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施压无用，伊朗摔跤冠军遭紧急处决，死前没见到家人最后一面（组图）

9月12日清晨，伊朗摔跤选手兼健身教练那维德-阿夫卡里（Navid Afkari）在设拉子监狱被执行绞刑。

阿夫卡里曾参与2017年底的伊朗反体制示威，因发布反宗教反领袖言论、涉嫌杀害伊朗便衣警察被捕，于今天9月初被伊朗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特朗普、伊朗前国王之子巴列维、国际奥委会主席以及国际运动员协会等国际组织和名人纷纷发表声明，呼吁伊朗不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处决阿夫卡里，但仍然无济于事，反被伊朗政府指责为国际舆论战阴谋。

国际社会对案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证据不足，二是刑讯逼供，三是阿夫卡里是伊朗著名的摔跤运动员不应轻易被判死罪。伊朗警方公布的视频证据是阿夫卡里在便衣警察被杀两小时前出现在案发现场，并不直接构成被告案发在场证明。另外，阿夫卡里虽然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的采访中承认了杀人罪行，但在之后与家人的通话中翻供，称自己是无辜的，是遭到狱警毒打后被迫认罪。

因而阿夫卡里被处决后，国际社会掀起了反伊朗的舆论风暴。德国政府临时取消了扎里夫的访问计划，德国运动员协会要求国际奥委会禁止伊朗参加奥运会，约旦足协主席则撰文要求取消伊朗男足参加世界杯的资格。国际搏击MMA著名选手Dana White难掩失望之情，Bobby Green在搏击比赛后得知阿夫卡里直接失语中断了采访。

那么伊朗为何面对激烈的国际舆论，执意处决阿夫卡里呢？

一场提前执行的死刑

今年8月，伊朗政府曾计划处决3名参与去年11月反政府示威以及打砸抢烧的青年罪犯，但伊朗海外人士在推特上掀起“对死刑说不”的风暴，连续24小时在推特热搜榜霸占榜首，迫使伊朗当局中止执行死刑。

但这一次，国际舆论压力不可谓不大，阿夫卡里又是一位公众体育人物，却并未能够因此获救。

首先，伊朗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高于一切，伊斯兰共和国有处决体育明星的先例。早在1984年，伊朗国家男足队队长哈比布-哈比里就因与政权政见不合被处决。

另外，与8月那三名被告不同，阿夫卡里被指控的最重要一条罪名是涉嫌杀人。在伊朗的法律中，法院无权赦免因杀人而被判死罪的人，除非涉案者能求得被害人家属原谅。之前，伊朗曾出现过多起绞刑架下受害人家属赦免案犯让案犯得以幸存的案例。在阿夫卡里被处决当天，他弟弟原计划准备搭乘飞机前往设拉子跟受害者家属达成宽恕协议，但伊朗政府应该是担心双方达成协议，因此“紧急”执行了死刑，甚至没有按照法规准许阿夫卡里与家属刑前会面。

伊朗设拉子法院辩解称，已经通知了犯人他即将被执行死刑，但犯人拒绝与家属会面，然而阿夫卡里在被执行前一天与家人的通话中，并没有显示出得知自己即将被执行死刑的迹象。

由此判断，伊朗匆匆将阿夫卡里送上绞刑架，更多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不是寻求公义。案中被害者是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便衣警察，也就是所谓巴斯基民兵，他们大多由支持政府的宗教信众自发组成，充当政府眼线收集邻里情报，并在出现街头示威动荡时，作为保护政权的第一道屏障，第一时间参与镇压。

无论国际社会乃至受害者家属态度如何，伊朗政府绝不希望看到政权支持者遇害后，犯罪者能够逃出生天，否则政权将失去支持者的拱卫而陷入动荡。

1978年面对全国示威，国王巴列维态度软弱，导致支持者众叛亲离，拥有世界第五强军队拱卫的政权不到半年就土崩瓦解。推翻巴列维上台的伊斯兰政权自然不愿重复巴列维的错误，一直对政权支持者给予各种福利和特权。

如果政权支持者在镇压反对派的过程中”牺牲”，会被追认为“烈士”，其家庭成员不仅后半生衣食无忧，而且在教育和就业上享有优先权。比如，原本成绩只能排名5000只能读省级院校的高考生，如果其父亲是“烈士”，其排名直接去掉两位数变为50，可以进入伊朗最顶级院校读任何专业。而入学后，这位享受福利的高考生也自动成为政权的巴斯基民兵，平日向安全部门汇报身边大学师生的言论动向，一旦发生学生反政府运动，则立即拿起武器参与镇压。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在便衣警察死后，伊朗政府为何会对被捕示威者展开严刑逼供，哪怕是杀错了人、遭国际制裁，也要给自己支持者一个交代。

未雨绸缪之举？

阿夫卡里案件政治层面的另一个要点是，他参与了2017年底具有政治分水岭意义的伊朗反体制示威。不同于之前政治示威，这次示威者首次喊出了打倒领袖哈梅内伊的口号，并在各地焚烧了领袖画像，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禁忌和红线被彻底打破。

此后2019年油价上涨引起的暴乱以及今年年初击落客机引发的大学生抗议能发出“哈梅内伊去死”的呼声，都要归功于2017年示威“开风气之先河”。

隶属伊朗温和派的《东方报》近期披露，2017年示威后，鲁哈尼政府的政治立场从改革变为保守，因为政权内部改革派人士看到无论对反对派民众做任何让步，民众最终的目的都是推翻政权（无论是暴力还是和平手段）。而那些原本幻想改革派日拱一卒慢慢改变政权性质的普通民众，也认清了现实，不再对政权抱有幻想。

加上伊朗自2018年起遭受美国单方制裁，货币累计贬值了600%，单是今年夏天以来货币对外汇率就贬值30%，而半年来飙升三倍的股市也出现了崩盘迹象，伊朗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的风险陡增。

这次处决阿夫卡里更像是一个狗哨，旨在警告国内外对伊朗不满的人，不要参与对政府和宗教领袖的敌对行动乃至言论。阿夫卡里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定罪更加强了警示效果，让潜在的示威者担心自己即使没有犯死罪也可能被判死刑。

对于因为处决阿夫卡里可能面临的国际制裁和压力，伊朗也是做了精心的算计。

首先美国在退出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制裁后，手中的牌已经打完，而且美国自身也因为应对国内种族骚乱而处于舆论战下风。在特朗普在推特上为阿夫卡里求情后，一名伊朗政权支持者留言质问：“您天天强调法律和秩序，难道我们伊朗就不能享有秩序么？”

至于欧洲，伊朗从欧盟对俄罗斯反对派遭下毒只发表谴责而没有做出中止“北溪2”这种能实质上损害俄罗斯利益的行动后，判断欧盟外强中干。果不其然，阿夫卡里死后虽然欧盟作出了强烈谴责，德国也取消了跟扎里夫的会谈，但在伊朗最脆弱的利益点即启动核协议制裁机制上，并没有做出实际行动——毕竟英法德三国都有公民在伊朗政府的监狱里做人质，伊朗政府随时可以罗织新罪名判他们死刑。

此外，伊朗政府还积极应对舆论战，在让生活在西方国家的支持者在国际媒体上散布言论称阿夫卡里的死应归咎于特朗普，因为经常发表反伊言论的特朗普要求伊朗释放阿夫卡里，坚定了伊朗司法部门处决阿夫卡里的决心，伊朗政府绝不愿意特朗普因为反伊而在政治上捞分。

随着阿夫卡里的死，整个案件被强行终结，他是否无辜也成了罗生门。而伊朗仍是那个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