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3国回到中国后，聊一聊对中美疫情的见闻（组图）

小学里流行疹子，从教学楼的一个班传给另一个班。我还记得语文老师大声朗读：“火烧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天空着了火。”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地图上，地球看起来真像着了火。全球确诊病例已逾3200万，其中美国以700万例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巴西、印度、俄罗斯……

随着疫情发展，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前些日子美国刚刚撤销了1000多个留学生的签证。特朗普除了说过要求中国对美国的疫情“负全责”，还语出惊人地说，中国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比美国多得多（当时美国约19万人）。

我此前因为疫情一直被困在美国，并且是在疫情最早被发现的西雅图，或许我可以从我读到的英文报道和自身经历，聊聊两国疫情的比较。

八月时，站在上海十字路口，听到路边商场里播放的流行乐，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闻到路边摊食物的香味……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仿佛刚刚回到人间。此前，我经历了在美国的五个月的自觉居家隔离，三天两夜的归国行程，和两周的酒店隔离。5月、6月、7月，在我买的回国机票被陆续取消后，我终于在成功回国的朋友的指导下，规划了一条曲折的回国路：西雅图—旧金山—首尔—东京—上海。

这一路上，我明显感觉越接近目的地，疫情防控的气氛就越严肃。在美国重灾区旧金山机场，这里的空乘人员依然只戴一个白色普通口罩为我们服务。此时，美国确诊人数已近600万。从旧金山到首尔搭乘的是韩国航空公司，空姐更严肃了一些，套了件一次性袍子，戴了口罩和护目镜。

▲ 韩亚航空空姐从东京机场转机时，在回中国的值机柜台前，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严阵以待”。无论是地面工作人员还是空乘，全都穿了全套防护服、护目镜和口罩。每个旅客重新登记旅行经历，多次测体温，上飞机前消毒双手……

▲ 中国航空乘务员我们就像参与了一部科幻片，逃向一片被层层保护起来的绿洲。

4月5日，哈佛大学病毒学家Eric Feigl-Ding在推特上转了一张黄山风景区人头济济的照片，评论中国或许会在十天内再次输掉这场战疫。

我可以理解他的担忧。对于这类传染病来说，人口稠密的中国可以说是“先天不利”。别说城中村、里弄、群租房，就是一般的小区都比西方公寓拥挤许多，再加上人流如织的上下班地铁，排队的餐厅、写字楼的电梯……除非大家都被严禁出门，否则社交距离不可能维持。每天国外入境那么多人，万一漏了一个无症状患者，恐怕会像燎原的星星之火。

现在，国内的生活全都恢复了正常，热门餐馆照样排队，商场内的儿童游乐场满员，《八佰》的票房超过29亿。大家约会、见面、旅行，一切如常。我想普通市民的这种坦然是基于安全感。因为我自己走了一遍入境的程序，我可以理解这样的安全感来自哪儿。张文宏医生曾说，中国抗疫成功的关键点是“饱和式的检测”：只要发现一名病人，所有的病人全部都免费检测，以及“饱和式的追踪”：只要确诊了一个病例，不管你接触了多少人，我都把这些人给找出来。饱和式的检测我体会到了。

我在回国不到一个月中，已分别做了五次喉拭子和两次鼻咽拭子检测。第一次是在刚下飞机时在机场做的，最后两次是我回国后的第21天和第28天。现在看，这种跨度很大的频繁检测还是有必要的。前几天南京就发生一个案例：一个美国回来的无症状病例，此前每次检测都是阴性，直到最后一次（回国第28天）检出阳性。特朗普一直把美国病例多归结为“测试多”，这并不对。譬如，美国截至5月12日时共做了997万次检测。而同期，光武汉一个城市在5月14日-6月1日这几天的全民排查，就检测了990万人。我记得在日本导演竹内亮的纪录片《武汉，好久不见》中，一个轻症患者做了至少41次检测，全是免费的。

