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重访疫情后的武汉：当地政府瞒报了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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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政府瞒报了吗？为何武汉在防疫初期错过最佳防控时间？从去年12月武汉出现首例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到今年1月20日中国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揭开病毒“人传人”的真相之间，为何未见武汉政府对外发出疫情预警？带着许多人都有的上述疑问，我时隔数月重返武汉后，和在武汉定居的朋友讨论了下。10月1日，与两位朋友穿梭在充满烟火气的汉口街头，望着江滩一带热闹拥挤的人群，我不自觉中感叹，疫情对武汉人的冲击，在某种层面上真的已成过往。

两位朋友都是在武汉上大学、工作、定居，一待下来，已经10年了。他们封城期间都待在武汉，几乎可以说是经历武汉防疫全过程。其中一位朋友的工作单位，较多接触官方疫情防控，了解不少关于疫情防控的信息。与他们闲聊后，我有一个关于武汉政府是否瞒报的推测，即在疫情出现初期，武汉官方应该大概率限制了疫情相关信息的传播，但这种限制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疫情的不管不顾，而是当地政府高估了自身的防控能力和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进而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下，为了规避压力，为了继续保持城市兴兴向荣的面貌，暗自决定悄悄地控制疫情。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正如后来公开信息所披露的，武汉当地政府尤其是卫生管理部门早在钟南山揭开病毒“人传人”真相之前，就肯定已经得知大概情况。例如，据公开消息显示，事后被湖北官方誉为疫情上报第一人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在去年12月27日就已经判断“这个病可能有传染性”，并上报给医院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今年防疫表彰大会上荣获人民英雄头衔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过，去年12月29日、30日左右，随着转诊的病人逐渐增加，他就“觉得这个疫情可能有些严重，有点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以张定宇的身份，他应该会将他知道的情况及时上报给武汉当地卫生管理部门。今年初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中国大陆媒体《财新》采访时同样表示，他早在1月初就已经预判“很可能会传染别人”并通过医院报告给了武汉市卫健委。可见，武汉政府应该较早就知道疫情的存在。

但从当时李文亮医生被武汉一家派出所传唤、训诫，以及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公开报道“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来看，肯定有一种力量介入，来管控乃至压制那些传播武汉疫情的消息。而能在短时间内联动警方和国家级媒体的力量，肯定不会太低，大概率是武汉市乃至湖北省一级政府部门。

而且今年3月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接受《财新》采访时的说法，同样证实了这一点。袁国勇教授当时回忆说，他曾和钟南山院士同去武汉考察疫情，当钟南山询问疫情时，在场的武汉卫健委、疾控、医院和湖北卫健委人士迟迟不肯说出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真相，“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能够同时统一武汉卫健委、疾控、医院和湖北卫健委人士等各方说法的力量，起码得是湖北省卫健委，甚至可能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高阶负责官员。后来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在防疫过程中相继被免，固然因为他们当时防疫不力，但不排除他们在收到医疗体系关于疫情预警后处理不当的可能性。

让许多人大惑不解的是，武汉当地政府尤其是卫生管理部门为何明知有疫情却不及时对外预警，反而还刻意限制疫情消息的扩散？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他们欺下瞒上，置人民生死于不顾。这个解释比较解气，人人都能骂上几句，却无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纵使假设一些官员不管人民死活，却不能不管自己和亲友的死活，可既然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得知疫情的存在，为何在钟南山揭开真相之前，湖北省和武汉市官方还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举行大型活动？比如，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地方“两会”和湖北省大型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如期召开，武汉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的重要人物和名流都暴露在疫情风险之下。只有一种情况能合理解释这种矛盾之处，那就是当时湖北省、武汉市官方判定疫情不构成威胁，真的认为可防可控。

坦率说，换位思考下，站在当时湖北省、武汉市官方的角度来看，若不是特别谨慎小心之人或者有流行病学专业背景，比如亲身经历过SARS，通常都不太可能会相信自己会生逢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关于这种心态，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在《鼠疫》一书中有很精准的刻画，“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而且新冠病毒（2019-nCoV）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新型病毒，从识别病毒到发现病毒的高度危险性，是需要一个过程。当时湖北省、武汉市官方大概率正是这样的心态和认知，他们未预估到事态的严重性，小瞧了新冠病毒。

彭志勇医生接受《财新》采访的说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佐证这个推断。彭志勇医生告诉《财新》，“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官方医疗机构最初给出的诊断标准对于新冠病毒不太适用。可见，当初得知疫情存在后，湖北省、武汉市官方正是运用旧有诊断标准去估测，结果因为无法精确识别病毒，给人造成病毒不严重乃至可控的假象，故未能及早采取有力措施。

也许正是因为当时判定疫情不严重乃至可防可控，所以湖北省、武汉市官方才未对外预警，才冒着感染风险连续组织大型活动。也许同样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当时他们才限制疫情相关信息的传播，甚至可能未把真实情况完全报给北京。

这样的心态其实在任何实行科层制的地方都可能存在。大家不妨将心比心下，一个人在单位里，若当自己工作范围内出现不小的差错，而这个差错自己预估能趁着旁人大多不知情快速解决，再加上无法假设一旦错误被更多人知晓尤其是被宽容与否尚不得而知的上级发现的后果，他是选择上报的概率大一些，还是私下快速解决的可能性大一些？尤其再考虑到这个人过去一段时间表现一直非常好，上升空间大，而他的上级乃至整个单位又一直在严查员工差错的情况下，他还会积极上报自己推测应该能很快解决的差错吗？

湖北省、武汉市的情况大致如此，武汉市近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大城市中颇为亮眼，官员们普遍在意武汉的城市形象，而中国政治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压力传导型体制，下级通常处于相对弱势和被动的地位，近年来这种状况更是得到强化。在这种背景下，除非能判定事情自己无法解决或者公布出来不会被问责，不然湖北、武汉官方自然倾向自己悄悄解决。

以上正是我和朋友们在武汉闲聊中推断出的结论，未必准确，却不能不说有这种可能性。现实社会往往高度复杂，各种因素杂糅在一起，当初湖北省、武汉市官员应对疫情或许便是如此。只是，不论怎么复杂，不论病毒当时多么未知，身为城市管理者的他们，都应该比当初做得更好。此文只是呈现出一种复杂可能，希望激起更多人来还原当时的疫情防控实情。尤其是在中国早已成功控制疫情，成为全球疫情防控榜样的当下，更要有自信去挖掘当初的真实情况，以提炼出有针对性的经验和知识。加缪说过，知识和记忆是“一场灾难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和经验”，“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今次重访武汉，在中国社会已经整体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此刻重新挖掘武汉初期防疫故事，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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