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局下的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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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Larisa Smirnova（苏梦夏）俄罗斯人，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博士，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

“在更远的地方住着藏民，过去他们吃自己死去的父母，因为孝心的缘故，他们必须把自己的肝腹作为父母的坟墓。但现在他们放弃了这一习俗，因为这引起了所有其他民族的厌恶。”

15世纪特维尔的商人阿凡尼•尼基丁（Afanasy Nikitin）在旅行记《三大洋彼岸的旅行》中这样写道。尼基丁不如马可•波罗有名吗？我们不这么认为。

美国力量展示的傲慢如何导致了自由主义的幻灭？

我是俄罗斯特维尔人，五岁开始学外语。作为一名外语学习者，以及最终作为国际旅行者和国际关系评论者，我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危机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有关，第二次危机始于乌克兰战争。

第一次危机期间，我的文章《一个小女孩反抗北约的起义》（俄文，我当时16岁）发表于俄罗斯媒体。这篇文章讲述了我被法国背叛的感觉，因为法国选择加入美国为首的盟军，我当时正在学法语。

第二次危机期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完整版发在香港，缩减版在中国大陆。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乌克兰战争对各方都是损失。完整版见《俄罗斯、乌克兰和欧盟》。缩减版见《乌克兰和俄罗斯需要妥协》。

第一次危机后不久，我获得了一个机会，遍游欧洲：从西班牙出发，穿越法国，到德国的柏林（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柏林墙遗址，并住在一家位于前东德的旅馆里），再到芬兰，在维堡附近穿越芬俄边界回国，然后坐火车回到家乡特维尔。第二次危机后，我游历了“美国影响下的太平洋地区”，包括台湾、关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最后回到中国沿海城市厦门，我现在称厦门为“我女儿的出生地”。

在这两次旅行中，我都发现了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军事机器，这让我在心理上很不舒服，所以通常会详细记述见闻的我，这两次都觉得不得不长时间地保持沉默。

在我最近的这次危机期间，为了“治愈”自己，我还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了大量的英文出版物，诸如“印度如何看待世界？”“中国如何……”“俄罗斯如何……”这样的书名。这些书，尽管其中的一些是由杰出的人写的，写得非常好，但似乎不能代表这些国家的真实观点，无论是印度、中国还是俄罗斯。这些书代表了生活在美国、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印度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观点，反映了美国教授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的观点。

但是，这些国家的人们的真实观点是什么呢？

来自南斯拉夫的见解

“事实上的国际政治秩序从1999年起就不存在了，” 佐兰•维托洛维奇（Zoran Vitorovic）说。他是一位驻瑞士的南斯拉夫东西方沟通活动人士，是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最近主办的一场关于数字外交的Zoom会议上遇到的。 “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而联合国安理会未做出任何决议后，几乎每一年国际政治舞台上都会发生一些事，这些事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国际多边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今天只是在形式上存在，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每个国家都在尝试，或者已经在尝试，做只对本国有益的事。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追求自我利益的任何形式的力量（政治、金融、军事力量），他们就会尝试违反所有国际公约，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学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截然不同，最初主要是由南斯拉夫发起的，它无疑是国际关系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一页。1961年，25个不属于任何军事集团的国家的领导人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开会，决定发起不结盟运动。

“贝尔格莱德宣言”读起来就像今天写的一样：

“上述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在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举行会议的。

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注意到，在以统治为基础的旧秩序向以国家间合作为基础的新秩序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可能导致世界冲突的危机……大国争斗导致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战争风险对人类的威胁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指出，全面彻底的裁军应包括取消武装力量、军备和外国基地……”

俄罗斯与不结盟运动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随着俄罗斯裁军并撤出国外军事基地，俄罗斯政治持续向不结盟运动的原则靠拢。同时，从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开始，俄罗斯逐渐地、不大情愿地走出了对自由主义的迷恋。

顺便说一句，在近几个月我有机会在特维尔参加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上，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事件仍留在大家的记忆中，被视为一场悲剧。例如，去年11月特维尔大学教授瓦莱里•斯米尔洛夫（Valery Smirnov）在特维尔的伊斯卡拉摄影博物馆组织放映南斯拉夫电影《谁在那儿歌唱？》。斯米尔洛夫还是现已经不存在的自由派报纸《特维尔之声》的前总编，1996年我的第一篇媒体文章就是在那份报纸上发表的。

苏联解体后，不结盟运动也对俄罗斯的冷战后立场表示支持，包括支持俄罗斯参加八国集团（G8），这是因为不结盟运动将俄罗斯视为多元化世界的基石之一。

俄罗斯加入的其他组织（如金砖国家集团）的理念基础也是权力、利益、经济发展，以及最终争夺世界领导权，然而不结盟运动最突出的思想理念之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称为“和平之船”的“加利布”号游艇曾载着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前往印度和非洲，是不结盟运动的象征之一。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很多都来自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拥有主导性力量的国家，例如，除南斯拉夫和印度外，还有非洲的加纳。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曾是不结盟运动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他最终被迫流亡到几内亚）。

中国和不结盟运动

不结盟运动从一开始就也对中国友好。“贝尔格莱德宣言”写道：“所有参加大会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建议联合国大会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国虽然不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国，但在1992年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了不结盟运动。

可以说，中国在本世纪头十年后期对不结盟运动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支持，当时中国的立场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围绕国际关系核心问题的联合行动。

不结盟运动不仅至今存在，而且事实上，其成员国数量在2020年达到了120个，远远超过最初的25个。

佐兰•维托洛维奇评论道：“今天的世界充斥着贪婪和利己主义，在西方精英和新兴超级大国的精英中存在着某种精英式的自闭，这些态度都会成为压倒旧日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他说：“尽管不结盟运动曾十分强大，但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圈和出版物对不结盟运动的各种活动完全置之不理，尤其是在1990年以后，仿佛这些活动不存在一样。‘西方精英内部’和‘新/旧超级大国精英内部’的变革，在今天或许是保持全球稳定与和平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向不结盟运动提供支持，将有助于使不结盟运动恢复为一个增进沟通和理解的良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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