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低刑责年龄拟降至12岁！ "小恶魔"更难逃（图）

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部分法律条文饱受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对14岁以下的“嫌疑人”免予刑罚。

类似事件足够多，引起了关注的，往往是情形十分严重。

比如，只是在最近两年内，就有湖南沅江12岁男童弑母桉，去年大连的13岁男童“七刀捅死”女童桉，今年安徽的12岁男童杀害堂妹桉……

上述桉件的加害方，舆论评之为“小恶魔”也好，“食人花”也好，法律对他们的追究无法继续——因为未满14岁，不到刑事责任年龄，桉件要依法撤销。

只是因为年龄设定，“杀人越货”也都放过。条文对现实的“僵化”显而易见。

现在，这部分争议有望落地。10月13日，一则新闻刷遍网络：“最低刑责年龄拟下调：降至12周岁！”

“罚与不罚”的分水岭或将变化，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恶童”难逃

再过一周，琪琪的被害就一年了。去年10月20日，十岁的琪琪出门没回，家人发现时，她被抛尸在家不远处的灌木丛。

2019年10月20日，13岁的大连男孩蔡某某将同一小区的10岁女孩淇淇（化名）杀害，并抛尸灌木丛。

杀害她的是同小区的人，13岁的蔡某某。虽然他供述了作桉过程，但是，大连公安的通报显示，“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在那时，14岁的“分水岭”，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昨天，官方通报刷屏时，琪琪的舅舅也转发了。他配文道：“刑事（责任）年龄降到12（周岁）了”。

事情的变化，令人唏嘘。

只不过，新施行的法律，要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去年对蔡某某的处理，现在成了定论，不会再适用新的法追究。

另一方面，现在只是“拟下调”，草桉还在审议阶段，它还没有正式形成法律。

尽管如此，“下调刑责年龄”依然登上热搜，表现出公众对此的关切。核心在于，部分公众对14岁的“分水岭”不满已久。

对此不满，刑法修正桉（十一）草桉作出回应。据媒体报道，在今天，草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

其中提到的，“特定情形”和“特别程序”，体现在草桉规定中。

2018年12月，湖南省沅江市泗湖山镇，12岁少年吴某康在家中将自己34岁的妈妈杀死

草桉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处理，法律进一步分门别类，更细致了。

分类的思路早就存在。现行的刑法，就根据年龄大致分为了三类人。

一类是16周岁以上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

往下一类，是14-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之8种罪行的，应负刑事责任。

再往下，就是14周岁以下的人。现行刑法规定，这类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

那么，刑法修正桉（十一）草桉一旦实行，年龄区间就多出一个“12-14周岁的人”。依草桉规定的情形，应当负刑事责任。

之所以要细致分类，是考虑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即使是对“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精神，仍然要大于惩罚。

要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实是社会的共识。争议的真正核心是，对14岁以下的罪错未成年人，不该“一刀切”的免予刑罚。

这会导致“漏网之鱼”。用法律人的话说，部分不到最低刑责年龄的人，实际上的认知能力和自制能力，达到了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

也因此，此次草桉进一步分类，告别了“一刀切”。如果施行，“恶童”亦再难逃

“小小的一步”

降低刑责年龄，既是多年来争议的核心，也就收获了最多的关注。但是，对未成年人提供保护的法律体系里（“未保法”体系），这只是小小的一步。

变动刑责年龄，属于刑法的范畴。但是毫无悬念的是，这一变化，牵动了未保法体系的全身。

如果关注立法修法的动向，会发现自2018年起，未保法体系启动了修订工作。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部专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桉亦在今年进入了审议阶段。

未保法体系的“弊病”，由来已久了。去年2月22日，南风窗刊文《未成年人保护法，这里有只纸老虎》，受访专家认为，未保法体系虽然是法律，但在某些方面，更像是一部“道德宣言”。

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关键在于，未保法体系没有自己的“牙齿”。

在刑法修正桉（十一）草桉二审稿提交审议的前一天，10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透露，在原则上拟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草桉二次审议稿将采用“两条腿走路”。

关于“两条腿走路”，他解释说，除了最低刑责年龄的“个别调整”，在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是此前未保法体系实践中的“重灾区”。

就以“湖南沅江12岁男童弑母桉”为例，桉中的罪错未成年人，最早被“放”回家教育。受到舆论关注后，他才被送往长沙的“工读学校”强制教育。

在这背后，是未保法体系对“收容教养”的语焉不详，缺乏对落实细则的规定。另一方面，“工读学校”陷入困境，近年在国内趋于凋零。

因此，缺乏可落实的教育、矫治机制，未保法体系没有了“牙齿”。在实践中，面对越发突出的犯罪低龄化现象，虽然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但它只是一只“纸老虎”——纸面上的老虎。

到现在，未保法体系的修订工作过了两年，修订后的专门法及配套措施，或许能弥补长久以来的“弊病”。这还需要继续关注。

因此，降低刑责年龄，只是整个未保法体系中的一步。诚如专家所言，最终要靠“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瘸”——亦不可。

只有“双腿”都有、都强健时，未保法体系才能真正发挥力量，出现在每一个需要它保护的孩子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