我没找到中国目前检测的总数字，恐怕是因为它已经“不计其数”。同时，我有朋友在上海看急诊时，核酸检测结果是立等可取。虽然我经常新闻中看到美国公司研发了几分钟出结果的仪器，但似乎并未在普通医院推广。

我三月因为低烧从家庭医生那里得到一次检测机会，但等了八天才出结果。比尔·盖兹在8月时曾说，“美国大多数新冠检测是彻底的垃圾”，是“美国疫情应对中最差的环节”，因为在等待那么多天出结果时，病毒携带者可能早已感染其他人，或者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

饱和式的追踪：自从到达上海机场后，我已经登记了不下十次回国的路线、航班号、座位号。我所住小区的街道在我入境第二天就打电话询问。手机上的健康码在入境14天后自动变绿……每个人被编织在信息网络中。

当然，国外媒体评价这件事的角度可能是批评牺牲了公民隐私和自由。除此以外，还有充足的装备：虽然刚开始也面临防护设备短缺，但生产很快赶了上来。当我作为入境人员到达时，无论是在机场还是酒店，从前台到保安，都在30多度高温下穿上了全套的防护服。三月时，美国一张照片让人心酸，在接收新冠病人的医院里，一线护士只套了大号垃圾袋当防护服，还不如采访他们的记者保护得好。

▲ 美国记者采访一线抗疫医院，右边是护士

充足的人手：中国机场、火车站、地铁、医院、商场门口，到处都要有人来落实政策和维持秩序。以上海机场为例，每一个入境者都会被带去划分区域的酒店隔离，一个都不可能遗漏。相比之下，美国机场虽然人流量不大，依然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管理。而在3月，欧洲疫情水深火热，美国尚没有颁布对欧洲的旅行禁令，这导致大量旅客从重灾区欧洲回美，挤爆各大机场，各回各家。

▲ 三月中美国各大机场挤爆来自欧洲的旅客

隔离的细节：对国外疫情的恐慌成就了各种细节的认真。我在两家酒店的14天隔离，几乎和本土市民0接触。我住的地方外卖、快递是不准叫的。整个酒店像穿了防护服：地板铺上了一次性塑料地板，墙壁、门和门把手都裹上了保鲜膜，就连房间门口放饭菜的小桌子都包上了垃圾袋。每天两次，我把手伸出门缝，有人测量体温。酒店甚至给每个人发放了投入马桶给排泄物消毒的药品。

不同的道路

在疫苗出现以前，每个政府的选择并不多。第一种：放任自流，发展群体免疫力。这意味着接受很高比例的死亡率。当病例集中在一段时间爆发，挤兑医疗资源后，必然会牺牲体质、年龄和经济上的弱势群体。WHO官员指责这种做法缺乏对生命的尊重。胆大的瑞典推行群体免疫：大部分学校继续上课，消费场所继续营业。

目前无法评判成功与否，至少前几个月它的经济下滑超过邻国，而有抗体的人群比例依然很低。最重要的是如此小的人口规模和密度（1000多万人），已有5800多人死亡，远超北欧邻国。第二种：承受一段时间的经济停摆，通过短时间内严格的封锁隔离，完全遏制病例增长，甚至在本土消灭病毒。等病例少到可以被充足的检测和追踪应对后，国内经济可以重新放开，只需在边境上严防死守。这是中国的选择。

▲ 美国网友写道：中国演示了该如何对付危险的病毒，更快更严厉地封锁，充分的测试和追踪

在其它国家看来，这或许是乌托邦式的、不切实际的选择。这种方式确实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复制。它和可动员的人数、可调动的资源、文化习惯、公民配合度、执行力度等等都有关系。用张文宏医生的话，其它国家“道理都懂，但是他们做不到”。

美国可以选择中国的做法吗？恐怕已经不行了。由于初期应对极度迟缓，导致潜在病例数量巨大，这让检测和追踪永远不可能追上新增病例的速度。所以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去选择第二种。它选择的是折衷的办法：抚平增长曲线，延缓传染速度，为疫苗争取时间。与之对应的是不太严格的社交距离和居家令。

