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管治权落地 香港公务员首当其冲（图）

长久以来，香港形成了公务员的“政治中立”原则，即政府雇员不得以其官方身份参与带有特定政治倾向的党派活动，以保证公务员能够正常履职，避免陷入党派竞争中。这本是在西方民主政体中极有意义的制度设计。不过，1997年香港回归后，政府的角色并不仅仅是负责执行具体公共政策，还必须承担独立的施政责任，于是时任香港特特首董建华在第二任期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即高官问责制，POAS）改革，将所有司长和局长职级由公务员职位改为以合约方式聘任，并须为过失负责任。2008年，高官问责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增设两层政治委任官员，包括“副局长”及“政治助理”职级的制度。这意味着，在香港的公务员体制中，仅问责局以下的公务员要遵守政治中立的原则，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亦不受政治委任官员变动影响。

但是，问责局以下的公务员虽然身在“体制内”，但并不会完全没有政治倾向和政治生活，事实上，在近年香港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的背景下，问责局以下的公务员参与职务之外的政治活动反倒越来越频繁，“政治中立”原则尚且难以保证，更很难确保其在近年的街头政治运动中站在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一边。

2019年10月31日晚，多家港媒报道，香港政务司司长办公室24岁助理文书主任于当晚在旺角涉嫌参与非法集会，被警方拘捕。彼时，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发题为《香港公务员必须守法 公共机构要有公心》评论指出，这些参与示威的个别公务员，为黑色恐怖张目，给街头暴力摇旗，明显是在跟政府、正义、民意对着干，没有一点香港公仆的样子。文章认为，很长时间里，香港特区政府都以理性专业的公职人员为荣。在涉及公共事务和社会民生等方面，广大香港市民也对公职人员要求日高、期望愈切。然而面对香港当前乱局，港府为止暴制乱所作的一系列努力中，有部分公营机构和公职人员的表现却令人失望。

无独有偶，据称修例风波期间，超过40名公务员涉非法公众活动被捕，也有公务员公开表达个人政见反对政府政策。

早前，香港01在《当“政治追求”遇上“政治中立” 香港公务员应该向谁效忠》一文中即引述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公务员打正旗号发动反对政府的政治集会，显示其政治可靠性出现问题。

事实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在三番五次警告香港管制团队出现的问题。2020年4月份，林郑内阁成员大调整，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突然调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整顿香港公务员队伍、强化其效忠意识的明显信号。

6月7日，对于全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聂德权公开表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从来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公务员支持国安立法理所应当。待国安法正式实施后，公务员事务局会从四方面培训香港公务员，包括培养国家观念和意识、认识宪制原则、学习《基本法》下的宪制秩序，以及了解国家的发展，此外，还要强化国际视野。

同时，聂德权还在当天明确香港公务员的“位置”说，公务员是特区政府主要骨干，要向特首及特区政府“绝对忠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公务员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公务员”，公务员执行职务时要考虑此两重身份。他表示未来会加强公务员对国家观念及意识，特别是掌握《基本法》及《宪法》的宪制秩序。

尽管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但很显然在北京看来，政治委任官员和事务官尽管不同，但是在香港遭遇修例风波这样重大的政治冲击下，“政治中立”并不是普通公务员置身之外甚至反政府的挡箭牌。正如林郑6月9日所说，过去一年香港经历很多困难、严峻局面，这亦是特区政府今日要处理的工作，“每个人都要汲取教训，包括特区政府和议员”。

事实上，“政治中立”的逻辑起点或者说从政治伦理上说必须是对既有体制的基本认同，具体政治见解当然可以有所不同，但是这些不同政治见解显然不包括颠覆特区政府和打破内地与香港的“一国”宪制秩序。鉴于街头政治的破坏性，香港特区政府或在未来收紧对公务员的政治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