往往失之偏颇。我的一些中国自由派朋友就有这个缺点，他们自我囿限于既定的反共政治立场，往往放大党国行为的阴暗面，把合理的政府行为也说成是错误的（如称武汉封城乃“野蛮之举”），同时又过度想象美国的美好一面，而看不到美国抗疫中的缺点。这个毛病和国内那些“小粉红”妖魔化美国、把美国说得一无是处一样，同是党国教育浸润的结果，不自觉而已。

就当下而言，最重要者是动员全球力量齐心抗击重疫。人类应该暂且放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寻求合作。救命最当优先，生命先于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共政府的“追责”之举是恰当的，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到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国会山的“追责”之声似乎一浪高过一浪。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一些政客“追责”不但把传染源问题政治化，更重要的是，这种“追责”混淆了美国疫情扩散中外部影响因素和美国政府因为应对不力自己应负的责任。病毒到底来自何方，是一个应该由科学家回答的问题，而不能基于政治立场相互“甩锅”或指控，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美国政客的错误和中国外交部一些官员的错误是同样的。难道他们不应该首先追究本国行政机构抗疫不力的责任？

但是还是那句话，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欧美各国仍处在新冠瘟疫蔓延的水深火热中。印度、拉美，甚至非洲大陆也都敲响了警钟。人类需要团结，团结才能胜利。已有的抗疫经验，包括如何集中资源、如何合理利用大数据，都是抗疫斗争中应该考虑的。 

这么讲，不意味着民主的价值消退了。疫情毕竟会过去，人类还要往前走。即便在民主国家，紧急状态下建立的大数据控制体系是否会固定下来，成为侵蚀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工具？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

另一方面，专制国家是否会把抗疫中的行政技术成就吹捧为政治“制度优势”而大肆宣扬？北京肯定会这么干。在如今这个新冷战、新丛林时代，一场瘟疫导致的全球地缘政治重组是完全可能的，它甚至对中共红色帝国是个利好。

而瘟疫所提示的大数据时代人类的困境，恰恰要求一个世界民主共同体的早日到来，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共同体，才能真正应对未来人类的各种安全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仍然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