如果说第二种方法是短痛，那么这一种就是长痛。大家只能小心翼翼和病毒长期共存，社交、生活、工作、经济长时间处于半停滞的状态……谷歌把在家办公时间延长到了2021年7月，而脸书允许员工永远在家办公。由于从未控制住疫情，一旦放开社交疏远政策，就会迅速蔓延。前几天看到新闻，威斯康星大学在八月底让学生回学校上学，已经有1900名学生感染新冠病毒。特朗普为了开放经济，一直跃跃欲试想搞群体免疫。他趁着福奇博士做声带手术住院期间，迅速提拔了没有流行病、传染病经验的医生阿特拉斯做新顾问，提出群体免疫的主张。福奇博士和许多专家都跳出来反对：在疫苗出来前不能这么搞，会有大量人死亡！

▲ 右边是福奇博士没有其它办法，眼看着已经超过600万的病例，特朗普施加政治压力，准备在大选前几天送上“十月惊喜”：疫苗。

聪明的说谎者以前读乔治·弗雷泽写的《金枝》。他说巫师有两类，一类是诚实的笨蛋，他们自己相信巫术是真的，咒语能生效，于是当巫术无效时，自己也不知所措。

另一类是聪明的说谎者，自己也不信巫术是真的。于是当法术失败时，他们早已准备好一套花言巧语来掩人耳目，甚至能很快找到替罪羊。最后，是那些不信巫术的巫师们成了君主。弗雷泽说，在社会进化阶段，最高权力往往趋向于落入后者、足智多谋的权术家手中。在疫情期间，我对他的话更深有感触。特朗普在今年以来对疫情的发言已经有许多美国网友总结。我整理了一下，可以看出他的言论是如何违背事实的。

▲ 没药花园制作

过去的巫师、如今的政客，有办法迷惑听众，让大家相信“连他自己都不信”的一套话语。前阵子，疫情新顾问阿特拉斯医生竟然又在质疑口罩的作用，甚至无视全球那么多证据，说儿童不会感染新冠病毒。抗疫领导者的反智言论在民间引起更多反智的理论，推特上那些言论让人啼笑皆非，也引发了现实中各种迷惑操作。

3月，亚利桑那州一对60多岁的夫妻听到特朗普在电视上说氯喹对新冠有效（未经科学证实），在家自行服用氯喹预防新冠，导致丈夫死亡，妻子送去抢救。4月28日，副总统彭斯视察梅约医院。尽管医院员工告诉他，医院规定每个病人和访客都必须戴口罩，他坚持不戴。在遭到舆论谴责后，他解释自己做过检测，身体健康，所以觉得没必要戴。（不过这也确实是CDC最初对口罩的指导）

▲ 红圈中的是彭斯

直到7月，死亡人数超12万后，一些州才下了口罩令。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做了一个调查，问人们是否听说过新冠肺炎其实是有权势的人故意制造出来的。有71%的美国成人表示他们听说过。1/3的人认为，“肯定”或者“很可能”确实如此。比尔·盖兹最早警告全球流行病可能会爆发，提醒大家做好准备，并客观地表扬了中国的举措，指出美国存在的问题。

比尔和梅琳达·盖兹基金会一直在资助美国疫苗、治疗和检测捐钱，如今他却神奇地被一些人视为引起瘟疫的源头。有种理论认为，比尔·盖兹基金会计划在打疫苗的时候把可以追踪的微芯片植入人们的皮肤，而这个芯片以后会被5G网络激活。推特上充满了对他的网络暴力，甚至有人发起了“把比尔·盖兹抓起来”的活动。他现在已经关闭了自己推特下面的评论。

民粹主义特朗普在8月10日发言：“我们必须停止政治化病毒，必须联合起来谴责这病毒到底是怎么来到美国，怎么来到世界的。我们会查出来的，我们对此很生气。”几分钟后，他又说，“这病毒来自中国。这是中国的错。”

美国国内指责他控制疫情不力，被贴上“政治化病毒”的标签，而他指责中国，就不是政治化了么？此前，他就责怪中国“不应该让它（病毒）跑出来”，甚至威胁要向中国索赔。先不论源头到底在哪儿的争论。政客把美国疫情的严重性完全归咎于武汉，在逻辑上就说不通。武汉是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它从1月25日起就实行了史上最严格的封城，没人可以出来，普通市民做出了巨大牺牲。

封城前（1月10日至1月22日春运期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海口、昆明、厦门、深圳、三亚、南宁是武汉出港航班前10大城市。根据出港座位数的统计，在武汉封城之前的20多天，最多可以有6万多人从武汉飞到北京，5万多人从武汉分别飞到上海、广州和成都。（数据引自《第一财经》）而同期前往欧美的能有多少呢？不用说，少得多。可是封城前就连最大的省外接收城市（北京、上海）都未接收到大量病例报告，后来通过居家令就遏制住了并清零，那么，压根就没多少武汉人抵达的、地广人稀的美国为何在若干个月后确诊数字飙升呢？（更何况美国自从2月2日就禁止中国大陆来的访客入境。）

在3月3日之前，美国疾控中心只允许有疫区旅行史（主要是中国）并有严重症状的疑似病例才能得到核酸检测。也就是说，你若来自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哪怕出现症状也不能检测。这种情况下，只在1月21日发现一例来自武汉（WA1）。这些证据明显指向，美国后来的疫情，传染链并非来自中国。之前华盛顿大学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Trevor Bedford曾认为，华盛顿州（最早发现疫情的州）3月爆发的疫情和武汉有关，是WA1传播开来的。但他在5月26日时根据新的数据推翻了自己的结论，认为华盛顿州本土的爆发应当是从加拿大传过去的，和WA1无关。

2月29日美国发生了首例新冠死亡，这是一个华裔女病毒学家不听官方指挥，自己私下检测发现的。几个月后，加州把早先死亡的几个疑似病例开棺检测，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例死亡是在2月6日，这说明很早在本土就有病例。

这些证据表明：最晚在一月，美国本土就有病毒在社区间传播，人们染病、死亡，只是因为没法检测、不知道而已。同时在对中国禁令颁布后，其他重灾区（譬如欧洲）不断有新的病例涌入。美国在数据上岁月静好，其实病毒早就在人群中肆虐，这才会一旦放开检测，数字飞涨。

▲ 《纽约时报》：基因组显示纽约新冠病例来自欧洲

比尔·盖兹在8月采访中谈到他认为美国疫情失控的真正原因：“在疫情早期的几个月，美国让商业测试公司的检测更难批准，CDC自己才检测了那么少人，（试剂盒）又一度失败，他们还不让人们检测。旅行禁令来得太晚，而且目标那么窄（起初只针对中国），导致一点都没作用。而且直到过了几个月后，我们才算搞明白口罩（是有用的）。”武汉在一月就已经告诉世界病毒是什么及它的严重性，并通过封城保护了外面的人，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居家隔离。可是两、三个月后……

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3月10日，洛杉矶2.7万名选手参加马拉松（未算上围观人数）。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同学群提醒新病毒，聊天记录流传出去，他遭到派出所训诫。李医生后在为病人看病时不幸染病、去世，令人心痛。3月29日，美军航母“罗斯福号”上出现大量新冠肺炎症状，舰长给20个同僚写了未加密的信，抱怨海军反应迟缓，呼吁撤出4000多船员。信流传出去，他遭到警告和撤职。

▲ 《军事时报》的报道，舰长在2个月后依然遭到打压

1月23日，武汉实行史上最严格的封城。3月19日，加州第一个发布居家令，其他州的令更姗姗来迟，而特朗普说他认为4月中就该开放。自12月31日起，武汉卫健委就多次发布通报，近期部分医疗机构接诊不明原因肺炎，以及病例数量，但在1月14日前一直宣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降低民众的警惕。

中国官方因此被指责欺骗、隐瞒、维稳。3月、4月甚至到了8月，特朗普依然说着大量与科学结论相反的话，譬如肺炎和流感差不多；到四月病毒就会消失；许多年轻人一天就痊愈了；儿童实际上免疫（virtually immune）等误导民众，降低民众的警惕。但特朗普前两天说这不叫欺骗，而是“淡化疫情”，“避免恐慌”。1月，中国口罩和防护设备短缺，幸好全国各地支援重灾区，生产很快跟了上来。

3月、4月、5月，在美国极难买到口罩、消毒产品。为了不让民众和医疗人员抢口罩，官方前期误导民众口罩的作用。直到7月，一些州才颁布口罩令。1月，中国测试盒短缺，导致初期的许多病例未得到确诊。3月到6月，美国检测所用某种材料依然短缺，对被检测者设置各种门槛。7月逐渐放开。当美国政客苛责中国在疫情初期茫然失措时做的不够，却没检讨在疫情已经发生若干个月后、在全世界积累了那么多血泪经验的情况下，它却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日本的一位研究传染病的大学教授曾在电视节目中发表看法，认为中国在一个月内的反应速度已经够快了。

那么，为什么2月7日还在盛赞中国抗疫的特朗普，为什么自从3月19日在开会时突然划掉corona 改成Chinese后就不断向中国发难呢？结合美国疫情的恶化形势或许可以理解。

▲ 记者拍到的被特朗普改过的稿子当时，疫情出现一发不可收的状态。

3月19日一直和他不对头的加州首个颁布“居家令”，他作为总统却没率先采取举措（除了禁中国入境）。他或许预感到自己会被指责。而他擅长的，是通过制造仇恨和恐惧，把人们对他所犯错误的关注转移到其他对手身上。

我前几年读过美国社会学家Barry Glassner写的书《恐惧的文化》。发现这本书还专门为川普更新过了。

书中指出，自从特朗普上台后，人们不再害怕贫富差距、全球变暖……这些真正可怕的东西，而开始恐惧疫苗，害怕“政治正确”。该书作者认为特朗普通过制造恐惧心理来达到政治目的，这很危险，但也很有效。那么，支持巫师的都是相信巫术真实的人吗？也不必然。

一些人其实也并不信巫师说的具体的话。他们只是感到恐惧和焦虑，觉得只有巫师能为自己的群体争取利益，于是不在乎他是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我最近刚读了译林出版社的《什么是民粹主义？》。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扬-维尔纳·米勒写的。（民粹主义是个富有争议的概念，在欧洲和北美的评价不太一样。）米勒把特朗普视作民粹主义领导人，指出民粹主义通常自诩代表“人民”。

但那个“美国人民”到底包含什么人呢？显然当年投给希拉里（比投给特朗普多出286万）的那些人，或许并不会认为自己被他代表了。特朗普在政治上成功的秘诀是让白人和中产相信，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和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只有他替他们发声，替他们争回利益。

书中写到很有趣的一点：投票者选民粹主义领导人，通常不是因为他个人品德魅力，而是相信这个领导者是在为自己“斗争”。因此，哪怕领导者被爆出各种丑闻，追随者也不太在意。米勒还写道：当民粹主义者面临失败和挑战后，他们总是习惯将所有失败（包括抗疫的失败），归咎于“敌人的阴谋”，这也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

▲ 《纽约时报》：尸体不断涌入，布鲁克林的殡仪馆因为教堂放不下，只能放在卡车上，几十具尸体腐烂

亚利桑那州最大报纸网站Azcentral发了一篇文章《为什么特朗普不和病毒斗，却要和中国斗？》文章结尾写道：“CDC主任说，特朗普把2019新冠病毒叫作中国病毒是‘绝对错误’的。但愿科学家和医学群体不会这么幼稚。但愿，在一线抗疫的那些人会忽略他们的白痴领导人，并肩工作，共享信息，协调策略和研究，一同和那个威胁我们所有人的敌人作战。”

目前已有20万美国人因新冠丧生。希望普通人在疫情中的“恐惧”、“失落”、“怨恨”，不会成为政治筹码；希望疫苗可以成功地终结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隔离。2020年已经这么难了，但愿人类不再互相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